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述时空看哈代小说人物的“漂泊”

哈代小说中人物居无定所,心灵也一直游离在反抗与顺从之间,是＂漂泊＂中的小人物。哈代巧妙地运用时间和空间,使人物的＂漂泊＂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从而增强了人物漂泊的悲剧性。因此,从叙述时空的角度来解读哈代小说中人物的＂漂泊＂,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哈代小说。     

一种描写:当代小说中嬗进的“情与性”

当代文学中,小说的"情与性"的描写是嬗进的。有情爱无性爱的十七年小说,冲破禁欲主义的"文革"的蕃篱后,从半遮半掩到一览无余的描写。这些描写表现出的对欲望的顶礼膜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文化从保守走向进取的一个信号。     

注意总结“结构规律”,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在汽车新结构不断涌现的今天,职业院校的汽车类专业如果仅重视培养学生＂现实的技术能力＂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能使学生通过对有限机型的拆解分析总结出＂结构规律＂,进而在实践中运用这些＂规律＂,在不解体汽车的情况下,通过对陌生机型的外部观察,分析出其内部结构,做到＂观外而知内＂,对学生技术上的长远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十年一梦叹倚天,顾盼君心思侬情——浅析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情爱世界

《倚天屠龙记》是金庸小说从写英雄到写普通人的一大风格转变,作者将人物的情爱与义理放到一个矛盾冲突的环境中来推动情节发展,用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个人与家庭、社会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是个人内心的挣扎、取舍种种矛盾冲突来体现的当代情爱价值观,义理观。同时揭示出在当今社会中＂,义＂应褪去一些英雄色彩和利益化,融合到＂情＂,符合现代生活理念。     

唐代小说中鬼魂信仰的人情化

民间信仰的要素在小说诞生的源头就已＂注入＂了小说文体本身,这也决定了小说与民间信仰的必然遇合。小说的言说性特点和民间信仰的口头传播是二者相遇的前提,小说的追求宣奇效果和民间信仰中的神鬼怪故事也正因此一拍即合。唐代民间信仰中的鬼魂信仰承载并推动了具有重情特色的唐小说发展的步伐,唐代＂鬼故事＂借鬼魂信仰之外壳,着重表现了唐代青年人不被接受的爱情,具有时代进步色彩。     

飘逝与渐悟——评《占有》中的两段爱情

A．S．拜厄特在小说《占有》中讲述了两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其一为百年前维多利亚时期的男、女诗人艾什和拉摩特“飘逝”的爱情悲剧；其二为当代英国男、女学者罗兰和莫德“渐悟”的爱情喜剧。它们在小说中交叉前行，构成了小说的叙述主线。艾什、拉摩特的爱情是罗兰、莫德爱情成功的主要推动力量。两段爱情故事虽相隔百年历史，但都生动地阐释了爱情的伟大和不可或缺性，其主人公在爱情追求和对待爱情的态度等方面都表现出相似和不同之处。     

“三位一体”：《在异乡》之立体审美解读

＂表意性＂和＂音乐性＂是黑人小说的鲜明族裔特色,是黑人文学重要的文化基质,而比喻性语言是黑人文学的表意策略。拉尔夫.艾立森的短篇小说《在异乡》中积极修辞的广泛使用成为小说的主要表意手段,而音乐背景在小说主人公感情的跌宕起伏中推波助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小说标题的多维阐释空间与文本语言的＂表意性＂和＂音乐性＂有机结合,成为水乳交融的整体,使小说主题思想得以升华,表现了主人公在＂情感的故乡＂和＂心灵的异乡＂之间求索的心路历程,彰显了黑人小说独特的美学机制。     

从《挪威的森林》和《海边的卡夫卡》看村上春树小说中的青春书写

以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和《海边的卡夫卡》这两部诞生于不同时代的小说为例,剖析二战后日本＂垮掉的一代＂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深入探索其对爱情、性、生命的态度、认识及艰难的自我救赎和成长,并与小说写作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紧密联系,进一步探析其精神和思想根源,从而揭示村上春树小说的青春书写在表现青少年生活和成长方面的典型性和深刻性。     

论《呼啸山庄》的复仇根源

十九世纪英国天才女作家艾米莉.博朗特创作的《呼啸山庄》被誉为＂最奇特的小说＂,是一部关于爱情与复仇的故事,讲述了英国大工业动荡时代人性的冻结与复苏。文章结合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主人公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的性格特征,进而归纳出小说的主线——复仇的根源,从而有助于读者加深对这部杰作的理解。     

试论李佩甫笔下的反叛一族

李佩甫的小说在继承批判“国民性”传统的同时 ,也重在发掘乡土民间本身以藏污纳垢形态表现出来的反抗内容。在他的小说里主要出现了三种类型的反抗者。尽管有种种局限 ,但他们在反叛过程中所体现的、未曾被这块土地性格驯服的桀骜之气 ,始终是值得我们赞美的 ,也是探索民间现代出路的根本所在。     

四面环敌：鲁迅小说的角色模式

五四时期,孤独的鲁迅以多篇小说反抗孤独,从而形成了四面环敌的角色模式：孤独的主人公以孤独的方式反抗孤独,没有一个助手和支持者,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都充当了对象和对头的角色功能,成为主人公悲剧的助推器。这种四面环敌的小说角色模式,既表现出鲁迅强烈的现实孤独感和反抗孤独的顽强欲望,同时也表现出一个启蒙者无奈的悲剧情怀。     

从《醉花阴》到《声声慢》

李清照有显赫的身世,有良好的文化教养,有美满的爱情婚姻,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爱国情怀,也有享受爱情享受生活的逸致情怀。可是,大致以＂靖康之难＂为界,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在她的词作中,体现在她前后期风格等的微妙变化上。那就是虽然都写愁情,但前期写的是＂蜜甜的忧愁＂,后期写的是＂人生暮年的铭心刻骨之愁＂。     

情的失落与颓废——从池莉的《不谈爱情》和谌容的《懒得离婚》两部作品来看八十年代中后期小说创作中性爱话语变奏的特征

随着池莉的《不谈爱情》和谌容的《懒得离婚》等作品在1985年前后的陆续出现,爱情这个昔日光彩夺目的小天使开始逐步退出了文学的伊甸园,取而代之的是情爱、性爱话语文学的陡然崛起。爱与欲、情与性却被活生生地割裂开来,一面是对爱情的怀疑和解构,一面是对性与欲的认同和放纵。这就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小说创作中性爱话语变奏最显著的特征。     

鲁迅果戈理笔下狂人形象比较论

本文通过狂人形象诞生、狂人特点和狂人形象意义三方面来比较研究,具体分析两篇《狂人日记》,虽然鲁迅在体裁、故事情节发展等方面都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但是,由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只是简单地通过＂狂人＂的遭遇表现当时沙俄社会的腐朽和丑恶,因此没有鲁迅运用象征的手法在其作品中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仁义道德＂概括为＂吃人＂以及对＂吃人者＂遍布在社会各处的认识等内容＂忧愤深广＂,更兼之鲁迅是站在启蒙人的角度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彻底否定并表现出复杂的内涵,这更使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与之相比而显得缺乏那种磅礴大气和厚重感。我们在相通之中寻不同之处,进一步探求鲁迅和果戈理《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思想意义。     

论余华长篇小说的复调叙事——以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文本为个案分析

当代作家余华在三部长篇小说创作中,通过复调叙事独特的表现方式,使得小说获得了复杂、独具表现力的审美意味.叙事的复调性在小说文本中呈现出双重结构显在性复调叙事与潜隐性复调叙事.这种对话结构还原出文学创作最本真的文学世界,推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深化了思想体系.它源于余华精神世界中的强烈的否定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使得小说叙事拥有广阔而丰厚的空间和意蕴.     

爱情存在的深度勘探——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一般认为,性与政治是当代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两大主题。实际上这两者正是昆德拉小说创作意图的起点:由性引出个体情感行为的缺失,由政治引出群体社会行为的缺失。而生命正横亘在性与政治的往返地带,因而这两种缺失恰巧又构成了生命的缺失。昆德拉通过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下简称《生命》)所需说明的是:假如生命没有多少重量的话,爱情也无能为力,从而对爱情的存在质量进行勘     

话语讲述与叙述姿态：“十七年”文学的归属差异与分歧——从《新文艺大系》、《新文学大系》的小说篇目编选谈起

《中国新文艺大系》与《中国新文学大系》在＂十七年文学＂的小说篇目编选上,表现了编选者不同的精神背景对同一段文学的不同讲述,以及编选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的规训,在＂谁＂的＂十七年文学＂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归属的差异与分歧。我们应该以客观的目光去正视这段历史,靠近这段真实存在过的文学,最真实地还原这段文学的历史,从而给予＂十七年文学＂以更准确、更真实的文学史定位。     

对于霍桑小说《红字》中象征手法的运用的思考

《红字》,一部关于爱情、清教、复仇的美国经典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无疑是文学史上的一大巨作。小说的主题是＂罪恶＂。它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净化＂心灵的历程。通过自己的善行和努力,主人公改变了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甚至将原来耻辱的、表示＂通奸＂的标志＂A＂字,变成了德行的象征,赢得人们的尊敬。在他的小说中,霍桑让各人物自由自在地扮演各自的角色。而这些人物又在＂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用最生动的形式演绎了人世的种种,于是形成了他文学手法最显著的写作特征,即是对象征手法的运用,并由此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与共鸣。在此小说中,不同事物也有着其各自的象征意义,这些都是霍桑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具体表现。也正是由于对此象征手法的运用,《红字》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之一。《红字》为美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霍桑在世界文学殿堂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受众研究理念的转变

拉斯韦尔在＂五个W＂模式中提出了受众研究问题,早期＂枪弹论＂的受众观以传者为中心,视受众为被动接受对象,认为精英可以通过大众媒介对大众进行操纵和控制。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一些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众传播对受众的影响复杂而有限,提出以＂受众的需要＂为中心,把受众看做信息产品的＂消费者＂,然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这种受众观具有虚假性,实际上仍是以＂受众为中心＂幌子下的＂传者本位＂。随着＂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提出,在传者与受众这一矛盾体中,受众也被看做＂具有特殊需求的主体＂,传播不再是＂主体—客体＂结构的思维。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把受众研究的理念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不仅传播者在传播信息时遵循法则,受众的解读也遵循法则。认为受众是一群积极的＂解读者＂,而这一解读并不总是朝向传播者的原意的。从＂枪弹论＂到＂作为市场的受众＂到＂使用与满足＂理论再到文化学派的＂生产性受众＂,传播学受众研究的理念经历着受众从客体到主体,从被动到主动的一个渐进式的转变。     

论阎连科小说的存在主义意蕴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之一,并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存在是痛苦的,人会不择手段地寻求生存,反抗和死亡是人摆脱困境的两种途径。阎连科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存在主义的思想特征,表现出了对人类,尤其是对农民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论文从存在与苦难的荒诞性、人的自由选择、反抗与死亡几个方面分别论述了阎连科小说的存在主义意蕴,并指出了其存在主义表达的本土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