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诽谤死者诽谤罪的成立

诽谤死者的行为能否成立诽谤罪,各国立法不一,我国学界亦意见纷纭,分别有肯定、否定、折衷三种学说。笔者认为,诽谤死者能成立诽谤罪。首先,自然人死后其名誉权得在一定时期内存续;从犯罪客体上讲,诽谤死者的行为侵害死者名誉权、死者亲属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应当成立诽谤罪。此外,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将诽谤死者的行为纳入我国《刑法》第246条诽谤罪的范畴,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侮辱罪与诽谤罪竞合之处断解析

一、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原则之释义 想象竞合犯即想象的数罪、观念的竞合,是指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不同罪名的犯罪形态。按照刑法学界通说,想象竞合犯属实质的一罪,其处断原则是从一重罪处断。而对“从一重罪处断”的主流理解是,以法定刑的轻重为标准进行比较,即根据数罪法定刑的轻重来确定哪一个是重罪,然后再在这一重罪的法定刑幅度内判处刑罚。     

中国古代九大皇帝的治国之道

皇帝,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是政教合一的领袖。皇帝拥有法律制定权,行政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皇帝”这个名称,在中国,是秦始皇最先确定,也是他最先使用的。皇帝,取“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之意。     

歪理邪说与中国古代社会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由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认识能力所限，歪理邪说成为统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由于歪理邪说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在古代社会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要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制造、散布歪理邪说，甚至农民起义中的一些组织者也都曾利用歪理邪说发动、组织群众达到推翻政权的目的。因此，从我国古代社会歪理邪说的发展可以看出社会变革时期是歪理邪说生成的客观条件，而政治需要则是一切歪理邪说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论中国古代家族法的发展脉络及其重要内容

家族法是古代中国宗法制度发展的产物,作为封建国家法律的重要补充,起着管理宗族、辅助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家族法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起源于宗法浓厚的奴隶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家族法的雏形,隋唐以后至清代逐步成熟直至完备.家族法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封建伦常秩序、财产关系、婚姻继承、祭祀、族谱及惩罚等.     

论中国古代家族法的发展脉络及其重要内容

家族法是古代中国宗法制度发展的产物,作为封建国家法律的重要补充,起着管理宗族、辅助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家族法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起源于宗法浓厚的奴隶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家族法的雏形,隋唐以后至清代逐步成熟直至完备。家族法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封建伦常秩序、财产关系、婚姻继承、祭祀、族谱及惩罚等。     

魏国徙都大梁时间考辨

战国时期魏惠王曾经将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这是战国中期魏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是自汉、唐以来，对魏国徙都大梁的时间，学术界一直争论很大，悬而未定。此文认为准确时间应在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5年）。     

李益首次从军时间地点考辨

本文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李益首次从军时间和地点的错误认识,认为其首次从军时间应在大历九年至大历十二年间,而非建中初;地点在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军中,而非邠宁节度使韩游瑰、凤翔节度使邢君牙或渭北节度使臧希让军中.     

杨谭任桂州刺史时间考辨

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据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将之定于肃宗上元元年（760）,仅此一年。然而综合杨谭《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贼露布》及新旧《唐书》等有关材料来看,杨谭出任桂州刺史应在至德二载（757）,离任应在上元二年（761）四月后,首尾共有五年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所定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以及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显然都把时间范围定得太窄了。     

中国古代“治世”之政治成因及其现实价值

在中国封建社会 ,曾出现了几段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治世”时期。从政治方面来分析 ,这是跟当时统治阶级采取为官择人 ,注重吏治 ;改革法制 ,取信于民 ;减轻刑律 ,缓和矛盾 ;广开言路 ,虚心纳谏等政策分不开的。目前 ,我们应以史为鉴 ,从历代“治世”中汲取积极合理的因素 ,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健全和完善法制、努力提高民众的参政程度等方面入手 ,以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我国村规民约的功能与法治考量

村规民约是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中大量存在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制度。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村规民约应当在有法可依的范围内严格遵守法律，可以在无法可依的空白区作出合理规定，还必须建立对村规民约合法性的监督审查机制。     

试论中国古代固有民法的开放性体系

近年来法律史研究中对正律以外的大量史料的考证足以说明:既然中国古代曾有辉煌的国际和国内贸易是不争的事实,且调整这些社会关系的大量的行为规则和裁判规则的存在亦不容置疑,那么,只要转换思路,从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渊源的角度来看问题,就不但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固有民法的实在体系,而且能够概括出其特有的调整模式。这无疑对目前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探封建时期中国与西欧城市在功能上的差异

在封建时期,中国与西欧的城市在功能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在经济方面,中国的城市经济由政府王导,官营经济占主体地位,其功能基本上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奢侈消费品,城市通过征收封建地租、赋税等方式对农村进行剥削.西欧的城市经济则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它不仅为封建主提供奢侈品,同时也为一般市民和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城市通过商品渗透的方式从农村榨取财富.在政治方面,中国的城市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堡垒,是对广大农村进行统治的据点,是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西欧的城市则不断进行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破坏封建庄园经济,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浅议我国古代礼法制度

“礼治”在中国古代传统统治中，起着传统法的重要作用。从其萌芽直至最终鼎盛，礼与当时的制定法始终相形相随，甚而具有超乎制定法之功效。在此对其予以研究，以鉴照于现代法制文明。     

弹性驱动陀螺仪的启动时间

论述了弹性驱动陀螺仪的结构特点和工作是采用分治法对其关键元件发条的力矩以及陀螺转子的转速，启动时间进行了分析和计算，并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弹性驱动陀螺你是一种快速启动的陀螺仪，启动时间只有几十毫秒。     

我国古代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溯及力在我国古代法律文献中多有记载，随着历代刑事政策以及立法指导思想的变化，历史上各朝代对刑法溯及力规定各有不同。唐朝刑律立法成熟，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从法律制度史角度来看，当是现代刑法溯及力制度的渊源。     

试论我国古代的"天帝"形象

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一个至上神崇拜,文字出现前其名字无考,商称帝,西周时期称天,东周时期太一和帝俊混称,两汉时期多称为太一。蹲踞姿态和揽撮阴阳是其形象的基本特征。他的形象最早出现在距今约5 300年~4 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经商周而抵两汉,演变序列清晰。这种变化是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变化的反映。     

唐律杀人罪研究

《唐律》中就杀人罪共规定了6种具体罪名,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唐律》在客观方面有以身份定罪处刑、特别的行为方式会构成特别的犯罪两个特点;在主观方面则表现出复杂的主观罪过相互交织、存在大量推定主观罪过的立法例等特点。《唐律》虽然蕴含着浓厚的封建血缘主义思想,但仍然始终贯彻了罪刑相适应的刑罚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