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

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CO2排放的影响路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有效利用中国OFDI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基于2003—2018年45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应用具有阈值和动态特征的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评估中国OFDI对CO2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CO2排放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2)中国OFDI的规模效应增加了沿线国家CO2排放,其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一步抑制了沿线国家CO2排放,且技术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占有主导地位。(3)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OFDI的碳减排效应更多体现在低收入国家。针对以上研究发现,文章认为沿线国家应持续引进中国OFDI,并通过提高能效和推广应用清洁能源打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中国政府应继续鼓励并引导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充分发挥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环境的改善作用,放大中国投资对低收入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道国实施差异化投资策略,实现中国投资环境效益最优化。     

环境产品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演进机制——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

加强环境产品贸易合作是推进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该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利用2000—2020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54种环境产品贸易数据构建环境产品贸易网络,采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探究区域环境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研究发现：(1)样本区间内,环境产品贸易网络密度和平均聚类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路径长度缩减,网络直径较短,但是受疫情影响,2020年网络特征指标数值明显下降。(2)意大利、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的点出度与点入度排名位于前列,在贸易网络中发挥“桥梁”与“枢纽”作用。中国后来居上,成为点出度与点入度最高的国家,引领区域环境产品贸易发展。(3)欧洲与亚洲是环境产品贸易网络中贸易合作最密集的两个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具有较少的环境产品贸易关系,且源自板块外进口关系数显著多于出口关系数。(4)TERGM分析表明,环境产品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互惠性、连通性、稳定性和变异性。工业增加值、经济自由度和绿色创新存在发送效应和接收效应,人均GDP、环境规制存在发送效应。地理距离不利于形成环境产品贸易合作。(5)环境保护型产品、可再生能源...     

国际规范、环境合作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倡议

国际合作项目需符合绿色发展原则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规范。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进一步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倡议如何能够遵循绿色规范,并引领全球绿色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多重深远的战略意义：第一,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有助于规避国际合作风险,绿色化因此具有基础性功能,必须深入推进。第二,从国际环境合作角度来看,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形成国内外统一的生态文明基调,并以绿色理念推动经济的低碳转型,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内容。第三,从外交实践角度,它是中国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有助于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在目前的制度建设下,绿色规范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治理机制设定了方针路线,试图将生态环境因素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全过程。通过借鉴中国本土绿色发展经验,以共建、自愿为特点的机制设计提升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性。目前框架内合作采取软性、灵活的方式,取得了初步合作成效。从推进路径上看,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应以有效的制度建构为基础,推动市场化手段,进而形成更为有效的国际环境合作框架。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有关该倡议降低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质疑层出不穷。那么,已实施7年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降低了沿线国家的环境质量以及如何影响环境质量?为考察这一问题,文章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WDI世界银行人类发展指标数据库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构造了国家-年份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环境效应,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一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高了沿线各国的环境质量,在采用安慰剂检验、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进行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②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中,相对环境质量较高的沿线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环境质量较低的沿线国家的环境改善效应更大;③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强化环境规制力度而提高了沿线国家环境质量,但未能显著通过促进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清洁化和影响规模效应而改善沿线国家的环境质量。因此,我国应继续大力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扩大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范围,通过投资与合作提高沿线国家能源结构清洁化水平,促进其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变。这些发现为更好地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后续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CO2排放的影响路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有效利用中国OFDI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基于2003—2018年45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应用具有阈值和动态特征的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评估中国OFDI对CO2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CO2排放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2)中国OFDI的规模效应增加了沿线国家CO2排放,其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一步抑制了沿线国家CO2排放,且技术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占有主导地位。(3)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OFDI的碳减排效应更多体现在低收入国家。针对以上研究发现,文章认为沿线国家应持续引进中国OFDI,并通过提高能效和推广应用清洁能源打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中国政府应继续鼓励并引导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充分发挥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环境的改善作用,放大中国投资对低收入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道国实施差异化投资策略,实现中国投资环境效益最优化。     

“一带一路”国家天然气投资绩效评价及其改进路径

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SE-DEA)方法,综合考虑目标国资源现状、政治因素、经济技术、社会条件、市场体制和国际合作情况,构建天然气投资绩效评价线性规划模型,并以2003—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天然气投资绩效均值进行聚类,结合规模报酬和投入要素的影子价格分析,提出目标国天然气投资绩效改进路径。结果显示:(1)中国对中亚及北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天然气投资普遍处于中高效区,对独联体、中东欧洲和西亚北非地区的天然气投资普遍处于中低效区。(2)高效区国家自2012年起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技术水平和国家经济对天然气贸易的依赖程度是影响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3)中效区国家投资绩效大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2013年起总储量、人文地理和与中国油气合作状况成为影响中效区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4)低效区国家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国家经济对天然气贸易的依赖程度和技术水平要素是影响低效区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此外,对于处于低效区的中亚国家资源现状是影响投资绩效的另一关键因素,政治因素则是中东欧洲和独联体国家的关键因素,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投资关键因素则包含社会条件。这意味着,中国要提高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天然气投资绩效,就要针对不同地区投资现状制定改进策略。对于高效区和低效区的中亚国家,未来中国要加强同目标国政府间的沟通,达成"以技术换气条款";对中效区和低效区的中东欧洲、独联体国家可采用与油气企业合作方式降低合作风险;对低效区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可签订天然气长期贸易合同。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大气污染的空间交互影响网络及其结构特征北大核心CSCDCSSCI

解析大气污染跨国交互影响网络的结构特征是开展大气污染全球合作治理的基础。文章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的281个城市PM2.5浓度地面监测数据,在信息流视角下,采用大数据因果推断技术—转移熵(Transfer Entropy)方法识别了大气污染的空间传导关系,并构建大气污染空间交互影响网络,从整体结构、块模型等多个层面揭示“一带一路”沿线大气污染空间交互影响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大气污染共存在13335个交互影响关系,其网络密度为0.17,网络直径为3,平均聚类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分别为0.2和1.8,呈现出明显的多重叠加性和小世界特征。②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内部,“一带一路”沿线各城市之间的大气污染空间传导有97.2%以上的最短路径不超过2,在三大洲的城市之间,有96.8%以上的最短传导路径不超过2,显示出较强的网络连通性。③块模型分析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大气污染空间交互影响网络可以分为双向溢出、净溢出、净接收、中间人四个板块,其中欧洲城市主要位于双向溢出板块,而亚洲和非洲城市则分散于四个板块之中,板块间的大气污染存在链式双向传导关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从开展科研联合攻关、设立“一带一路”大气污染治理基金、建立大气污染信息共享机制、推进绿色产业合作等四个方面就新时期如何深入开展“一带一路”大气污染合作治理提供了可行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Super-SBM模型和Tobit模型的实证北大核心CSCDCSSCI

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合理、客观地评价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识别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对于促进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利用GML指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及其构成进行计算,并进一步采用Tobit模型识别沿线国家整体及各类别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①沿线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较低,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对较高。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沿线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在2008年左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自2011年起,除低收入国家之外,其余类别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已开始逐渐上升。③自2008年起,技术进步已经取代技术效率,成为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提高的主要动力。④经济发展水平与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U型关系。⑤科技水平和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对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以出口资源型产品、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为主的国家其对外开放水平与可持续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除了低收入国家,从沿线国家整体来看,能源结构对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积极作用。最后针对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应当如何面对和应对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提出了政策建议。     

特朗普“去气候化”政策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最受舆论关注的问题,对事态发展趋势的判断和事件影响的评估是最为亟需的。本文系统分析了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推行的一系列"去气候化"政策,以及其退出《巴黎协定》的主要动因和可能形式,同时量化评估了这些内政外交的"倒退"对美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以及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实质影响,并据此提出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变化的对策和建议。研究表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能源政策根植于复兴制造业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利益动机,随着特朗普"去气候化"进程持续发酵,诸多气候政策面临存续风险,美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将面临严峻挑战,"倒行政策"将有可能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出现反弹。如果不考虑中、高危气候政策,美国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也仅能相对2005年下降11.0%—14.9%,距离下降26%—28%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相去甚远。同时,特朗普政府拒绝继续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的义务,将有可能导致绿色气候基金拖欠资金总额上升117%,并进一步挫伤全球低碳投资的信心。没有美国的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将呈现出新的复杂特征,并不可避免地造成减排、资金和领导力缺口的持续扩大,也不排除后续会出现消极的跟随者,整体进程将可能进入一个低潮周期。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充满期待,但中国仍应审慎对待,长远谋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内政外交战略,而不应将"气候举旗"看作是一蹴而就的短期策略,对各种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说法保持清醒头脑。在今后气候谈判中,美国仍有较大可能会二次"要价",中国作为排放大国的压力依然不容小觑,中美气候关系需要再定位。     

江西省气候变化的特征及其对水稻产量的贡献——基于“气候-经济”模型

采用气候倾向率和M-K突变检验,分析1951~2012年江西省气候和温度的变化趋势和突变特征;构建"气候-经济"新模型,研究气候因子对水稻产量的影响,最后借助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未来10a气候因子对水稻产量的贡献。结果表明:过去60多年来气温平均每10a升高0.172℃,而降水的线性倾向不显著;气温突变开始的时间约为1997年,降水的突变趋势不明显;不同阶段气候因素的贡献率及作用方向存在差异,1978~1997年气候因子贡献率为5.97%,其中温度和降水贡献率分别为1.51%、4.46%。1998~2013年气候因子贡献率为8.98%,温度和降水贡献率分别为4.63%、4.35%。物质要素在不同阶段的贡献率均为70%以上,其中播种面积和化肥的影响程度较大;未来10a气温对江西水稻产量的贡献为1.48,降水量对水稻产量的贡献为2.22。     

“洋垃圾”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海关风险管控探析

洋垃圾是当前最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之一。我国作为洋垃圾的主要输入国,生态环境安全正遭受严重的威胁。海关管控洋垃圾的力度和水平是影响洋垃圾走私进境规模及其生态环境破坏程度的关键因素。虽然我国海关对洋垃圾的管控水平不断提高,但相比洋垃圾数量庞大的走私规模和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现有的海关风险管控举措无法保障减少乃至杜绝洋垃圾进境目标的实现。本文从洋垃圾的品类细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可能污染分类开始,结合洋垃圾污染的实际案例,总结出我国海关风险管控缺失的危害,提出基于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层次分析方法,对洋垃圾海关风险进行等级评判,将洋垃圾海关风险因素从企业和货物两个方面分解为四个因素,以此来分析洋垃圾的海关风险。采用多级模糊综合评判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构建洋垃圾海关风险等级评判模型,并以2013年海关绿篱行动对该模型进行可行性验证,进而提炼出海关风险管控三大体系,即海关监管、海关稽查和海关缉私风险管控体系,并据此总结出这三个层面的风险管控措施,每层措施又分别给出相应的分级动态调整管控手段。这些海关风险管控措施和手段对于防止洋垃圾进境对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