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行政区划调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是重构区域发展格局,改变区域政区位势的基本途径。本文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构建基于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空间场能模型和幂指数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合肥—芜湖地区为例,测算2011年原巢湖地级市拆分后其政区位势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能。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政区的行政管辖能力、行政资源和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密切相关。② 2005—2015年期间研究区整体政区位势和协调发展潜力增幅分别由地级巢湖市撤销前的61.79%和0.21%提高到116.51%和3.05%;且行政区划调整后政区位势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速。③ 运用政区位势模型能对行政区划调整进行测度和空间化表达,其测度结果既能与社会发展等复杂影响相区别,又能与真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符合,既重视个体发展又兼顾区域协调发展。行政区划调整能显著提高研究区的政区位势,促进社会经济进步,且有利于破除空间障碍和行政壁垒,推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行政区划调整的政区位势理论与模型构建——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尚缺少系统的理论解释和方法测度。为了深入地探究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本文提出并界定了政区位势理论,构建了政区位势的测度模型,并以重庆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① 政区位势是由位能（行政区地域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和势能（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级别的竞争力）构成的概念,行政区划调整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政区位势,从而改变其发展的动力和路径;② 由土地管辖权、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能力、财政分权度和行政分权度等变量构成的重庆市政区位势测度模型可以反映重庆市行政区划调整给其政区位势带来的变化;③ 实证检验得出政区位势提升对地方经济绩效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④ 科学合理地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该地区整合要素资源,优化行政管理幅度,提升其政区位势,进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区位势理论和模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为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规划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可作为行政区划调整效应评估的实用方法。     

Theory and measurement model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 potential from a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Taking Chongqing city a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There is a lack of basic theory and metho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 adjustment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基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

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地域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 对整个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7月, 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撤销巢湖市, 将其一分为三, 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 合肥、芜湖两个核心城市从此相互毗邻, 合肥-芜湖双核结构是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空间结构形式, 其空间整合面临着新的机遇、模式与路径。运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方法, 以及双核结构原理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进行分析。提出在不同时期可以分别采用轴线模式、双核模式、“T”型模式和扇面模式, 采取打破行政区界限的刚性约束、加强双核轴线整体规划、扩大产业整合力度、发挥双核中间城市的比较优势、整体推进合肥-芜湖发展轴建设等措施。     

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政治

行政区划调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借助“尺度政治”理论,尝试对行政区划调整的诸多类型进行理论化梳理。具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涉及行政等级变更、领域幅员调整、区划类型更替3种类型;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行政区划调整可以理解为行政区划的尺度生产和权力的尺度修复两大过程,其中涉及各种形式的尺度上推、尺度下推和尺度更替。基于这些尺度特征,本文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综合性、动态性和辩证性。本研究对于深化行政区划及尺度政治的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2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及其效果的对比研究

在对近 2 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政策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 ,文中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和有关统计数据 ,对我国对外开放这一区域发展政策对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作用进行了定量研究 ,首次从量的方面探讨了对外开放政策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及其差异。通过计量经济模型模拟计算 ,2 0世纪 80年代初至 1 999年对外开放政策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GDP的直接作用率达到 2 1 39% ,使其相应的GDP年增长速度由9 1 %提高到 1 0 2 4 % ,提高了 1 1 4个百分点。而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 ,由于对外开放较晚 ,对外开放政策的力度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的大 ,从 90年代初期开始的沿江、沿边对外开放政策对我国中西部地区GDP的直接作用率为 4 2 4 % ,仅为前者的 2 0 %左右 ,使其相应的GDP年增长速度也仅由 8 96 %提高到 9 2 7% ,仅提高 0 31个百分点 ,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     

区域经济增长的同群效应——来自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

厘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多样化的空间相互作用,对于探索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地理论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以中国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城市间的同群效应,从新的视角解释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高收入城市通过正向同群效应对邻近中等收入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带动作用,通过负向同群效应对邻近陷阱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中国城市之间未完全发挥自上而下的辐射带动作用;中等收入城市对高收入城市的经济增长、陷阱城市对中等收入城市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同群效应,中国城市之间存在着自下而上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同等收入水平城市间的经济增长通过正向同群效应相互促进。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同群效应的产生更多是源于分权体制下的“标尺竞争”,其中学习和竞争机制在不同收入水平城市内部的作用效果存在明显异质性。最后,从实施多中心空间战略、构建新型城市合作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政绩考核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     

适宜性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适宜性人力资本必须与区域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相匹配,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效能,以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从全国和区域层面出发,基于ESDA方法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运用1998-2014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初级、中级、高级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视角探寻适宜性人力资本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效能的空间差异,研究表明：① 人力资本与省域生产总值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路径依赖性。② 在全国层面,初级、中级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高级人力资本则作用很明显。③ 在区域层面,东部及东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高级人力资本,中部和西部初级人力资本贡献显著,中级人力资本在四个区域均不显著。这为区域人力资本培育和区域经济高速发展政策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区域发展差距测度指标体系探讨

区域发展差距是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建立区域发展差距测度指标体系反映了区域发展差距研究从单要素、单指标走向多要素、多指标综合测度的发展趋势。本文在进行区域发展差距概念界定、构成要素类型划分,以及阐述构建区域发展差距测度指标体系遵循的基本原则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发展差距构成要素进行甄别、归类和属性特征分析,筛选、构建和设计出了以衡量民生质量为导向的区域发展差距宏观和微观测度指标体系。宏观测度指标体系由3个综合指标、18个要素指标和54个属性指标构成;微观测度指标体系由3个综合指标、14个要素指标和70个属性指标构成。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研究

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是政府对区域发展的方向、目标、速度、格局和路径进行调控的政策手段。本文探讨了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保障作用,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近中期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当前机制创新与区域政策应重点服务于：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构建一体化的现代交通网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五大方面;并基于长远和全局视角,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与宏观区域政策,包括：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与政策、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机制与政策、区域协同创新机制与政策、区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与政策和区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这些政策旨在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经济效应评估与作用机制分析——以青岛市为例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是地方政府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论文以青岛市为案例,选取1988—2010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探究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经济效应并分析背后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可以提高以GDP对数值为衡量单位的城市经济效益,但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滞后性;(2)青岛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后,城市经济在短期内仍有惯性表现,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政策实施的第6年开始显现,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阶段可分为投资建设、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和趋于稳定4个阶段;(3)青岛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可以从政府引导效应、投资驱动效应和要素驱动效应3个方面去理解。研究不仅证明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对城市经济的促进效应,也为地方政府评估行政中心迁移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与演化机理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分析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格局和影响因素,能更好地借鉴和发挥行政区划设置在国家与地方治理中的支撑作用。综合梳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地理志》的考证结果,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清实录》《清会典》《大清一统志》以及清代地方志等历史文献,全面分析1683—1911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的时空变动过程与演变规律。研究表明：①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主要有9类调整模式,以自下而上的申报调整为主,关键是总督和巡抚的提议权,督抚体制是行政区划调整推进的制度保障;② 行政区划调整的频次受最高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影响较大,波动明显,雍正朝是清代行政区划调整的绝对高峰期,光绪和宣统两朝是一个相对高峰期,道光、咸丰到同治时期调整最少;③ 县级行政区划的调整以新设最多,其次为改隶和析分,同级变更和合并是频次较少的两类调整;④ 升级、迁治、裁撤、新设4类调整在清代23个省的分布范围较广泛、各省域分布较为广泛均衡,变更专名、合并、改隶、同级变更4类调整的分布范围集中于直隶、河南、山西等省;⑤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格局的形成与演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安全和统治方便是决定性因素,总体上体现出层级明确、权责明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国家治理理念。     

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研究

在全面把握有关高科技产业分工尤其是基于价值链的区域分工理论与实践基础上 ,通过分析中关村企业调查问卷 ,验证了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各增值环节对要素条件禀赋要求的差异和区位选好 ,以及中关村部分高科技企业价值链各活动环节的空间配置 ,得出北京高科技产业在发展重点和空间布局上已经显现出价值链区域分工雏形这一结论。北京在高科技产业价值链活动中 ,具有总部、研究开发以及销售总部特化的特征 ,同时也承担部分生产制造职能。这种价值链分工雏形一方面反映出了北京在国家尺度上的要素禀赋情况 ,一方面也说明了北京的优势所在。论文还进一步总结了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模式 ,并结合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基础、要素禀赋及内部差异 ,探讨了北京高科技产业价值链区域分工的未来走向。     

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研究

为反映区域产业分工现状,利用变异系数与空间洛伦茨曲线、空间基尼系数相结合,在产品层次上,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现状进行定量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结果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农业和采掘业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相应产业,产业分工较为明确;制造业在行业层次存在同构现象,但在产品层次上,各地差异化发展明显,区域产业分工逐步显现;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亟待调整,其中基础服务业与个人消费服务业发展较为完善,但生产和市场服务业中的金融、物流和专业技术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中的公共管理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影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此基础上,针对各产业分工结果,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     

城市管治、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以常州市区为例

以常州市区为例,重点从产业空间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城市管治重构与空间整合。通过分析现状开发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址方面的问题,论文认为,当前制度框架、经济政策与要素集聚、社会文化及空间规划等方面是造成目前中心城区之间管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行政区划调整虽然有利于城市规模的做大和某种程度上规避强大的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日益突出的矛盾,但当前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削减这两大空间单元之间的本质冲突。进而,论文又从制度重构、政策导向与空间整合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要构建有效的市区管治模式、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与整合。     

经济活动全球化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定量分析表明:经济全球化在中国的区域差异,表现为沿海地区、南部地区和三大工业较为发达的直辖市明显高于其它的地区;全球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其中,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这种影响更为显著;全球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具有多面性。对中部农业地区的案例研究,证实了即使在外部力量影响较弱的地区,其不利方面也不容忽视。     

发展地理学视角下中国区域均衡发展

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研究区域均衡发展问题是发展地理学领域的重大课题.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的区域均衡发展历程,总结了各时期区域均衡发展的特征,研究指出,中国区域间发展呈现出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演替的状态,每次演进使得社会的发展质量迈进新的台阶,逐渐走向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均衡发展的状态.其次,本文探讨了当前...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意愿作为切入点,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对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薄弱;对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回流空间的路径选择以返回原居地为主、乡镇中心和县城为辅。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不仅是其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正向选择的结果,也显著地受到流出地住房和流入地的就业收入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而流出地的家庭需求和空间成本则无显著影响。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人口回流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和人口均衡发展的调整作用,也不能高估回流劳动力对流出地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应加强流出地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吸引人口主动回流,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落实。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此改变政区的位势和发展轨迹,重塑城市发展活力和区域发展格局。政区位势的测度可以较好的评价行政区划调整的效能。建立基于生产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重庆市为案例,测算其设立直辖市前后的政区位势及其区划调整的相对区位势能,以探析影响政区位势变化的机制。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该地的交通通达度、资源控制能力及综合发展规模有关;②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变化具有正向作用,但该影响效果具有滞后效应;③ 设立直辖市对重庆市而言不仅意味着行政级别的提升,政区位势也不断上升,相对区位势能均大于1,但该提升幅度正从快速优化趋于平缓发展。     

广东省行政区划调整对城镇化的影响

以广州、佛山、惠州和汕头为例,通过主因子分析法对其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指出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发展普遍存在调整振荡期,并对不同经济类型的城市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多元影响。认为城市的结构状况和城市系统发育水平直接影响行政区划调整的效果,发达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广州)适宜撤市(县)设区,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佛山)行政区划适宜有序调整,次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惠州)和一般发展水平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汕头)应暂缓行政区划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