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立法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私人利益的保护已经提上日程,而与此同时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共利益却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如何调度有限的司法资源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强大保护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梳理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被认为是保护公益的有效方式之一,但与国外健全的民事公诉制度相比,我国新近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仍未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考察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公诉制度的基础上,为了促进我国和谐社会之构建和进步,有必要对民事行政公诉制度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尽快建立和健全我国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设想.     

论中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法制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公益诉讼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型诉讼形态.本文界定了公益诉讼的概念,分析了中国公益诉讼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中国公益诉讼制度的设想.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之维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以诉的形式破解公益治理难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制度设计。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既有利于实现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高质量发展,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改革公共政策、完善法律制度、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证成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政治基础。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哲学意蕴。社会公共利益纠纷的频繁发生冲击了传统民事诉讼理论,“法化”不足无法满足现代型纠纷解决的需要,代表公共利益通过诉讼方式履行法律监督本职,破解现代型纠纷“法化”不足的难题为新时代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注入了诉讼法理根据。     

环境公益诉讼法律问题探析

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制度在环境法领域的典型适用。环境公益诉讼着眼于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全,提起诉讼的原告可以是与环境侵害后果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诉讼目的在于对损害环境公益行为的抑制和预防。我国当前存在着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严重缺失。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首先要在实体法上创设环境权,其次在诉讼法上放宽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原告资格,扩大可诉案件范围,同时采取减轻原告举证责任、降低诉讼费用等有效的措施加以保障。     

关于公益诉讼的几点思考——写于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

当前,危害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件频发,为有效弥补行政管理的不足,民事诉讼法中增加公益诉讼的内容有其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在实践中,较之行政管理权来说,公益诉讼只能作为行政管理的辅助和补充手段,否则,容易弱化行政管理职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对公益诉讼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其中:对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规定有较大争议,检察机关不应具有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非官方的社会团体和个人应能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范围只列举了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需作进一步全面、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在公益诉讼的费用和诉讼请求种类方面,也应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隐忧与制度完善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实现了从理论探讨到试点推行再到全面实施的积极进展.在社会舆论的一片赞誉声中,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仍面临着违法事实难认定、公共利益难衡量、调查核实权乏力、诉讼处分权模糊等现实挑战,存在试点过后案件来源堪忧、公益诉权被滥用、法律责任实现落空等实践隐忧,需要从明确案件来源、充实调查核实权、明晰调解规则、增设撤诉条件、严格责任追究等方面进一步细化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其新课题

环境公益诉讼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当下,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某些地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牵动着国家层面的立法,并导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诞生。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价值取向、公民权利意识、法律思想、司法救济手段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不完整、不彻底,存在起诉主体受限、起诉条件过严、诉讼类型单一、相关机制的衔接不明等先天不足,让它面临新的挑战。     

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众多保护环境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我国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使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具有了必要性,同时在我国具有建立该制度的法律基础、群众基础和实践基础。我国应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并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构建之路,真正确立和完善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     

行政公益诉讼的价值考量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屡有发生,这就使建立行政公益诉讼更加必要和迫切,也使行政公益诉讼的独特价值更加凸显。行政公益诉讼不仅体现法治国家的发展趋势和行政诉讼的未来走向,而且有助于弥补行政管理的不足,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并彰显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执政理念。     

我国公民个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特别是是否应当赋予公民个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我国学界存在较大分歧。但公民个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确存在着较强的现实需要,为此要敢于正视相关制度的缺失,同时要从立法模式、诉权冲突、级别管辖、诉讼费用、物质激励、援助机制、纠错机制等方面,设计我国公民个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以便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     

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则要点与制度衔接

环境公益具有易受损性,其利益代表模糊,救济机制残缺。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弥补相关法律制度缺陷、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维护社会公益的要求。本文认为: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中,应明确诉讼类型定位、起诉主体资格、起诉案件范围、举证责任承担、诉讼费用负担、损害赔偿金归属等方面的特殊规则,防范滥诉现象发生,禁止反诉和以牺牲公益为代价的和解调解,并应协调环境公益诉讼与受害人的诉讼、检察机关的公诉和抗诉、环境行政执法以及诉讼支持之间的关系。     

论环保部门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作用——起诉主体的正当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分析

环境公益诉讼可分为公众性环境公益诉讼和公共性环境公益诉讼两大基本类型,环保部门可作为原告提起旨在预防和救济对＂环境本身的损害＂的公共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从可行性看,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着国际上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具有现行的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体验。环保部门务必对其提起公益诉讼的活动进行合理限制和科学设计,譬如务必以已经履行了环境监管的法定职责为前提条件,一般应作为第二顺位原告等。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之兴起与走势——基于环境正义与环境诉讼价值进路的分析

在我国,环境污染及其造成的损害日益严重,客观上对损害救济的相关法律提出了变革与发展的要求。然而,传统环境侵权诉讼在原告资格、诉讼事由和诉讼主体——环保团体的诉讼资格方面面临诸多困境。环境公益诉讼在原告的起诉资格、诉讼标的、诉讼事由以及诉讼性质等方面,弥补了传统环境侵权诉讼的缺陷,在实现环境正义、保护环境公益、救济环境损害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时期农民诉讼意识的调查

诉讼意识是法律意识的核心,实现法治必须关注法律意识的培育。传统理论认为“无诉”在当代农民诉讼意识中居于主流地位。然而调查表明,新时期农民的诉讼法律意识较之以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农民的诉讼意识与具体的诉讼行为之间存在诸多障碍与矛盾,导致农民实际发生各种纠纷时,仍然较多地选择诉讼以外的解决方式。农村法治化进程缓慢更多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于农民法律意识落后,实现法治的重任更多地在各级政府机关身上。     

人证——我国警察出庭制度的构想

国家法治的发展必然要求更完善、完备的司法诉讼制度,规范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强化警察出庭作证的规范化,对于我国法制化进程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拟从刑事诉讼价值的角度来论述警察作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试讨论如何将我国刑事警察作证制度进行推广。     

Cost-Sharing in Civil Justice

As an economic factor affecting access to justice, the cost of justice naturally constitutes an element of judicial reform. It is the overall deconstruction of the cost of civil justice, rather than partial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confined to litigation costs, that can legitimize the sharing of court and litigation costs and clarify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costs. This first-order rule of cost-sharing is intended to establish a balance between the state’s investment of public resource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costs borne by the litigant. The second-order rule of cost-sharing center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litigation costs among litigants. This requires not only the setting up of the goal of just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litigation costs, but also the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the adjustment function of the cost mechanism in litigation and pursuit of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the justice system. The third-order cost-sharing rule should focus o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legal services marke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sharing the cost of litigation. Its success will depe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on legal regulation.     

论我国土地征收和征购法律制度的构建

保护耕地不减少以确保粮食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是我国立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着非法批地和违法占地问题,而一些经营性用地搭公共利益便车也在加速造成耕地的不当减少。理论论证与立法实践都清楚地证明:把对非法征收土地的控制只寄希望于对公共利益的明确界定上,这一良好愿望短期很难实现。因此,在完善我国现有征地法律制度的同时,应建立非公利益用地征购制度,这样既能解决商业用地的现实需要,又可以尽可能地控制耕地的不当减少。     

房产“限购令”的救济瓶颈及其突破路径

房产"限购令"作为政府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秩序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确保相对人享有完善的救济体系,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现行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途径存在瓶颈,通过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等若干路径,可以有效突破上述瓶颈。     

公众舆论、市民社会与法治

公众舆论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它作为市民社会民主权利表达的最基本方式,发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基础。它还是权力制约机制的核心,通过舆论监督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从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实现。然而它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产生了异化,丧失了对公权力的制约功能。因此,我国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在保证公众舆论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这种异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