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世界意義

歷史地看,中西兩大哲學傳統彼此相遇,無疑是哲學史中的重要現象。中國哲學從先秦開始,其衍化過程中便一直包含哲學之爲哲學的普遍品格,“性與天道”這一中國哲學的論題所涉及,也就是何爲世界、如何理解世界以及何爲人、如何理解人等哲學的根本問題。當然,相關問題展開和探索要成爲現代學術共同體中討論的對象,其表述方式、概念運用、命題推論,等等,都需要經過轉换以取得現代形態。在中國哲學的具體研究方面,既需要關注哲學家,也應當分析相關的哲學論題。即使以中國哲學爲主題,也可以放在世界範圍之内去討論。從世界哲學的視域考察哲學問題,同時需要關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哲學的當代衍化中,馬克思主義已逐漸成爲中國哲學不能忽視的方面。就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發展而言,在中國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離不開中國文化的背景,后者同時意味着這種考察與中國思想傳統的溝通。     

歷史上的中國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需要瞭解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國情,不僅是中國的現狀,也包括現狀所由發展而來的歷史,因此需要瞭解歷史上的中國. 瞭解歷史上的中國,有許多途徑,其中之一,是從整體上,從歷史發展的全過程的角度,看看中國在歷史上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屬於中國所特有的現象.或者説,與其他國家的歷史相比較,歷史上的中國有些什么樣的特色.     

中國歷史電影的史觀變遷

歷史觀及其對愿創作觀念在中國電影的歷史叙事中是一個實踐、位移、演進和嬗變的過程。早期歷史電影受正统史觀和英雄史视的影響;"十七年"雹影的歷史叙事贯穿着人民史觀和革命史觀;新時期之後不再是鐵板一瑰、步調一致,而是出现了分層和多維方向的拓展;二十一世紀後趨向於現代性史觀。     

論中國歷史上的年號

一論年號 "年號"是中國歷史上紀述年代的一種特有標識.它經常隨着新的元年而變换,所以也稱"元號".於是把建立年號稱爲"建元",改换年號稱爲"改元",而記述年號的書也多以紀元爲名,如<紀元編>、<紀元通考>、<紀元要略>等. "元"在古代典籍和傳統認識上都有重要的地位.<易·乾文言>和<春秋>中都很重視"元".因此建元也就成爲中國歷史上的大事,而在史籍中多有此一筆.     

宋代書院的典範意義

中國書院成型於兩宋時期,凝聚并體現出中華文明的雙重典範意義。其一,書院精神的典範意義,宋代士大夫熱衷於創辦和講學書院,是希望復興早期儒家的師道精神,而現代學界稱道的所謂書院精神,其實就是宋儒在書院復興的師道精神。其二,書院制度的典範意義,宋代書院制度繼承弘揚了中國悠久的教育傳統,故而兼容了先秦私學的諸子争鳴、兩漢精舍太學的研讀經典、魏晋竹林的玄學清談、隋唐寺院的佛學禪修,宋以前的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的歷史經驗,都對宋代書院制度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所以,作爲中華文明的典範的宋代書院,是中華民族長期積累的教育成果。     

朱熹以理釋仁的路徑和意義

周公完成的禮樂制度是儒教文明的基礎,孔子創建的仁學則是儒學的早期思想形態,而朱熹以理釋仁則是儒家哲學的成熟形態。可見,儒家思想的建立經歷了三個階段:禮(周公)—仁(孔子)—理(朱熹)。朱熹的經典詮釋是通過建立、詮釋《四書》來完成的,他將《四書》中的禮、仁均以一個"理"來概括,故而將其仁提升、發展爲一個理性的、普遍性同時具有形而上意義的哲學範疇。朱熹以理釋仁,推動了仁學的哲學發展,使仁愛情感理性化、仁義原則普遍化、仁道觀念形上化,最終推動了仁的本體論建構。從價值體系來説,仁并没有發生重要變化,但是宋儒將這一套價值體系奠定在堅實的形而上學的基礎之上。     

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     

讓歷史寫作照亮中國的啓蒙運動 “五四”百年的歷史反思

五四百年之際,本文以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典範性的歷史研究與著述爲主綫,試圖通過對學者視野裏的多元而複雜的五四形象與歷史書寫的重訪,來探究這一場中國式的啓蒙運動的歷史動力、思想資源、基本議題與文化及政治後果,進而在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反傳統與家族主義等多重視角裏激活中國早期啓蒙運動的潜能與願力,來爲重新理解與闡釋五四提供更爲有效而深入的路徑。     

歷史的轉向 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歷史的轉向"并非單純回歸到十九世紀的"歷史主義",蓋"歷史主義"所强調的"發展性"(development)和"獨特性"(individuality),在後現代的氛圍,兩者均需再經審慎的檢驗。而除却唤醒"歷史的真實性"(historicity),"歷史的轉向"需要對以往的史學進行一連串的反思。"反思"的對象包括上至國家、民族、社會、階級等客體,下抵學者自我的省察,甚至觸及時間(time)、空間(space)、時序(temporality)的範疇。這些概念往昔均被視爲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分析單元,但只要梳理其底蘊,却都是特定時空情境所造成,是故得予重新解析,考鏡其源流。簡而言之,試以"過去"、"現在"、"未來"三者的關係,來界定"史學"的性質。傳統、近代及當代史學各自呈現不同特色:"傳統史學"旨在鑑古知今,乃由"過去"凝視"現在";而"近代史學"着重以今觀古,則由"現在"投射(回溯)"過去";晚近的"當代史學"却反其道,擬由"未來"定位"現在"與"過去"。     

第三隻眼睛看中國歷史——評《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一 1998年8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史衛民等譯,陳高華等審校),是《劍橋中國史》的第6卷,此書英文原名是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于1994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直譯為《异族王朝與邊疆國家》,譯者按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翻譯《劍橋中國史》的通例,將中譯本的書名改題為《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錢穆與中西思想文化比较——“歷史主義”論釋

1995年8月,在臺北市立圖書館舉辦的錢穆先生百年冥臺紀念專题講演《錢穆师與思想文化史學》裏,我提到錢師學術業績中最重要的是他對思想文化--尤其是中華思想文化的精粹特色及其在人類文化史中的定位--的探究。事過八年,我希望值此機會,對這個命题再作反思,并補充一些論點。     

在全球史潮流中國別史還有意義嗎

一 去年(2011)春天到美國,先是與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研究南美的教授Jeremy Adelman見面,他談到他們集體撰寫的全球史教科書Worlds together worlds apart:A history of the world:from the beginnings of Humankind to the present.     

常與變:以五大變局重建中國歷史宏大叙事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儒家經典體系嬗變及其當代意義

作爲中華元典的儒家經書,在歷史上有一個逐漸結集的過程,從早期舊史階段的“詩書禮樂”,到孔子整理後的“六經”,再到後期儒家研習的“十三經”,呈現出不斷擴充和最後定型的狀態.     

霍韜晦先生創辦法住事業的意義

正一歷史定位首先,我要對霍韜晦先生在香港創辦的法住事業,在現代中國儒學發展史上,如何定位的問題,表達一點個人的看法。1996年7月,我在臺北中硏院文哲所召開的儒學與現代世界國際硏討會上,所提《孔子成德之學及其前景》一文,其中有下面一段話:這一學派依照所謂後牟宗三時期的發展趨勢來看,似乎已很難再回到傳統儒家的原來軌迹上去了。就個别學者而言,他當然可以順着知性探求之路一直走下去,但就儒家整體的發展而言,借用朱熹的比喻,終必陷入一輪轉,     

宋元以來市井間官名濫稱風習的歷史文化意蘊

宋元以來,通俗小說、戲曲及文人筆記常愛涉筆市井細民的生活領域,從中擷取形形色色的街談巷語。這些街談巷語雖屬芻荛之言,但卻往往展現了濃厚的市井風隋,可使人由此窺測市井細民精神世界的某一側面。比如稱謂,即是如此。本來,人與人之間交往,由于身份、地位、職業等不同,彼此之間稱謂自亦各异,但市井細     

熱情與智慧:從《世說新語》看晋人清談的歷史風貌

清談是我國中古時期的重要文化现象。從一定意義上看,一部魏晋史就是一部清談史。清談是魏晋知識分子留给我們的重要文化遣產,具有重要的人文價值和思想意義。所謂"魏晋清談",指的是魏晋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爲主要内容,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説論辩爲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清談是世族文化的產物,士人的風流與個性由此表現得淋灕盡致。清談是精神自由的產物,也是精神自由之時代的重要精神現象。晋人在清談方面花費大量時間,實際上是爲了充分體味清談的美好境界,同時也是爲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實,因爲增加了生命的密度,也就等於延績了生命的長度。而生命的熱情與思想的智慧,正是魏晋清談的本質特徵。     

从中国历史地理认识郑和航海的意义

从明朝永乐永乐三年(1405年）起，由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进行了人类历史亡空前规模的七次航海，历时28年，遍及亚洲和东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已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外界的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石頭記”的意義《紅樓夢》諸書名之研究

讀過《紅樓夢》的人,都該知道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石頭記》,但是對其它的幾個名字就有些陌生.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有凡例說道: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極[多] [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鑒,是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睛矣.     

“文”在“事”“義”之間 試論傳統中國的“真實觀”

"真實觀"是有關"真實"的觀念,它决定着"表達"與"客觀發生"的符合程度。傳統中國所持的"道德至上的真實觀"的最高追求不是"符合客觀發生",而是"符合道德",它允許并鼓勵爲道德的目的對"客觀發生"進行選擇性、解釋性的表達。史學的"實録"傳統也在此真實觀的籠罩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