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自由化、行业数字发展水平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基于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2014～2018年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和考察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而行业的数字化则强化了服务贸易开放的正向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行业数字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降低企业中间品成本、压缩管理费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来讲，服务贸易开放和行业数字发展水平对经营时间长、规模大、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助推作用更为明显；从区域特征异质性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处于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外商投资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服务化进程的正向效应更为强烈。     

数字服务贸易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数字技术加速了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服务贸易打破了传统贸易时空上的限制，有助于调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高，不同类型的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程度也有差异；从影响机制看，数字服务贸易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去加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当助推现代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化，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如何影响增加值贸易强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作为新一代经贸规则的一部分,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对国家间经贸往来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将OECD-DSTRI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抑制了双边增加值贸易强度,主要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降低生产率两条路径实现,互联网发展水平能够削弱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抑制作用更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行业的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大,对农业的抑制作用最小;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抑制作用较大,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抑制作用较小。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通过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加强双边国家的贸易联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对2013—2020年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地理位置省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各不相同，对中部、西部和沿海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应从政府、企业角度加大该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推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高质量服务出口: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WIOD和TIVA数据库测算了 2000～2015年42个国家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数据,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高质量服务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高质量服务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通过提高发展水平、推动产业跨国转移和关联产业出口...     

制造业数字服务化研究的总体态势和热点趋势可视化分析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掀起了数字服务化相关研究的热潮，把握数字服务化研究的总体态势和热点趋势，可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引导和参考。针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611篇文献，借助CiteSpace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索数字服务化研究领域的总体态势和热点趋势。结果表明：数字服务化研究进入高速增长期，欧美发达国家引领了数字服务化领域的研究；数字服务化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数字服务化的概念、数字化与服务化关系及其内在机理、数字服务化的影响3方面；价值共创、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产品服务系统代表了数字服务化领域的研究趋势。最后从数字服务化概念和机理、数字服务化与生态系统的作用关系以及基于中国情景的数字服务化3方面提出未来展望。     

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化水平与企业效益——基于2 445家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服务化水平是促进和衡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参数.数字化转型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服务化水平,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化水平与企业效益的影响,收集了中国装备制造业2445家上市公司2014—2018年的资料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化水平和行业总体效益都逐渐提高,服务化水平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但比较弱.再细分6个分行业进行稳健性检验和比较分析,发现服务化水平的中介作用在6个分行业里只有部分中介效应甚至无中介效应.     

数字服务化战略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基于组织韧性视角

在数字情境下,制造商开始将数字化与服务化融合起来,形成数字服务化战略;组织韧性作为企业“转危为安”的关键要素,如何在数字服务化战略的影响下提升企业绩效值得深入探究。因此,本文以中国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数字服务化的作用机制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探究了数字服务化、组织韧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环境不确定性在数字服务化战略与组织韧性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组织变革理论,还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以及更好地应对意外与危机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机制建议。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价格加成率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WIOD数据库,测算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投入增值率与企业价格加成率,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价格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了企业价格加成率的提升。异质性检验表明,国内服务投入、运输、信息和通信,以及专业科学技术服务投入的增强有助于企业价格加成率的提升,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出口企业、民营和外资企业价格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成本降低和技术创新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提高企业价格加成率的可能渠道。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的“倒U型”关系：兼议技术吸收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2014～2020年OECD-DSTRI数据库、OECD-STRI数据库、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由适度阶段上升到过度阶段，其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由促进效应转变为抑制效应，且这一关系具有一定的时间延续性；Chow检验结果表明，该“倒U型”关系的拐点值为0.4986,其促进效应主要作用于90.52%的企业，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现阶段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处于“适度区间”,表现为对企业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因企业所有制、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能够强化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还能进一步缓解数字服务贸易过度开放产生的不利影响。为此，中国在推进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有序开放的同时应积极防范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重视强化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和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创新高...     

制造业服务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世界经济面临的热点问题之一。制造业通过服务化转型,增加产品中知识型服务要素的密集度,可以带来产品种类增加,实现范围经济,同时降低价值链各环节间的协调成本,提高利润水平,实现产业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本文借助投入产出数据构建的面板模型量化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升级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中间投入的确对制造业产出具有显著影响,但服务要素投入对不同类型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生产性服务发展促进我国制造业升级了吗——基于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的政策冲击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以行业增加值率作为地区制造业升级的衡量指标，选择我国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试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发展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发展能够显著推动我国地区制造业升级，在经过假设条件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在对微观企业进行分析后发现，生产性服务发展主要通过存续企业产出变动下的资源配置效应和新企业进入效应两方面推动地区制造业升级。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具有较强的创新促进效应，主要通过研发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渠道推动地区制造业升级。最后，在推动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出口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强。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六大趋势

正趋势1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相向发展成为产业特征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制造业的投入产出呈现服务化趋势。研究表明,目前服务中间投入占制造企业中间投入成本达到70%左右,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近70%来自于第二产业,其中研发、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邮政等行业的中间     

中国城市低碳发展与制造业企业投入服务化转型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转型是破解企业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和实现国际价值链攀升的关键。本文通过构建区分投入要素的一般均衡模型明确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投入要素调整的作用与机制,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及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测度了制造业企业投入服务化水平,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研究城市低碳发展的准自然实验,检验了中国城市低碳发展对制造业企业投入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1)城市低碳发展显著增强了制造业企业的投入服务化,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影响尤为显著;(2)城市低碳发展呈现出了较强的环境规制约束力,一方面倒逼企业的创新和技术升级,另一方面提升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这是城市低碳发展促进制造企业投入服务化转型的重要机制;(3)进一步拓展分析表明城市低碳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生产中服务要素投入对其他要素的替代,以及推动了企业出口产品向以服务要素投入依赖为特征的高技术产品转换。本文研究为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实现制造业服务业“两业”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数字金融、融资成本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制造业企业创新是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核心任务。从融资成本视角分析数字金融驱动制造业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利用2011年至2020年我国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其中融资成本具有调节作用，即融资成本越低，越有利于通过数字金融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在小规模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认为鼓励数字金融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促使数字金融向中小企业和欠发达地区倾斜等，是激励制造业企业创新的有效手段。     

数字贸易规则是否促进了环境服务贸易？

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了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框架体系，环境服务贸易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动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环境服务贸易中集聚越来越多的数字要素，数字贸易规则势必会带动其转型变革。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计量分析了数字贸易规则对环境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贸易规则会显著促进环境服务贸易增长，主要通过削减环境服务贸易壁垒、推动环境服务贸易数字化、环境产品贸易协同效应三条路径来实现。分行业来看，数字贸易规则对咨询分析类环境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最大；分条款来看，数据相关条款、贸易促进条款、消费者保护条款的环境服务贸易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国家层面看，数字贸易规则对同类型国家间的环境服务贸易影响更为显著。边境后监管政策的差异不利于数字贸易规则发挥环境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而环境条款的签订将强化该效应的影响。本文拓展了数字贸易规则量化分析的研究视角，并为我国引领环境服务贸易谈判提供了经验证据。     

周边国家进口竞争、制造企业服务化与生产外包

文章考察了在贸易自由化加剧了本土企业竞争的背景下，来自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的产品输入对中国企业经营战略调整与绩效的影响。文章利用中国上市企业与UNcomtrade数据库进行匹配构建的样本研究表明：海外进口竞争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概率，但企业涉足的主要为与其经营生产活动相关程度较高的嵌入式服务；企业也会因进口竞争选择将生产外包，但更热衷于选择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企业受资源约束难以同时参与两类活动；企业在进口竞争下绩效出现亏损的可能性会随之提高；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更容易涉足服务化或将生产外包，而进行出口贸易的企业受到冲击时亏损的可能性较低。研究还发现，企业实现服务化的主要手段是将内部员工从制造行业转向服务行业。     

服务贸易壁垒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利用FTAP模型数据库中的数据首先分析了服务贸易壁垒的成本,然后为了理解服务贸易壁垒消除后的一般均衡效应,从11个样本国家和地区每个部门上的局部均衡效应开始, 逐渐增加各种约束,使局部均衡达到一般均衡。结果显示,服务贸易壁垒对所有国家所有部门的价格和产出都有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不同。最后,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几点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东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时代，数字经济为东北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赋予了全新动力。本文在量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水平的基础上，探究了二者在2011—2019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变化情况，对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了数字经济赋能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地级以上城市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的水平在测度期内均呈现明显的提升；数字经济对于东北三省地级以上城市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也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对于东北制造业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即随着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其赋能作用在不断缩小。研究结果可为东北地区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新兴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分析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下，数字服务贸易呈高速发展的态势。受市场准入差异、监管差异与利益诉求差异的影响，各经济体通过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数字服务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及数字服务税的征收管理等措施设置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美式模板”“欧式模板”“亚太模板”与“DEPA协定”四种力量共存。因此，如何形成适用于本国的数字服务贸易规则体系是新兴经济体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新兴经济体互联互通、国际合作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中国应积极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推动新兴经济体实现数字服务贸易的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