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如何促进社会管理

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坳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同时指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决议》中,中央还把发展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联系起来,要求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充实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     

公益创投：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模式探究

新时期我国社会改革的方向是“政社分开”,推动政府由全能型向有限型转变,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大量经营性、中介性、操作性的事务从政府部门转移和分化出来,需要第三部门来承接以激发社会活力,这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环境和基础。近年来,市场、政府、社会协同机制下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也需要借助社会组织得以实现。而公益创投,是投资主体提供组织以资金,协同组织运作资金以达到扶持社会组织目的的新型培育模式。     

对缓解上海中心城区“停车难”问题的建议

缓解上海中心城区“停车难”问题,应经政府主导、市区联动,全方位整合社会、市场资源,规划设计相配套的资金保障和机制保障。具体做法是：合理规划,增加供给,盘活存量,通过部门协同,依托社区共治推广小区与楼宇错峰停车;通过市场运作,运用科技手段,优化停车市场化管理体制。     

我国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不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迈出了重要步伐,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得到加强;政府机构设置逐步完善,结构明显优化;政府科学决策水平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稳步推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仍比较薄弱;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行政结构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部门职权交叉、效率不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痼疾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政府全面正确地履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政社分开是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从温州市福利事业社会化看民政部门职能转变

政社分开是指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分开,把部门职能与社会职能分开,把社会自组织功能和社会自律机制、社会运行的动力交还给社会.这里,它包括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等内容.在浙江温州调研期间,我们发现,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社分开,是福利事业社会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没有福利事业社会化的发展;没有福利事业的社会化发展,也就不能真正实现民政部门的职能转变和精简高效.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社会工作助力司法改革——拿什么来拯救你迷途的孩子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并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加快推进“三社联动” 创新民政社会治理方式

探索“三社联动”服务机制是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战略部署的重大实践活动，是贯彻落实《首都民政事业改革发展纲要（2013—2015年）》精神，全面推进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创新民政工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一项具体工作安排和实际行动。     

社会协同模式下提升社会治理的路径

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化、具有耦合作用和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复杂系统理论表明,越是复杂的系统,系统协调的要求越高,协同效应也就越显著。近年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社会管理体制中的社会协同,已然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议题之一。构建社会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

服务型政府将满足公民需求作为最高工作目标,不仅要求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其中,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有效与否是政府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都要面对的普遍性问题。针对公共服务的混合性和复杂性,以及我国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问题,参考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经验,我国应培育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通过将分散、异质性的服务需求与非规模化的服务供给对接来间接满足服务需求。多元化供给机制有利于发挥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各自优势,并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从而有利于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满足公民的异质性公共服务需求。     

民政系统信访领域专业社会工作介入

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在沟通政府与百姓、反映群众诉求、表达民情民意、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自2005年《信访条例》调整实施以来,我国信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我国尚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全国范围内的上访人数依旧不少,各种"闹访"、"缠访"、"截访"事件频频发生.信访工作_直以来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强调的是相关部门间共同合作,少有社会力量特别是独立第三方的介入.社会工作者以第三方介入信访领域,是社会工作本身的专业使命,也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和实践的时代机遇.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职能分工,实现二者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协同视角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三元合作治理机制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关乎城市土地资源紧张、大气、土壤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导致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本文分析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合作机制,认为应从主体协同、政策协同和资源协同三个方面入手来推进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城市生活垃圾机制的建构。     

天津自贸区建设与企业转型升级

作为北方第一个获批的自贸区,天津自贸区具有产业功能相对完善、发展定位相对聚焦、融资租赁特色明显及管委会行政管理等特征。天津自贸区建设的措施主要是扩开放、降成本、增（潜在）收益、促改革。这四类措施对于相关产业产生影响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津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管理部门的管理、服务和协同能力,因此自贸区更多是“革政府的命”。     

运用大数据创新政府治理的地方实践——以淄博为例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处于进行时,在实践中如何利用大数据治理创新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等基本职能,是新时代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淄博市为例,总结了地方政府利用大数据优化政府治理职能的实践,对于推动全国各地政府进行治理创新具有借鉴意义。     

公民社会在中国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公民社会”通常被定义为在政府、企业之间提升公共利益的领域，构成该领域的核心要素是非营利性质的公民自组织，或者称“第三部门”。政府、企业、公民社会，构成所谓的“三驾马车”、“三根支柱”、“三条腿走路”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中国现在大力推进“社会建设”，正是相应于政府职能转型“小政府”的建设、市场经济中企业发展的思路，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或第三部门发展的举措。     

上海居委会等社会基层组织权责问题调研

居委会权责界定和权责对称在创新社会治理与加强基层建设中的作用极为重要。针对居委会权责对称问题提出如下建议:改革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现行管理体制,创建政府主导式自治、组织合作式自治和居民参与式自治的管理模式;尝试恢复居委会的部分经济功能,以摆脱居委会在资源配置上完全依赖上级部门的局面;对居委会的考评,变为自下而上的考评与第三方考评;明确居委会无需承担溢出职责和新生职能;通过条线职能部门的合约来委托居委会承担证明权和确认权的职能。     

香港第三部门的发展与特征

香港的社会工作发展与非营利组织（以下称“第三部门”）有密切联系。1949年以前，香港的第三部门主要可分为本地慈善团体和外国宗教团体两大类。当时，殖民地政府只是有限度地提供一般市民生活的社会服务，诸如教育、医疗等很多公共服务则由第三部门提供。1949年到1960年代，香港的第三部门以本地组织或宗亲组织为主，政府也开始关注社会福利的发展。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国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性主要体现在它由国家推动建构并代表了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国家意志;社会性主要体现在它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并且在实施过程中有多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从管理力量和管理目标上来看,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性与社会性在实践过程中相互并存、交融、互动,然而由于其具有的行政主导色彩,其国家性强于社会性。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网格化的效用,增强网格化管理的社会性,应当明确政府在网格化管理中的职能定位,倡导社会协同治理并发挥居民自治的作用。     

公共委，走出“诺斯悖论”的一个有益尝试

一直以来,医院的婆婆是卫生局,图书馆的婆婆是文化部门。7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公共服务委员会挂牌成立,作为政府的特设机构,公共委将承担对医院,文化馆等公益性和准公益性事业单位人,财,物的管理职能。行政机关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一政事不分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海淀区从此终结。(《新京报》7月19日)以往的医院、图书馆等各种文化卫生事业单位,都是在政府部门的直接管理之下,卫生局这种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一方面要承担行政监管职责,另一方面又直接管理医院这些面向市场的单位,既     

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协同机制研究——基于社会组织参与的角度

本文从社会组织参与角度,阐述了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可能性、社会组织与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协同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协同机制的内涵和作用发挥。     

政府购买助残服务第三方评估的案例实践——以上海市嘉定区为例

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第三方评估成为政府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机制.但目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绩效评价标准和方法并不成熟,因而探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第三方评估体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文章以上海市嘉定区购买助残服务第三方评估为例,分析其建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发展历程与面临的困境,提出改进方法和完善措施,以促进第三方评估规范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推动第三方评估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惠及更多有需要的残疾人群体,不断提高残疾人的社会福祉和残疾人友好社区建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