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以服务为本的社区社会工作

创新社会治理,基点在社区,核心在服务。以“善治”为目标,本文结合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际问题,运用社会工作的“柔性”服务,优化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明晰各个治理主体的地位,实现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需要,培育社区参与,重建居民的主体责任,依靠居民自身的力量开展社区治理;以专业的力量促进基层社会自助、互助与公助,努力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探索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大数据视域下推进智慧社区治理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区治理的成效既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又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大数据信息技术为支撑,社区多元主体协作、互助的新型智慧社区治理模式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智慧社区治理强调智能和人文的结合,在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有助于将我国的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当前智慧社区治理中多元治理主体存在现实作用弱化及缺位,智慧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还处于建构之际,面对社会组织参与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市场化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智慧社区治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积极培育智慧社区治理文化共识,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市场化机制完善智慧服务体系,同时坚持强化党建引领,推进大数据视域下的智慧社区治理创新.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发生逻辑、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基于青海省的调查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是贯彻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夯实"中国之治"社会基础的必要举措,也是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由之路.青年个性特征从保守到创新、从顺从到自我、从孤立到合作的转向,对社区治理理念与方式方法更新、提高公众参与度、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都具有积极意义.民族地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有其独特性,经调查发现,青海省存在个别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相关机制不够健全.进一步推进青年参与社区治理,要以组织建设为统领,提升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力;以扶植社会组织为抓手,丰富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载体;以培育公民意识为关键,提高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以健全机制为保障,畅通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     

公共参与:社区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制度化——基于深圳市南山区“一核多元”社区治理实践的分析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价值性、机制性和发展性三大困境,这与社区治理中所表现出的行政力量过度干预、自治组织功能虚化、社会力量有效介入不足等现象相对应。从实现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和推进基层自治的目标来看,需要加强公共参与来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同时形成推进社会自治的动力机制。在推进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应当从保障公民权利和法治化、强化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健全、制度的稳定性与动态调整并重三个方面,对制度建设的保障性作用予以重视。最终,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真正实现建构现代社区多元主体共治的目标。     

北京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是指基层政府组织城市居民的形式以及对之进行管理的方式方法 ,它既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 ,也反映了城市居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从宏观上对北京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梳理 ,认为北京市的基层管理体制在民国之前完成了从坊里制到保甲制的演变 ,民国之后 ,则逐步摆脱了“控制”的惯性 ,开始沿着“治理”思想的轨道前进。近年来由“街居—单位制”向“街道—社区制”的转型反映了北京市以人为本治理现代化大都市的新理念 ,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主体及角色再定位:基于社区治理实务视角

"三社联动"概念中所指主体应为哪些?角色如何定位?准确认知分外重要.但在理论与实务界缺乏统一意见,观点多元.基于深圳、保定社区治理改革实践对上述问题再认知:"三社"直接主体——社区主体是两委一站、社会组织主体是社会工作机构及相关社会组织、社工主体是专业社工及社区工作者;"三社"相关主体——基层政府、社区居民骨干等.两类主体角色再定位:基层政府为规划者;两委一站为自治领导;社会组织策划服务项目;社工提供服务.     

找回责任:社区干部"诉苦"的叙事实践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众多职工宿舍区成为老旧小区,给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转型风险.随着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社会治理的各项事务下沉到社区,繁重工作任务和心理压力导致了社区干部抱怨和夸大社区困境等"诉苦"现象,相伴生的是社区治理内生动力不足,政策与社区现实不相匹配等困境.因此,基层社区干部的主观认知水平提升也是加强基层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诉苦"的叙事实践框架促进了社区干部总结经验,通过重新找回自身所忽略的对于社区治理的责任感,重新塑造基层社区干部的人生态度、职业观、基层管理经验等关于社区治理的正向叙事,最终将地方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相结合,从叙事的角度提升基层干部的治理水平,助力中国特色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如何认识、理解以及评价网格化治理,将影响到国家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从权力运行的向度建构"纵向权力—横向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苏南N镇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纵向权力强化的力度大大强于横向权力的扩展与参与,以致这种"权威依赖型治理"会带来社会空间挤压、技术凌驾于价值以及治理目标抵牾等风险,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化解网格化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加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     

社区公共安全体制创新:从分割管理到整合治理--以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一块三统"的整合治理模式为例

解决城市治安问题、创建良好社会秩序是居民最迫切的需要,是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动因和主要内容,也是检验社区自治和政府管理成效的主要标准.目前居住型社区(即以居住小区和家属区为主所构成的社区)普遍采用"一区一警"制以及警察与社区合作的防控机制是一项成功的探索.但商居混合型社区(即以市场小区和居住小区混合构成的社区)往往具有社会结构复杂化、行政执法主体多元化、公共资源多样化的特征,与居住型社区相比,商居混合型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难度大,各种社会治安事件频繁,社会治安隐患多,影响公共安全的不确定性多,简单照搬"一区一警"制和警察与社区合作的防控机制难以奏效,需要进行新的探索.     

城市社区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的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末端基础。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执政党在社区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中实现有效领导与引领的基本方式。党群服务中心是落实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主要平台。新时代社区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造社区灵魂,注重顶层设计,同构党建与治理"命运共同体";必须创新党建引领的理念愿景、服务方式及民主协商形式,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履职能力;必须优化体制建构,加强组织意图渗透,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完善社区治理法治体系,形成社区多元依法治理工作合力;必须整合基层组织协同治理的资源基础,并贯穿于制度与智能的武装,打造铿锵有力的专业化基础治理队伍。     

广东省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探析

目前,广东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形式主要包括参与吸纳型、社区服务改善型、技术创新型、主体构建型等,可谓成效显著,但同时,广东城市社区治理的机制运行也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结构不合理、整体协作能力不足,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不合理、权责不匹配,社会资本的调动和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加强社会资本的构建和有效利用,充分发挥特殊性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以实体性公共空间和网络型公共空间为抓手,促进公共空间的型塑和激活;通过社区发展公司等的构建,加强社区治理主体力量的进一步培育,是促进广东城市社区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的可能路径。     

美国城市社区自治的现状与趋势

美国的社区治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公民自治的典型形态.本文在分析美国城市社区自治中的各种主体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以布什政府的"信任为本的社区自主策略"(FBCIS)为例,讨论了美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势,即推动"公民治理",提高社区的自主性和自助性,强化其作为基层社会单位的自治性特征.     

新时期构建"以农为本"服务型基层政府迟缓的原因及对策

在新时期,为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当前税费改革为契机,以构建"以农为本"服务型基层政府为目标,以民主观念的培育、执政理念的转变和民主治理型体制的构建为前提,以干部人事任命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推进乡镇有限自治和构建"中型政府"为手段,以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为保证,切实实现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     

嵌入性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社区合作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该范式倾向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二元性（张力）逻辑：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社会自治单元”的性质,二者共同体现了对“社区”的方法论关怀,而忽视了“社区”的本质意涵（本原性意义）,因而缺乏对社区治理的深层机理加以分析。本文从“嵌入性”思想和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构建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新型分析框架,即“嵌入性治理”视角的提出,意味着“社区嵌入社会”是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居委会（准行政代理）、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社区大众等多元主体进行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性治理”可以被视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种本土化分析理路。     

城市社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社会环境:现状、困境与策略

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城市基层社会整合与治理逐渐由"社区制"取代"单位制",社区问题变得多元复杂,社区建设面临诸多挑战,这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创造了新的条件。社会工作在构建和谐社区事业中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职业化发展的水平。社区社会工作职业化探讨离不开对其所处环境及其面临问题的剖析,需要深化在制度环境、组织环境、社会认可、人才环境等方面的认识,针对各种制约因素加以应对,寻求合适的职业化推进策略。     

社区治理主体问关系:问题、成因与重构

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是一个关乎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问题.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主体间存在着权力冲突、关系混乱的状态,不利于推进社区的和谐与发展.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存在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社区治理明显的"行政化倾向",而这又根源于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要理顺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需要综合平衡各种社区治理...     

西安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西安市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上,应着重构建多元协作治理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社会管理主体从政府单一化向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公众等多元化转变;在管理运作机制上,开辟多种平等对话渠道与协商机制;政府应用市场的手段调动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构建新的基层管理模式;建立多元化沟通平台,构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机制;改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新媒体语境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

新媒体在农村地区的覆盖与普及,正深刻影响着农村社区的内外部治理环境,改变着农村社区的治理生态,新媒体促进了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搭建了农村社区与外界沟通的平台;打通了农村社区与高层政府沟通的渠道;提供了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新工具。因此,在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应坚持系统治理,优化社会治理模式;坚持依法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综合治理,强化社会治理功能;坚持源头治理,确立社会治理重心。发挥"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协同作用,全面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

本文尝试回答社会信任对基层社区治理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本文认为,社会信任通过具体的中间传输机制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效应。根据以往理论和实证发现,本研究选取并检验了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虽然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由中间机制实现的;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积极影响;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