论宪法社会基本权的分类与构成

社会基本权是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别于自由权。到目前为止 ,它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和指称。依据文献研究方法 ,兼采理论与司法实务见解 ,社会基本权应进一步区分为 :经济权利、狭义的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且不同类型的权利在各国得到承认和普遍化的程度不相一致。与自由权相比 ,各种社会基本权还只停留在指导原则和宪法委托阶段 ,其司法救济程度还比较低 ,主要依赖立法裁量和行政措施     

论社会救助权国家给付义务基准之三维度量——以江苏省四个县区为例

对社会救助权国家给付义务基准的度量,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研究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其内在逻辑构成涵摄社会救助权的给付范围、给付上限和给付下限三个维度要素。其中,给付范围是从横向的视角对国家给付义务的对象、主体以及项目进行规范,可以决定社会救助权具体国家给付义务是否在场以及在场的排序问题。而给付上限和给付下限两个维度则是在给付范围科学界定的前提下,从纵向的视角对国家给付义务的给付程度进行规范,是决定社会救助权具体国家给付义务是否履行以及履行的效果问题。     

社会权国家义务的实践维度——以公租房制度为例

自2009年以来,我国多个城市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公租房建设。在转型社会,国家被期待能够积极作为,保障民众的生活利益,实现社会的安全与公平正义。从宪法学的角度看,公租房的制度实践应当以社会权的国家义务理论为基础。公租房由政府主导,具有明显的社会福利性,是我国迈向"居者有其屋"目标在法治框架内的重大社会政策安排,是社会权的国家义务在住房领域的具体体现。国外的成功经验对完善我国的公租房制度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经济法权利论纲——以社会成员权利的维度

经济法权利问题既是经济宪法问题,也是经济法基础理论和经济法部门法的重要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关于经济法权利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尚没有达到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经济法权利体系的程度。本文提出:经济法规定的权利最重要的应当是社会(或者称之为社会成员,下同)这一主体的社会经济秩序权和社会(国有)财产所有权,其权利的性质属于不同于民事权利和行政权力的社会权。     

国际刑法维度的人权思考

立足于国际刑法的维度思考人权,首先应该通过明确国际刑法的研究对象、揭示其刑事法属性以及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目标来确立研究的视角。国际刑法对人权的研究中存在的意识形态的烙印、视野的狭隘、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以及盲目的偶像崇拜等若干理论争点,应厘清人权的涵义、属性、主体以及内容等,树立人权乃是人类尊严和基本价值的理念。     

以人权看待发展

发展权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主要是因为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与误解。从将发展权界分为国际社会的主张与人权体系的重新分类来看,狭义的发展权意味着人权谱系的拓展,意味着需要以开放的方式理解人权。以人权看待发展,意味着对发展问题和人权问题的双向重新审视。     

以人权促进发展:工具性人权论

人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议题,而长久以来人权与发展在两条互不搭界的轨道上运行,人权与发展的结合能为人类增添更多福祉。人权是发展的目的,发展是为了扩展人权,这是目的性人权论。而人权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且人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因而"以人权促进发展"的工具性人权,是人权最终得以保障的最佳路径。工具性人权有着深厚的法理底蕴、现实基础和规范支撑,人权演进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工具性人权的发展史,从古代到现代、从美国到中国的实践经验无不表明人权对发展的重大作用,世界人权宪章等国际规范性文件无不论证着工具性人权的重要价值。     

以“三化”建设为核心 促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发展

今年5月17日，山东省潍坊市司法局召开了规范化人民调解委员会表彰会议，表彰了潍坊市一批规范化人民调解委员会，副市长潘强、市政协副主席王卫东出席会议。潍坊市规范化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设，推动了潍坊市人民调解工作的深入发展。近年来，潍坊市以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为契机，重新审视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思考人民调解工作的...     

论空域权:以与空间权的比较为核心

空域是航空活动的主要场域,空域权利是航空法的发展基石。然而我国对空域权利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有关空间权的研究限于物权法范畴,无法对空域权利制度的构建提供理论与制度支撑。文章研究了空域权的对象及其与物权空间的区别与联系,指出空气空间应当依据航空飞行的最低安全高度的水平面为界区分为空域及其下的物权空间。空域权与物权法意义上的空间权虽具有诸多相似性,但区别更为突出。国家对空域的所有权为宪法性所有权,由此,其权利制度应当以国家干预下的公共产品利用权为核心进行构建,不宜参照海域使用权的制度模式。     

我国社会权保障的回顾与展望——基于两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比较分析

较之于2009年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年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强化了国家对社会权保障的立法义务,推动人权保障的法治化;强调了国家对社会权的平等保护义务,促进核心社会权的实质平等;纳入了一些新的社会权保障要求,推动社会权向高层次发展.然而仍然存在对社会权救济的制度供给不足,对发展社会力量保障社会权的重视程度不够,自由权对社会权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等不足.亟需通过加强社会权保障立法,加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的制度性落实,促进社会权保障的社会力量的成长等手段完善社会权的保障.     

论文化权利的宪法保护

公民的文化权利与公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一样,都是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所必须享有的法律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事业一贯的宗旨。从宪法角度来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最主要的是应当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应当在宪法文本中明确文化权利的基本权利宪法地位,明确国家和政府在保障文化权利方面应当承担的职责或义务,加强对文化权利的平等性的保护以及应当制定文化基本法律,来保障文化权利的实现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文化多样性的主权、人权与私权分析

文化传统保护与文化发展选择是国家文化主权的基本内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权利和自由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知识产权对文化创造参与者的支持和激励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多样性公约》以主权和人权作为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基本举措,并以对艺术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作为补充措施,由此构建了一个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多元权利形态。     

公司的人权责任

除了履行对股东的法定义务外 ,现代公司还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其中首要的是人权责任。公司承担人权责任 ,具有法理上的依据 ,也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应当通过官方立法、社会引导和公司自律等措施 ,促使公司积极承担起对其员工、消费者、驻地居民的权利和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的责任     

人权基本概念的演变与人权发展历程

人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话语,同时也是一个深刻、敏感并极富争议性的论题,其中人权概念就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基本问题。现代人权概念是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人类的人权发展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人权的几个基本概念,厘清这些概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权概念本身的演变及其内涵与外延的丰富与发展过程。它们从某个角度记载了人权事业发展的曲折艰难历程和人类在人权事业上不断进步的足迹。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问题探析

我国自2001年批准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来，有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近年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可诉性的观点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立足于我国国情，从多方面完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制度，并在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进行分层分类的基础上，探索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理论和制度，将是法律制度发展的一条可行道路。     

职业安全权的价值透视

近来由于安全生产事故频繁发生,学者关于如何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安全权进行热烈的讨论,且在法律和制度上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但职业安全权的价值如何定位,以及其理论根源等问题却甚少被论及。从人权的角度看,职业安全权是对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强调,更是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要求;从社会公正视角看,只有实现劳动者的职业安全权,才能在劳资之间建立一种公平的关系。从经济发展层面上看,只有解决了职业安全权的保护问题,才有经济的效率可言。     

社会权的历史演变

社会权是与自由权同等重要的人权形式。作为应有人权和法定人权,社会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前近代出现了社会权观念的萌芽;近代出现了社会权的理论和立法实践,社会权得以初步形成;现代出现了从国内到国际的社会权广泛立法活动,社会权获得全面发展。     

西欧中世纪社会契约论的发展与繁荣——以自然权利论为视角

西欧中世纪，社会契约论从人类社会关系论发展到政治权威基础论，将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理解为唯意志论的产物，即享有自然权利的理性人的立宪合意，因而成为解释社会与政治权威起源的著名理论假说。但是，社会契约论必须以自然法、自然权利论为基础，只有基于权利天赋同时不可让渡之逻辑，统治权才能在根本上属于人民，人民才有权缔结宪法契约并监督公共权力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