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悟道 守理衷情”的文化意义(下)——四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作者以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实践着警幻仙姑的嘱咐:"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以此警醒世人,从而起到补天的作用。《红楼梦》坚持"以情悟道",以情传道,是有志于道而又不得其位即"有命无运"的明清知识分子用小说批评朝政,教化民众而创作出的最为艳丽的文学奇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自己迥异于西方的伦理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尚礼"精神追求。道与非道、义与非义、礼与非礼,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矛盾冲突的主线。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王道社会,不仅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张,也是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模式。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中国知识阶层乃至广大民众一致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孔夫子在面对周王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时,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同样,《红楼梦》作者面对满清的黑暗与腐败,提出了"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为社会改革的出路。这就是中华文化尚礼精神在中国文学中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以情悟道 守理衷情——《红楼梦》主旨新探

"以情悟道,守理衷情"原出自甲戌本《胭脂斋重评石头记》第五回警幻仙姑之口。《红楼梦》的主旨乃"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者旨在借石头"历经离合悲欢"的情感历程,展示"炎凉世态",表达自己"无才补天"(即不得其位)却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的伟大情怀,这就是"以情悟道";"守理衷情"则是作家对自己所悟之道的直接阐释。"守理衷情",以理范情,以情维理;理在情中,情在理中,乃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守理衷情"是对经历了宋明两代重理与重情两种极端的冲击之后的孔子儒学所做的智慧的调和。     

"道"的文学与文学的"道" ——"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之二(上)

中国古代文学无论个人抒情言志,还是对群体社会关怀,其优秀之作都是"载道""弘道"之作。中国古代文学所载之"道"与礼"义"同。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始于孔子修《春秋》。自春秋时起礼之义先后以经史和文学形式在民间传播。历经坎坷而又矢志于道的知识分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修《春秋》的文以载道精神,创造出深受民众欢迎并对民众产生深远影响的小说典范作品。中国古代文化出现"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历史新趋势。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对解决当代新媒体文学市场化庸俗化泡沫化倾向意义重大。     

"道"的文学与文学的"道" ——"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之二(下)

中国古代文学无论个人抒情言志,还是对群体社会关怀,其优秀之作都是"载道""弘道"之作。中国古代文学所载之"道"与礼"义"同。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始于孔子修《春秋》。自春秋时起礼之义先后以经史和文学形式在民间传播。历经坎坷而又矢志于道的知识分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修《春秋》的文以载道精神,创造出深受民众欢迎并对民众产生深远影响的小说典范作品。中国古代文化出现"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历史新趋势。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对解决当代新媒体文学市场化庸俗化泡沫化倾向意义重大。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早期道家著作中的“礼”与“理”

"礼"、"理"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持续数千年的话题。早期道家著作《老子》《庄子》中二字的用法,为二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系定下了基调。"礼"字已见于甲骨文,从春秋时期开始,"礼"被逐渐赋予了形而上的阐释。"理"字则罕见于战国以前的文字资料,直到战国中期,对"理"的理论化改造才展开。《老子》无"理"字。《老子》中的"礼"和"义"被分开,"礼"仅指外在仪式,属"下德"之末,距"道"最远。《庄子》继承了《老子》中"礼"字的用法,并沿着《老子》重视"礼"之内在情质的思路,抨击儒家拘守的"世俗之礼",主张安于"性命之情"。《庄子》引入了"理"概念,作为儒家式"礼"概念的对立面和替代品。《庄子》的"理"概念补足了老子"道"论缺环,从此"理"和"道"遂成为不同学派广泛采用的一对理论概念,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回响。     

从“替天行道”到“以情悟道”——二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的作者,同样是一位"不得其位而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有命无运"是作者对甄英莲的同情,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叹息。《红楼梦》的主旨是"以情悟道",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旨在借石头的爱情与生活经历,表达自己"不得其位却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的伟大情怀"。然而,时代变了。《红楼梦》的时代与孔子的时代不同,与施耐庵的时代亦有所不同。这种改变反映到《红楼梦》中表现为作者把"怀才不遇"的愤懑变成了"无才补天"的自嘲,把"替天行道"的呐喊变成了"以情悟道"的警世。从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思潮、科举制度、文学潮流以及满清政府的文化专制——文字狱等几个方面来看,这种改变反映着时代发展的必然。     

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中的重情思潮

心学主张良知"彻上彻下",反对割裂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在心学学者看来,情与性处于为物不二的状态,故情具有浓厚的心性学价值,真情即至性。王学所言的本心是万理毕具、虚以应万物的至善本体,恶是心体迷失本来面目也就是不真的后果,真与善在心学中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情恰具有真挚无伪、直入人心的特征,因此,便具有了重要的心性学价值,情深便可体道,也唯有情深方可体道。因此,受心学影响,晚明文学中的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真情即理本身。晚明文学中的情与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情在审美形态上有所区别:它肯定情感的强烈,并将其视为"真"的必然后果。晚明的情对"理"还具有推动作用,晚明文人关注形而下的人情日用,主张因情制礼,将人情、人欲之大同视为理的基础与准则,拒绝礼的僵化与异化,从而赋予理以周流变动、与时俱进之义。     

中国古代怨情说的美学内涵与文化特征

怨情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观念。怨情说出自儒家文论,因此同西方文论相比较,怨情说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的特征,是中国特有的"礼"文化及其美学的产物。但同正统的儒家文论相比,怨情说又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美学内涵。怨情说比较淡化理性对感情的控制作用,强调文学应给予感情必要的宣泄渠道。怨情说对中国历代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影响。     

我国古代情感观念的演变

情与礼(理)构成社会发展的内在张力之一:长期经历礼(理)的束缚后,人们就会普遍渴求情的解放;而经历一段时间情的泛滥,危及社会秩序,势必要求重新确立礼(理)的统治。从这一维度看,中国古代文化史呈现出多个发展演变的圆圈,有清楚的脉络可循。由于我国古代社会偏重理性,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情感观念总体上表现出逐渐开放态势。     

红楼诗学渊源论——兼论《红楼梦》对明清诸家诗论的接受

《红楼梦》中有不少关于诗词创作和诗学理论主张的讨论,这种讨论融入了小说的血脉,成为了小说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红楼梦》所构建的诗学思想体系深受当时所流行的明清诸家诗论的影响。一方面,《红楼梦》对明清诸家诗论的接受与传承,构成了观点鲜明的红楼诗学;另一方面,《红楼梦》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明清诸家诗论进行批评与改造。总的来说,这种接受或批评是客观而辩证的,也是符合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实际的。     

从“黄粱梦”到“红楼梦”——论《红楼梦》的幻化时空与叙事结构

《红楼梦》中的五个重要梦幻与“黄粱梦”有着深切的历史渊源。“黄梁梦”最早见于《列子》,经过唐传奇、元戏曲、明代拟话本小说和清代笔记小说的发展和演化,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哲学内涵。曹雪芹将“黄粱梦”纳入到《红楼梦》的叙事中,在黄粱梦的基础上进行巨大转换,使《红楼梦》形成了独特的幻化时空和天人合一的宏伟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体现着曹雪芹深刻的哲学观。     

《红楼梦》历史文化精神论纲

作为红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关于《红楼梦》精神主题的争论,二百余年以来从未间断。在不断进步的时代光华映照之下,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外文化的比较之中,《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将继续为红学研究提供诠释空间与意义场域。然而从根本上讲,这部"家传"、"国史"、"拟《春秋》"三位一体的"今古未有之奇书",乃是华夏民族历史文化之文本象征;以"三科九旨"为理论支柱的《春秋》大义,已然成为《红楼梦》全书之精神主旨。如果说文明与野蛮、繁华与衰落、入世与出世,是其三个相互关联的历史文化主题,向往天下化成,期望万世太平,关注现实人生,则是其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     

论《红楼梦》中托梦情节

梦作为一种意象或者表现形式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红楼梦》中也有较多的梦境描写,主要有生者之梦和 逝者之梦。《红楼梦》中托梦情节数量虽少,却有着深刻的文本内涵。用托梦来建构故事情节以及表现人物之间的关系,预示封 建家族的兴衰,宝黛钗等人人生爱情理想的破灭,从而向读者传达出其虚无空幻的思想。     

从翻译美学角度浅谈《红楼梦》中诗歌的英译

《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具有许多独特艺术特色的诗歌。与一般诗歌的特性有所不同,《红楼梦》中的诗歌兼备形美、意美、音美,堪称我国文化艺术的瑰宝。本文主要从翻译美学视角出发,对《红楼梦》中的诗歌英译进行探讨,旨在说明进行诗歌翻译时既要对原文信息转化的表现形式进行恰当处理,又要使译文具备与原文相同效果的阅读美感。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红学学科架构

学科体系之重建，是“红学”与现代学术接轨并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前提条件。如果说“红学”是独立于文、史、哲等人文基础学科之外的“一级学科”，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这门中华固有专学，至少应包括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作者及其家世研究、版本文献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史、红楼文化、翻译与比较研究、海外红学研究八个“二级学科”。     

论《红楼梦》的“大旨”与“本旨”

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必然意味深长,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因而正确把握作品的深层底蕴,就显得很重要。《红楼梦》"两旨"并驾齐驱,灵性与佛性应是作品的根本底蕴,抓住了这两点,才能真正走进作品,走近作家。     

《红楼梦》中社交指示语的英译

文章简要介绍了指示语和社交指示语,对《红楼梦》中大量能体现汉民族语言文化特色的社交指示语进行大致的分类,并从它的两个全译本中挑选了典型的译例进行对比分析,试图从语境动态顺应视角探讨其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