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义理观解读

义理是日本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念,主要有“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两类。通过调查发现义理并非是日本特有的道德观念。中国宋学的义理思想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的社会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既保持东方本色又带有日本特点的文化现象,成为扎根于日本社会和文化的一种风俗、社会规范。义理与人情并非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日本文化中的“义理”与“人情”内涵演变

“义理”和“人情”这两个词语最早源于中国,但当它们融入日本社会后,虽然基本特征仍有相似之处,但具体内涵发生新变,并呈现出历史阶段性。在日本,“义理·人情”原主要为武士间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情感要素与规范要素未分化的道德规范,江户时期成为身份社会通用的注重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明治维新后“义理”逐渐演变成臣民对天皇的效忠,“义理”抹杀“人情”。现代社会“义理·人情”主要表现为个人对所属集团的忠诚之心、人际交往中的情感纽带。日本文化中的“义理”与“人情”内涵的转变无疑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准确地阐释和理解日本文化中的“义理”与“人情”能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社会增添新的视角和素材。     

试论陈寅恪的义理阐释方法

融合中西、化合古今、铸旧创新,是民国学术的一大特色。学术大师陈寅恪结合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与近现代西方兴起的诠释学而形成的义理阐释方法,就是这一特色的典型表现,它也是陈寅恪治学的重要方法。陈的这一方法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同情理解、视域融合、比较分析和心理研究,等等,其特点是强调阐释解读文本要去除“成见”、跨越时空、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此外,以考据为基础的阐释和考据、义理相资为用,则既是其内容,又是其特色所在。     

浅谈日本人名的历史变迁

概括阐述了日本人名的历史变迁。指出，日本人取名字时用字比较讲究，或者取其含义吉祥，或者纪念某人某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的社会心理和处世态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名字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论日本茶道的历史变迁

茶原产于中国,日本茶道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早在我国唐代,国内流行的饮茶习俗就已经传入日本。中国的茶文化传入日本后,经历代茶人的不懈努力、潜心研究和改革创新,终于将饮茶这种简单的日常活动升华到极具形式美和内在美的艺术高度。经过千余年的历史变迁,日本茶道已经发展成为融合建筑、园艺、美术、宗教、思想、文学、烹饪等诸文化风格的以饮茶为主体的综合艺术技能。     

且谈日本笑话的历史变迁

以日本笑话的历史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察,将日本笑话分为原型、成立、发展三个阶段,并试图阐明日本笑话在不同阶段所经历的变化,以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笑话的了解。     

王维诗歌的佛禅义理

王维的生活风格艺术情趣都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他将佛教禅宗义法灵活运用到社会政治中,实践了佛教与人生的统一。他更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佛教禅义融入艺术创作中,用佛禅义理去审视自然,表现自然,这也是其进行诗歌艺术创作、形成其艺术特征最重要的思想背景。王维无论从审美情趣和艺术境界上,都丰富和完善了佛教禅义在诗歌领域的美学内涵。     

七夕乞巧在日本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讲述

七夕乞巧东传日本后,先是在宫廷、贵族与文人之间以作诗和展示丝织品为核心举行"乞巧奠"的形式进行乞巧,至江户时代渐次渗入到庶民阶层,"乞巧奠"平民化。现代日本的"七夕祭"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乞巧的形式与内容得到了有效保护,但与传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迁。七夕乞巧在日本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讲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节日在日本的传承与变迁状况,也对当今中国传统节日的传承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李商隐爱情诗与佛学义理的契合

李商隐一生经历了三次感情生活的波折,其间对佛教所说的求不得苦、爱别离苦等佛教真谛认识较深。其爱情诗的思想基调与佛教义理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契合,这种契合或许不是非常清晰的,但在精神感悟层面上可谓是相通的。     

王弼的义理易学

王弼是经学史上义理易学的杰出代表.他继承了<易传>的学术传统,其易学中的义理既包涵筮法形式的学理,又通过"全释人事"而表达出政治伦理的内涵.王弼弘扬了一种与现实的吉凶悔吝后果相关的实用理性精神,并在汲收道家"无"的智慧基础上表现出建构儒家形上学的努力.     

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构建

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展示窗口和平台,是国家的无形资产.中国的国家形象经历了古代的辉光闪耀、近代的没落—抗争交织、现代的振奋重构之上升—沉沦—回升的历史变迁过程.当前中国国家形象则呈现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敢当责任与和平、发展、合作的特征.中国应吸取构建国家形象的教训,客观地评价与分析当前的国家形象;同时通过开展公共外交,提升文化软实力,深化社会改革和抢占国际话语权等途径,以期更好地构建中国国家形象.     

技术发展与人的本质表现样态之历史嬗变

技术发展既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与展现,同时也内蕴着极为深刻的实践底蕴与人本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发展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人的发展实现由“人的全面发展”到“人的可持续发展”再到“人的综合性发展”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人的本质表现样态不断实现由“人的本质向个性的张扬与发展”到“人的本质向类的复归与发展”再到“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的转变。     

日本铁路的诞生

日本人起初不欢迎铁路 ,视铁路为“怪物” ,群起反对 ,因此日本铁路的诞生历经曲折 ,并不顺利。京滨铁路是日本第一条铁路 ,该铁路的建成改变了日本人对铁路的错误观念 ,使其接受了铁路这一新生事物。此外 ,该铁路的建成积累了宝贵的筑路经验 ,培养了一批铁路建设人才 ,为日本铁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并对沿线地区资源的开发、产品的输送、原料的购销产生了积极影响 ,还引起了日本人生活习俗的变化     

多元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从土族神话传说看民和土族认同的历史变迁

本文以土族的起源、发展、形成与延续为背景，探讨在历史时空变幻中，土族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经历了怎样的传递和调整过程，以及当前土族精英分子如何利用部分历史记忆和学术资源影响土族民众，土族民众如何利用历史记忆资源获取各种利益，从而为土族族群自我认同的历史变迁及现存的学术争论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     

抗战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由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设、民主党派的民主建设三部分组成.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主要是,民主政治建设须服从与服务于全民族与国家发展的政治大局,共产党的民主建设是推动全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民主政治建设应具有开放性与创造性.     

刘锦棠与收复伊犁

曾纪泽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宣告了沙俄在我国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伊犁正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曾纪泽因而获得国内外的一致好评，但曾纪泽之所以能与俄国顺利签订《伊犁条约》，实与刘锦棠有极大关系一、坚决打击阿古柏余孽及卖国贼白彦虎等人的武装骚扰，粉碎了俄国利用武装骚扰长期霸占我国伊犁的阴谋；二、坚持以武力为后盾收复伊犁，才使得清政府拒不承认崇厚与俄国所签之条约，改派曾纪泽重新赴俄谈判，迫使俄国退还我伊犁。     

日本右翼势力的再度泛起及其根源

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分子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彻底检证”集会,否认南京大屠杀,歪曲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在进入新千年之际,日本极少数右翼分子跳出来再次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掀起逆流浊浪,否定侵华历史绝不是偶然的.历史上日本的对外扩张性、二战后军国主义势力未被彻底肃清、右翼势力得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基础依然存在、缺乏对后代进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政治上的右倾化等,是右翼势力存在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右翼势力的再度泛起,是日本新法西斯主义思潮及其活动更趋活跃的具体体现,是日本右翼势力旨在进行所谓“政治总决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理本《仪礼注疏》标点商榷

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仪礼注疏》为底本,参照北大标点本,即简体字本,发现二者在文句标点断句上,均有值得商榷之处,现摘出四十余条详加讨论。     

日德两国不同战争史观的文化分析

从对“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异入手分析日德两种不同战争史观是一种有效途径。基督教神学的“原罪”和“救赎”意识同德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结合起来,把“罪感意识”作为道德评判的基准,依靠它来发展人的良心,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影响下,德国才能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式的反思。在日本,伦理道德体系是建立在对天皇的“忠诚”基础之上的,国家神道、武士道是维系民族精神的有力思想武器,对天皇制国家的“忠诚”是道德和行为的最高准则,成为日本屡屡为侵略战争进行自辩的精神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