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循化厅所辖藏区的部落冲突与演进

晚清时期,循化厅所辖藏区部落关系比较紧张,部落冲突是部落关系的基调.持续冲突造成的安全危机,既导致部落间超越血缘关系地域联盟与寺院核心大联盟的出现,也促使冲突的规模不断扩大与升级.由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造成的生存威胁,既是造成部落间冲突的资源基础,同样也是积淀为"部落的道德"的物质基础,为部落关系演变的基本驱动力.     

因俗而治下的司法判决执照论析——以清末甘肃循化厅少数民族诉讼为视角

在清末,循化厅在因俗而治的理念下,在尊重少数民族两造传统的基础上,在动员乡老等积极参与下,依据番例番规制定判决执照.执照是确定少数民族两造双方产权纠纷及赔付标准的最重要依据.本文通过对循化厅少数民族判决执照的专题探讨,不仅了解了官府制定与颁发执照的程序,也知晓了官府制定执照时的策略与技巧,更明白了执照的民族与地域特色,亦洞悉了执照在消弭两造纠纷,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     

社会转型期藏区草场纠纷调解机制研究——对川西、藏东两起草场纠纷的案例分析

实现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问题.本文以川西、藏东的两起草场纠纷为案例,对藏区的草场纠纷调解机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藏区的草场纠纷调解机制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诸多两难困境:传统机制具有充分协商的优点,但由于政府强制力不足而在保障协议执行方面存在缺陷;现行机制突出了政府权威和国家法原则,却影响了民意的充分表达,因此经常出现毁约行为和纠纷反复.笔者认为,现阶段川西、藏东地区民众的法律观念和国家的法治意愿之间尚存在某种程度的疏离,借鉴传统机制中充分协商及宗教伦理约束等手段,有助于完善现行机制.     

清末甘南藏族聚居区的法与社会秩序——基于光绪年间黑错与买吾的冲突为个案

清末甘南藏族聚居区,番例、寺规、官谕与评议等适用于当地的、广泛意义上的“法”,都不足以获得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或规范的共有状态.当地社会秩序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它的形成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倡首者提出某种标准或方案,围绕这些标准或方案反复展开首唱与唱和,通过这种运动或尝试不断达成而又解体行为规范的共有状态.这种地域性社会秩序实际上是通过部落、寺院、官府及乡老等不同的组织或主体围绕“约”的行动,而呈现出一种对抗与整合的动态.     

嘉绒藏族的姓氏文化与村落社会的传统互助——以甘孜州沈村藏族为例

在嘉绒藏族的原生态文化中,独特的姓氏制度可以追溯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父系来源,实现父系继承关系,这是姓氏制度的内在功能;以"房名"为血缘特征的姓氏文化和联姻形成的姻亲关系,成为村落社会中的二元亲属关系,通过亲属关系结成了村落社会的互助网络,这是姓氏制度的外在功能.在传统的村落社会中这些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作为嘉绒藏族的文化认同现象,迄今保持不变.     

嘉绒藏族村落社会的宗教文化——以大渡河上游的沈村为例

藏区的宗教文化既独特,又多元。在嘉绒藏族的村落社会中呈现出两种传统宗教,二者并不排斥,村民都接受和认同。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两种宗教同时存在是一种大小传统的关系,它们互为补充,在互动中共存。通过村落社会的微观场景来观察村民的信仰文化,有助于对嘉绒藏族底层社会宗教文化的理解。     

论藏族习惯法的法哲学基础——以玉树部落制度为例

藏族习惯法作为藏族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深厚的法哲学基础,作为地方性知识它至今在藏族地区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多元与法律多元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藏族习惯法的生成及运作机理,从藏传佛教中探寻藏族习惯法深厚的社会基础,从理性--建构理性主义--进化理性主义的思路中理解其赖以立基之土壤和存在的法哲学意蕴。     

藏族生态移民的社会融合路径探究——以三江源生态移民为例

社会融合是西方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生态移民社会融合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文章通过具体分析可知,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总体融入水平偏低,并针对其情况,提出了促进移民社会融合的具体对策.     

传统与现代:论安多藏族牧区社会冲突治理——基于两类常见纠纷的思考

安多藏族牧区传统社会中社会冲突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复杂性特征.草场与婚姻纠纷是藏族牧区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社会冲突表现形式.治理及化解藏族牧区社会冲突,应努力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冲突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纠纷调解机构建设,完善三方调解机制;改善司法力量供给不足现状,增强基层社会冲突治理能力;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     

完善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近年来,内蒙古边境贸易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均势.本文分析了内蒙古边境贸易纠纷产生的原因,探讨了目前解决此类纠纷的主要途径及其现状.最后提出解决好内蒙古边境贸易纠纷的法律对策:健全和完善内蒙古中俄、中蒙贸易纠纷解决途径;与俄谈判解决“灰色清关”等顽疾问题,最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纠纷;加强对俄、蒙边贸经营者的法律宣传教育,增强与蒙古国、俄罗斯的司法交流.     

“奥拉”与藏族传统村落社会秩序建构——以甘肃N县G村为例

奥拉是甘肃N县半农半牧区藏族传统村落社会内生的、轮流当值的一个功能性组织.其在藏族传统村落中参与宗教及世俗事务的各项管理,从而形成了一个在国家权力保障下的村落内部“双轨制”管理模式:世俗事务的管理模式村长-奥拉-群众;宗教事务的管理模式阿奈-奥拉-村民.为此,奥拉便成为藏族传统村落里村长与阿奈权力的实施者,村规民约的执法者,集体活动的组织者.为维护当地社会秩序,规范社会道德,增强村落成员间的凝聚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城镇化背景下藏族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性研究——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M村的再就业问题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步入城镇化的进程已然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文章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M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城镇化为M村村民造成短暂效益的同时,也对当地失地农民再就业造成诸多不适。文章通过田野调查及反思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的相关举措,指出小城镇的地方政府和地方市场的能力相对有限,在产业配置方面对于失地农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应给予更多关注,充分调动失地农民的主体能动性,以提高他们对于生活转型的适应能力,有效解决再就业问题,打破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骤然上升、持续一段时间后又骤然下滑的"n型"失地致富的假象,阻断"脱贫—致富—返贫"的恶性循环。     

国家认同与全民抗战——以藏族民众的抗日活动为例

近代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积极行动起来,上层人物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抗日主张,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在僧俗代表人物的弓领下,全国各地不少藏族民众积极投身到全民抗战的阵列中,他们捐款捐物、祈祷胜利,乃至参军参战,为国捐躯,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传承、更新与借助：对藏族“戎亢”的解读——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麻当乡为例

甘南藏族自治州霍尔藏部落普遍存在一种特有的民间社区制度"戎亢"。它是当地藏族群众开展日常宗教活动的辅助地点,也是节日庆典娱乐的场所,更是解决社区纠纷的中心。本文通过对"戎亢"运作模式的透视,分析其性质和功能,探讨这一少数民族民间社区制度所承载的现实意义及其发展趋势。     

藏族僧人的社会调解活动考辨——以15世纪之前的藏传佛教为例

藏族史书中记载了许多僧人参与社会纠纷,甚至是军事斗争调解的史实,但这些记载大多过于简略,存在进一步考辨的必要。经过考辨史料,可以看出这些纷争的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西藏地方政权瓦解和中央政权交替的时期;地点则主要是在前藏和西康。藏族高僧参与这些纠纷的调解,一方面促进了其自身派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藏区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的困境与出路的博弈分折——以甘南藏族自治州某乡的个案为例

藏区民间纠纷的解决方式中存在的是各种法律资源、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的博弈争斗的流动场域,同时,也是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和制度进行博弈争斗的过程.对于藏区民间纠纷的解决,任何纠纷解决方式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有自己的适用空间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针对实际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各种解决纠纷方式的相互协调和分工合作,从而形成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运行机制.通过协调、商议以合作代替对抗,寻求使各方都获得正当利益的最佳全赢博弈策略.     

传承、更新与借助:对藏族"戎亢"的解读——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麻当乡为例

甘南藏族自治州霍尔藏部落普遍存在一种特有的民间社区制度"戎亢".它是当地藏族群众开展日常宗教活动的辅助地点,也是节日庆典娱乐的场所,更是解决社区纠纷的中心.本文通过对"戎亢"运作模式的透视,分析其性质和功能,探讨这一少数民族民间社区制度所承载的现实意义及其发展趋势.     

浅析侗族习惯法的影响和作用——以清末贵州姜应芳起义为例

<正>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不同的阶段、不同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并不都是一样的、也并不都是积极的,只有通过具体事例来分析民族习惯法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才能比较客观的、深入的、全面的了解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的影响和作用,从而指导我们更好的在民族地区进行法制建设。     

甘南藏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夏河县科才乡为例

文章以实证方法为突破口,设计问卷,在田野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甘南藏族地区的大众传播现状进行分析。在田野调查中,以随机抽样和小组访谈作为调查方法,选择了具有典型性的科才乡为研究样本,对于该地受众状况、媒介接触、媒介内容选择、媒介与生活、信息传播场景等作了研究和分析。     

藏族群众行使参与权对创新藏区社会治理模式的作用和启示——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几起事例为据

社会治理模式和行使参与权具有相互包含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保障人民行使参与权。随着藏区经济的繁荣和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在藏区的普及,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要在社会治理模式上有所创新。随着藏区的不断发展,藏族群众的公民意识、参与权意识大大提升,并通过一些具体实践行使了参与权,这是藏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需要面对的重要因素。丹巴县藏族群众行使参与权对丹巴县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使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得到丰富,也为创新藏区社会治理的互动机制、激发活力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公开透明机制和法治机制提供了运作的动力、契机、条件和资源,体现了行使参与权与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之间具有良性互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