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法治建设

中国目前进行的社会转型与同步的法治建设密不可分。社会转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冲突,只有依靠完善公正的法律制度,寻求各阶层利益的平衡点,社会转型才能最终成功。社会成功转型是法治建设的目的,完善的法治建设是社会转型的制度保障。     

社会转型中的政府信用问题及其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政府信用出现的种种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社会转型导致了"理想人"与"经济人"的冲突、新旧制度的摩擦和矛盾以及政府角色和能力不能符合渐高的公众预期。对此,明晰产权关系,构建"价值人"的目标导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完善制度体系,实行"阳光行政",规范政府行为;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建构"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应是转型社会中提升政府信用的现实路径选择。     

法治政府建设的历程、要素与路径

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治理的法治化是其前提性条件。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明确法治的内涵,坚守法治观念,恪守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现阶段,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前提下,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应放在政务公开、规范执法行为、完善监督体制以及建立与完善法治政府建设的评估机制等方面,以此不断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     

建设现代法治政府问题的探讨

建设法治国家要求全面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建设现代法治政府。为此,首先要大力克服认识观念上和实践上的"误区",科学界定并强化政府责任,健全政府责任法制,严格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和强化行政权力的全方位监督机制,以保证政府的廉洁、勤政、务实和高效,促进政府切实保障公民权利。     

法治的根本:私法自治

法治的明显特征是权利本位,权利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细胞。权利本位的集中表现是私法自治。公法发达、私法 滞后的社会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     

和谐社会视角下法治政府建设路径探析

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是树立法治理念,必须摒弃人治思想、树立法律信仰、强化程序意识;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是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必须明确政府职能定位、提高立法质量、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是严格行政执法,必须端正行政执法观念、转变行政执法职能、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完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建设法治政府的保障是完善监督机制,必须加强和完善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内部监督和专门监督。     

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行为的变迁与创新

社会转型的基本标志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适度、规范、高效、廉洁、公正和透明的政府行为与其相适应,这对于推进社会转型进程,把握其方向,减轻其振幅与压力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政府行为必须进行重塑和创新,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在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手段和行为环境的创新上有大的突破,才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民主与法治关系再辩

本文从民主与法治的一般理论着手,分析论证了民主与法治之间“和谐”“共通”的关系。进而质疑我国学界普遍认同的“法治优先于民主”并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民主基础上的法治政治”,也即民主优先于法治。最后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培养人民的权力主体意识两方面阐述了民主基础上的法治如何得以实现。     

论建设法治型政府的路径

开展法治教育,为法治政府建设奠定思想基础;加强行政立法工作,为法治政府建设奠定法律基础;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为建设法治型政府提供支撑;做好司法监督,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论法治型政府的构建

法治型政府成为十年政府改革的目标之后,亟待从理论上对法治政府的内涵、目标体系及实践路径加以解读。其中,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依法行政、法治行政等范畴的厘清成为体认法治型政府内涵的理论前设。以此为基础,政府职能、权限、行为与主体的法治化共同支撑起法治型政府的目标体系。在目标指引之下,坚持价值整合与制度创新、主体自律与他律监督、内部自发与外部促动的结合路径,法治型政府的构建才具有达致的可能。     

法治社会的形成与道德地位的变化

法治社会的发源地是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里孕育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及民众文化等因素在东西方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催生了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 ,道德的性质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发生了对位偏差 ,道德地位在德治主义传统文化的视野里也相对降低。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 ,要正视这种变化 ,并立足于法治 ,才能有效地开展德治     

全面推进法治城市建设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指导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文件。法治城市建设应当以其精神为指引,全面、系统、整体推进,紧紧抓住“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一重要战略机遇,不断健全管用好用法律规范体系;改进法治城市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问题;积极扩大法治城市建设进程中公民的有序参与,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城市特点的法治建设路子。     

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法治问题研究

社会的发展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秩序,使农村法治陷入困境。针对造成该困境的原因,我们可在法律信仰、法治秩序主体、行政司法体制、民主参与机制等多方面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论和谐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和谐法治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中的和谐理念体现在法治建设中就是和谐法治的思想;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法治的保障,和谐法治的实现也需要和谐社会作为基础。本文试从对和谐社会与和谐法治的理解出发,阐述两者之间的重要关系。     

影响我国实现法治社会原因简析

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方略。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但它并不等于具有工具主义特质的法制。但囿于我国的国情实现法治社会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主革命反封建的缺失;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失误;商品经济的薄弱以及文化教育的落后等等。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可盲目乐观。     

法治视野下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法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地方性。对源自西方的法治概念作中国情势解读，它在组成形态上包含私法之治、私法的公法之治、公法之治三部分。法治视野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实质上就是要在行政领域实现行政法治；作为互动的另一面，行政体制改革应当从观念变革和法律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对法治作出回应。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治主义传统的现代转型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它是社会意识产生的根源。自然经济是人治主义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法治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治国理念从人治到法治的彻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