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国维、蔡元培美育思想中的审美与功利性

在中国,美育思想古已有之,但作为学术话语却是在近代由王国维从西方引入,蔡元培等继而进一步阐释的。在他们看来,美育具有双重功用,即集超功利(即审美)与功利于一体:前者认为美育的目的是使人放弃欲望的纠缠而获得纯粹的快乐,令人愉悦,归根结底是一种情感教育;后者以为美育的目的在于辅助德育和智育,从而帮助教育塑造完美人格。     

鲁迅之功利与美相关说简论

对美与功利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美与功利关系密切,有人认为美与功利没有关系。本文认为鲁迅的美与功利相关说持论全面客观,并从人类学、美的本质及审美过程三个方面阐述了鲁迅的观点。     

审美层次浅论——兼论审美与功利的关系

文章对审美过程中的直觉审美、功利审美、艺术审美等三个层次作了梳理,并简要阐述了三者的区别与联系。     

略论鲁迅现代小说的认识审美功利价值

鲁迅肯定、主张文学艺术的功利性。创作是为了改造社会和改良人生。他的小说创作 ,实践着他的文艺功利性的主张。鲁迅小说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面镜子 ,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写出了中国的特别国情 ,形象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鲁迅又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审美结构完成创作 ,感染读者 ,折服人心。审美价值受到功利的制约 ,功利价值又是建立在认识价值的基础上 ,而认识价值又是通过审美价值表现出来 ,最后达到功利价值的目的。     

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审美救赎意蕴

通过分析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实践,指出王国维的文艺批评中不但包含"审美超越"品质,更包含"审美救赎"维度."审美超越"和"审美救赎"的关系具体体现为:"审美超越"是进入"审美救赎"的必要条件,"审美救赎"是审美超越的必由之路.解读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审美"超越"和"救赎"品质,旨在为反思当前文艺学界"审美意识形态"的论争提供一个思考的切入点.     

王国维审美现代性话语张力及其历史生成

王国维是晚清巨变时代的美学家,他的审美现代性话语的生成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深受西学影响,又与自身的文化教育活动紧密相联。王国维的审美现代性话语显示出了丰富的时代症候和多重张力,在话语结构上,表现为他律性与自律性的矛盾对立;在话语形态上,表现为通俗与古雅的二元并举;在话语实践上,表现为社会疗救与境界超越的双重统一。晚清历史文化经验对于理解王国维审美现代性话语的生产方式及思想内涵,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功利到审美——梁启超文学思想之流变

学界在谈到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时,往往只关注其叱咤风云的"三界革命",而忽略了他后期与文学相关的学术活动。考察这些学术活动,会发现他文学观念前后期的巨大反差,呈现出鲜明的从功利到审美的发展路向。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流变,既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文学思潮变迁的缩影,也是过渡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典型反映。     

从人生忧患到审美升华--王国维境界说的人文探幽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中国右代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会通的结晶,其中极为明显地彰显出中国传统的人生与艺术相统一的忧患情结及其观念;王国维将境界的内涵首先理解成人格境界,然后再以人格境界推演到诗学境界这种阐释过程充满着强烈的主观性,真实地展露了他内心世界的矛盾;他将美学问题与改造国民人格问题相结合的人文忧思,是铸就其境界说的内在灵魂.     

在时间之外——王国维论宋诗

在王国维有限的关于宋诗的评述中,他对宋诗整体上评价不高,宋诗并不在他设定的文学史谱系之内。王国维如此持论的原因,或可从四个方面探讨:(一)以康德、叔本华的天才观为思想标准,他认为宋诗非一流天才诗人所出,故难成好诗;(二)他认为宋诗是羔雁之具,已成为应酬的工具,悖逆于审美无功利的则准;(三)立足于文体始盛终衰的观念,他强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进化意识,认为宋诗因袭仿造、追求技巧而无新创,故无审美价值,当为宋词取代;(四)他认为宋诗不符合强调写真情感真景物的意境标准。王国维以这些来自西方的思想为镜像,映照出宋诗诸多问题,宋诗在其视野内成为负面的存在,遗落于他基于西方观念而建构的文学史谱系之外。这些观念捆绑在一起,构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既塑形了王国维真文学的内在理路与逻辑起点,亦在其后影响着现代宋诗研究范式的形成,同时,也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化产生着重要影响,成为审视、筛选、重构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组关键的观念性力量。     

审美文化的超功利走向阐释

以功利性为先导的当代审美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审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但是由此带来的文化艺术的泛化、大众化和商品化却消解和异化了美学精神。文章阐释了经历了功利场的疲惫转战后,审美文化必将从对美学精神的背离走向融合,把超功利的美学精神作为其核心组成部分。     

论王鲁彦对鲁迅小说人物叙事的承传

鲁迅是乡土小说的开拓者,他的作品对乡土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鲁彦作为浙东乡土作家群的代表作家,深受鲁迅的影响,他立足于浙东这块热土,从人物形象上承传了鲁迅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既写出了在外来资本冲击下浙东农村的生活现状,也描绘了在此环境下人物意识形态的变化,大大拓宽了乡土文学的表现范畴。     

梦中化城的永恒魅力--鲁迅、汪曾祺童年视角小说创作的"梦"境探讨

从"梦"入手分析鲁迅和汪曾祺的童年视角小说可以看到作为"醒者",鲁迅比较清醒深刻,他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充满温情的艺术世界,又亲自将这层迷人的面纱揭开,使我们不致沉醉其中.作为"醉者",汪曾祺至善至美的创作追求使他的创作缺乏应有的理智,他用诗意的笔触向我们描绘了故乡美好的人和事,沉醉在梦中不愿醒来,作品缺少理性穿透力.两者童年视角小说创作所达到的美学境界也向我们揭示了艺术的真正本质恰恰在于其呈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鲜活意义,使人们获得了真善美所给予的力量.     

鲁迅与扬州学派中坚

鲁迅与扬州学派有着或显或隐的渊源关系.鲁迅的金石学研究,得益于王念孙的音韵训古;鲁迅轻儒重墨,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启于汪中,或与汪相契合;鲁迅研究古小说,与焦循的戏剧理论相关联;而阮元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他的金石著录,他的文学观点,都曾为鲁迅所关注,在鲁迅的思想与著述中留有印痕.     

朱学与王学：儒学的二重性及其互补

朱学与王学 ,一个强调社会伦理规范的强制性约束 ,一个强调道德修养的内在性自觉。二者体现了儒学“内圣”与“外王”的二重属性 ,这二重属性恰好互为补充地体现了儒学的基本价值。从宋至明朱学与王学孰轻孰重的论争 ,只是儒学这二重属性孰轻孰重的争论 ,也是儒学为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而作的自我调适和补强。     

王国维、鲁迅悲剧观比较性解读

文章通过王国维、鲁迅如何把握美学范畴的悲剧,理解两者的悲剧观,从悲剧的阐述、悲剧内外探源、悲剧性的把握及悲剧观成因四个方面对鲁迅、王国维的悲剧观进行解读,进而加深对悲剧本质的理解,同时,证明悲剧感的开启对直观悲剧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日益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却迅速发展成熟起来,通过对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原因和表现的分析,提出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的种种启示。文章进一步着眼鲁迅思想和创作对于日、韩、中3个民族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的基础性价值,论析日、韩、中3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上相互影响和借鉴的历史,提出并阐释了建构“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     

鲁迅研究的思想意义与学术理性

近年来,关于鲁迅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而学界和民间对于鲁迅思想价值和当代意义的质疑,首先是对过去长期以来的政治性的“学鲁迅”单向诉求的过度反弹;其次,质疑和反弹不应该以否定鲁迅核心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为目的。应该在“鲁迅学”的学术理性的前提下,对鲁迅形象和思想进行还原。与此同时,当下最为迫切的是将鲁迅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境遇的现实相关联,作为引导当下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和国民性改造的精神资源。     

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

中国比较文学具有自身特殊的性质,一开始就是以跨文化为其特点的,阐发研究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无论是20世纪初期西方小说的翻译和研究,还是汇通古今中西的文化巨匠王国维和鲁迅,都充分说明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不是舶来之物,而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当前,面临世界的大变局,中西方学者密切关注文化的自觉和多元共处共生的全球化发展等问题,提倡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百年来中国文学在古今中外文化的激烈碰撞冲不断演进,以跨文化文学研究为主轴的比较文学精神必将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崭新的格局.     

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新式知识精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应对,从总体上看,他们这时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但他们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开始认识到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国民觉悟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而在教育人民和启发青年觉悟的问题上,这时他们所崇尚和提出的,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学说,这也是他们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同路人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