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研究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的相关问题引起政府、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从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概念和体系入手,结合四川省凉 山州调研情况构建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运行机制,通过分析其运行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影响其各个子系统的运行因素,得出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能促进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村产业发展,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助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结论。     

论精准扶贫中的“思想扶贫”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实践中部分农民呈现出的消极脱贫现象,也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精准扶贫必须重视思想扶贫。思想扶贫就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祛除"贫困文化"对贫困农民的制约和束缚,改变贫困农民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贫困农民积极脱贫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帮助贫困农民而不是代替他们脱贫。思想扶贫应当注重"循序渐进"和"润物无声",应该在厘清思想扶贫目标人群的前提下,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同时,作为思想扶贫的主体,帮扶干部应该在精准扶贫中正确认识思想扶贫,持之以恒地打好这场攻坚战。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精准扶贫“协同创新”的依托平台及工作思路研究——基于“社会互构论”视角

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新时期的扶贫思想、理论和战略,从其内涵特征及工作实践上看,都集中体现了协作攻关的特点。协作攻关实质是要各参与主体、力量、资源等协同创新,只有协同才能真正实现协作,只有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攻关,协同创新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突破口。从我国当前条件来看,将2011协同创新中心作为精准扶贫协同创新实现突破、进行攻关的依托平台,既有基础,也有条件;既具现实性,也具可行性。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为依托平台的精准扶贫协同创新具有社会互构的基本条件,可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对精准扶贫协同创新进行分析,把握其中的概念和要点,为更好地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思路。     

精准扶贫背景下光伏扶贫问题研究

精准扶贫是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光伏扶贫是在贫困地区开展精准脱贫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有益尝试。在实践推广中,要理解光伏扶贫的时代渊源和新内涵,理顺光伏扶贫的政策设计和运行机制,针对现实困境,坚持精准脱贫、遵循因地制宜、加强统筹规划,通过做好精准识别、鼓励和支持创新、积极开展"光伏+"应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等路径来提高光伏扶贫的扶贫效率。     

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精准扶贫

建构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了陕西省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生计资本,并借助莫兰指数分析了调查区村级户均生计资本的空间聚集特征。发现：调查区农户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相对重要性突出,物质资本相对重要性最低;农户生计资本得分整体偏低,特别是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已是当地农户生计改善的短板;人力资本是户际生计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村级户均生计资本存在空间自相关,其中人力资本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性,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正自相关性,社会资本则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负自相关性。因此,针对农户层面的扶贫要优先实施以非农技能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针对村级层面的扶贫必须综合考虑五种生计资本存量及其空间异分特征。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贫困研究

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以往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从社会资本的维度来认识农民工的贫困。从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空间拓展和动员资源的能力三方面分析农民工的贫困问题。最后针对如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提供了几点对策。     

精准脱贫视阈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出路

精准脱贫的大背景下,社会组织在农村扶贫领域释放出巨大的潜力。但目前中国 的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还存在制度和法规薄弱、自身建设不足等困境。还需进一步完善相 关制度和法规、加强自身建设、增进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交流合作,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精准扶 贫工作贡献力量。     

精准脱贫视域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新型职业农民是贫困地区脱贫奔康核心主体,是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命脉和根本,直接影响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成败。凉山州之所以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短板之一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人数稀少、培育滞后。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高质量 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径。在资料收集、实地走访、召开相关部门座谈会等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意 义,并对凉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凉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凉 山高质量精准脱贫,如期实现全州脱贫摘帽,与全国全省同步小康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农业产业发 展的核心主体“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参考。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种新的精准扶贫工具

作为一种以实现社会成果为前提的新型合同,社会影响力债券能够吸引私人投资和社会参与,为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在引介社会影响力债券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影响力债券与精准扶贫之间在社会需求、资金投入和政府支持方面存在的契合性,从公私合作和央地合作角度分析了精准扶贫运用社会影响力债券工具的4种模式,并结合国内首单扶贫社会影响力债券案例,分析政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社会影响力债券应该注意的问题。     

经济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推进策略及实现路径

精准扶贫是国家在社会转型期实行“大扶贫”政策的重要举措.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相比,新一轮扶贫政策呈现出高起点的有利条件,但在经济新常态下,也面临着诸多复杂难题.对此,“精准扶贫”的推进实施中应突出精准识别,建立一套向贫困群众定位的合理方案,建立符合地方实际的动态退出机制.同时应集中提高扶贫的实际效益,健全全社会积极参与的一套合理机制,创新扶贫开发模式,充分发挥引智在扶贫开发攻坚战中的巨大作用,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为支撑,完善工作机制,形成帮扶合力,真正从“精准扶贫”方面推动贫困地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服务模式分析 ——基于河北Y县N乡的调研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精髓和亮点,但其在实施中面临多方面局限,贫困群体的脱贫动力和需求与国家提供的 帮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对称性,而社会工作的特性与精准扶贫在价值、专业和机制方面相契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其局限 性。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是该进程中的应有举措,在顶层宏观设计层面的思考已有诸多研究,而具体微观层面的介入 服务模式还留有空白。基于河北Y县N乡的调研发现,根据问题提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四种服务模式,分别是驻点服 务、定期服务、政府吸纳和非直接服务。但在四种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资金来源不足、社会工作人才来源与留住困难、基 层政府与民众对社会工作的了解欠全面的问题,提出强化政策体系和制度建设、健全有效的资金支持与管理体系、引进留住社 会工作人才、加大对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的建议。     

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探析 ——以凉山彝区易地扶贫搬迁为例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扶贫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在全面建成小 康的关键时期,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奔康是短板,要如期脱贫,需因地制宜,探寻出一条可持续的脱贫路径。以凉山 彝区易地扶贫搬迁为例,通过分析搬迁实施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以及搬迁群众后续发展制约因素,从部门协调、精准识别、产业 支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以及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培育等方面探寻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路径,以期实现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基于精准扶贫的大小凉山彝区乡村健康文明教育研究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需要发挥健康文明教育的推动功能,以精神扶贫结合物质扶贫,内外结合共同打好脱贫攻坚这一仗。 将四川大小凉山彝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对彝区人民的健康文明教育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尽全面的论 述,从而提出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有关健康文明教育的新方法。     

基于增权理论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创新模式探索 ——以新希望集团为例

由于社会利益分化及制度不均衡等原因,位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的贫困者往往处于“资源与能力双重缺乏”,即“失权”或 “无权”状态,因此,需要通过增权提升其自我获利能力。以新希望集团为例,深入剖析企业如何将增权理论应用于精准扶贫： 在个体增权方面,通过丰富教育培训体系,提升贫困者的人力资本;在联合增权方面,通过建立合作组织,结成利益共同体,从 而赢得更多权益;在社会增权方面,通过创新产业模式,增强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在此种扶贫创新模式下,贫困者达到了全方 位增权,可望实现永久脱贫,同时,企业履行了精准扶贫的社会责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试论教育扶贫的社工介入机制：一种国际民间组织的分析视角

国际民间组织在我国开展教育扶贫活动,不仅对我国的扶贫工作是一个开创,而且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也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这些海外国际民间组织给我国贫困落后地区带来的不仅是资金和项目,而更重要的是其全新的理念和管理经验。据此,笔者认为,广大社会工作者应灵敏、及时地对这些活动情况予以研究,分析并提炼其作为贫困和扶贫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在教育扶贫过程中开展具体活动时所需建立的介入机制主要有三个相关层面:学校社工、农村社工和国际社工,从而为它们在更大、更多社会管理领域有序、合理地参与我国的教育扶贫行为做好政策和制度上的安排与准备。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社会资本、交易成本与流通产业发展——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从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和结构维度出发,系统分析了社会资本对流通产业发展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机理,并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以我国2005-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基于认知和结构两个维度的社会资本水平对流通产业发展的直接作用均显著.同时,社会资本通过降低流通领域的交易成本,间接促进了流通产业的发展.分东中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也大体一致,表明回归模型具有稳健性.应营造诚实互信的社会氛围,降低流通环节的交易成本,促进市场法律规制体系的完善,从而进一步促进流通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