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探究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指由一定诉讼目的决定的,由职务犯罪侦查程序的基本方式所体现的职务犯罪侦查中控诉方和被告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理想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应是既能满足司法侦查目的需要,以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又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和确保法律实施的公正性,以强化人权保障;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可从整合资源、健全相关立法等方面来加以完善.     

人权保障与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难题与破解为视角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关系到对侦查权力的限制和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西方法治国家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寻求的以对犯罪控制程序合理规制来促使保障人权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在新刑诉法框架下,我们应结合本土实际,摒弃口供中心主义,通过四个转变来实现侦查模式的战略转型。     

论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及其立法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是实现侦查目的的重要途径和桥梁。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具有程序保障、案件侦破、人权保障、遏制犯罪、惩戒教育等主要功能，其主要特征体现在适用主体的法定性、适用对象的特定性、限制权利的单一性、适用措施的强制性、适用效力的暂时性等方面。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对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的有关规定不具体、不明确、不完善，已严重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为更好地发挥强制措施的实际功效，应当结合职务犯罪侦查实际，大力加强研究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立法完善问题。     

职务犯罪侦查视野下人权保障机制的理性分析

检察机关对职务行使侦查权,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能,尤其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的这一职能规定的更为详细。随着人权保障被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后,对职务犯罪侦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人权保障的思想指导职务犯罪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然而人权保障在法律条文中仅有原则性的规定,并无具体制度层面以及操作层面的规定,更难以形成体系。但我们又必须承认人权保障是渗透到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因此,只有建立并完善人权保障机制,才能使职务犯罪侦查过程更加合法化、合理化。     

浅谈运用侦查技术固定职务犯罪证据

新刑诉法对于强化人权保障,规范侦查活动做了许多新的规定。特别是授予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可以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规定,有利于解决检察机关长期以来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手段匮乏、落后,不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及职务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的客观现状。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发展路径探析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在立法精神和侦查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对侦查程序和侦查行为的规律性认知、概括和抽象出来的类型和样式。将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划分为强调实体正义单一目的的侦查模式和强调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双重目的的侦查模式,能为新境遇下发展和创新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提供有益视角。     

论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职务犯罪越来越趋于专业化、智能化、现代化，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已难以适应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的需求，而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职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因而，我国应根据目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侦查工作的状况，完善法律规定，明确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同时注意保护人权与防止权力滥用。     

科学发展观与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在职务犯罪的侦查阶段,由于侦查机关掌握法律赋予的广泛而强大的权力,而犯罪嫌疑人只是消极的被追诉方,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因此,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必然涉及到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个人隐私以及各种财产权利的限制与剥夺,两者的权利必然发生碰撞,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利必然会受到侵犯。检察工作必须始终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到职务犯罪侦查中,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结合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笔者封存在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同时。笔者认为应从法律本土化、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出发,从转变侦查观念、完善立法、转变侦查模式、强化监督四个方面入手,对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进行保障。     

论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

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是提高职务犯罪侦查能力和效率的需要。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包括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专业化和职务犯罪侦查方法的专业化。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有三种模式,即警察职能模式、独立职能模式和检察职能模式,后者最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的状况。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专业化有关的三对范畴是:专门化侦查与一般化侦查;集中型侦查与分散型侦查;一步式侦查与两步式侦查。职务犯罪侦查组织的一体化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专业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职务犯罪侦查方法的专业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人证调查方法的科学化、物证调查方法的常规化、秘密侦查方法的规范化。     

职务犯罪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探析

职务犯罪的侦查阶段是查办职务犯罪诉讼程序中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利益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随着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我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写入宪法,如何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问题正日益引起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关注。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问题有了很大改进,但是相对于国际标准仍存在着诸多不足和差距。这就需要对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人权存在的问题和困惑进行理性分析和思考,并通过赋予其一系列保障性权利和限制检察机关的追诉权及提升检察官素质等来加以完善。     

职务犯罪判决轻刑化的混沌原因分析

近些年来,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较轻刑罚甚至给予较多缓刑,在业内被称为职务犯罪轻刑化。轻刑化成为近年来法律界和全国人代会上热议的法律问题,也成为了检察工作面临的难题。通过关注职务犯罪判决轻刑化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职务犯罪判决轻刑化原因存在于立法、侦查、审判与法律监督的各个阶段,其中每一项原因都与其他原因相互关联,一项原因衍生出另一项原因,相互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原因的混沌状态。各种原因经过一定效用累积后,产生职务犯罪人轻刑判决的后果,始料未及却又在情理之中。发现这些原因对于今后职务犯罪案件办理、提高反腐成效大有裨益。     

背信犯罪解释论及立法论探讨

背信罪是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的高度分工而出现的罪名。我国《刑法》分则中存在众多而零散的背信犯罪条文,但条文设计却具有相当的随意性,而且偏向于对国有公司、企业的特殊保护。我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为有效保护法益,增设背信罪势在必行。通过条文的合理设计,完全可以避免背信罪成为新的口袋罪而侵犯人权。在增设背信罪之前,我们应当充分运用竞合论原理,将背信犯罪行为作为侵占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相应犯罪处理。评价背信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害,应采取经济的财产说,原则上不处罚背信犯罪行为的片面对向犯。     

法官澄清义务研究

法官澄清义务以发现客观真实为目的，以法官的积极作为为表现形式。澄清义务由法官对辩方的诉讼关照义务、对控方一定的释明权、法官庭上积极的查证责任，以及庭外调查取证责任组成。在我国现阶段研究澄清义务，有助于体现审判中心主义原则，扭转法官在庭审中不合理的倾向性，提高简易程序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保证法官变更诉讼罪名的合理性。未来澄清义务将强调协助性和补充性，淡化义务色彩，成为对被告权利的有力保障。我国法官履行澄清义务应作为检察机关履行证明责任的补充手段，在不改变原证据构造的前提下对存疑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官应积极履行关照义务，特别是基本权利告知义务。辩方申请法官收集对己有利的证据，能够证明证据存在并提供取证线索的，法官应尽量允许。增加法官庭外调查言词证据的手段，强化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配合法官取证的义务。     

职务犯罪侦查中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在当前职务犯罪侦查中,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法律功能实现的状况和程度令人堪忧,而且与相关制度和措施的关系相当紧张。在立法上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强制措施,应寻求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建构科学、实用的强制措施体系,并改革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     

科技侦查的兴起及其法律规制

为了有效打击各种传统和新型的犯罪,需要整合各种科技手段开展侦查工作,树立科技侦查的理念或模式。在倡导侦查执法规范化的新时期,侦查机关在运用各种科技侦查手段时,需要在法治轨道内进行,尤其要注意依法保障人权,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最大平衡。一言以蔽之,倡导科技侦查,既要注重提高侦查的科学化,又要重视侦查的法治化。     

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看检察独立

职务犯罪侦查权应当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才能保障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我国检察机关现行领导体制下,检察权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常常受到阻碍和干涉,因而困难重重。我国应当建立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使检察权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以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遏制职务犯罪的蔓延。     

新刑诉法影响下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探索和完善

人权保障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力度成了各国人权保障水平的标志。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最薄弱的一个环节,而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对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结合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精神,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可以从根源上解决我国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与国家的尊重义务

防御权功能是劳动权的首要功能,以防止国家权力的干预、为公民创设"自由空间"为旨趣。公民劳动权的起始之处,即国家权力的终止之所。防御权功能属于"主观权利"范畴,公民享有"不作为请求权"、"停止侵害请求权"。尽管我国《宪法》未规定劳动自由,然而,从"事实"与"规范"二维度看,防御权功能亦是我国劳动权的题中之义。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之实现仰赖国家履行"消极不作为"的"尊重义务"。尊重义务是劳动权保障的根本义务,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是尊重义务的主体,行政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尊重义务的主体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