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政”到“善治”：我国城市治理的现代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会转型的加速,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问题,传统“善政”管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局限,“善治”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善治”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治理结构。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公民主体意识日益明晰化、国家政治生活日益法治化,为“善治”提供了现实性基础。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完善法治体系、创新治理手段,是我国城市实现“善政”向“善治”转型的实践理路与方法论选择。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中国城市治理困境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与效果分析

公众参与是城市民主治理的主要形式和核心内容,在中国城市化加速推进和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时期,城市治理陷入双重困境.作为城市管理的单一主体,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已不能满足公众急速增长的需求,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要求愈发强烈.目前,正式参与机制的形式化难以真正实现公众诉求,公众的非正式参与压力对城市治理产生的正负效应则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城市治理模式亟须转型.建构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取决于立法、授权、参与途径等多个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是城市走向善治的基本保证.     

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选择与组合——以乡村治理体系为研究对象

自治、法治、德治是三种不同的治理方式,三者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总体来看,三者不是同一层面的治理方式,自治是核心,法治是保障,德治是基础。三种治理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可以实现善治,两两组合、三者组合也可以实现善治。只是善治的质量和水平不同,“单一治理式善治”小于“两两组合式善治”,后者又小于“三者组合式善治”。自治、法治、德治还可以按照各自不同的强度进行组合,功能互补,形成无数的治理方式、无数的治理体系及无数的“善治类型”。本文认为,在实践中不应该追求“最优善治”“最佳善治”,而应该追求“最适宜的善治”。     

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制度逻辑

通过实地调查西北地区某个案资源型城市治理的实践过程,从城市政府与企业互动的视角分析了资源型城市走向善治的制度逻辑,即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实质是不同的城市治理主体(城市政府、企业与市民)围绕城市的治理行动更多地建立在合乎情理的组织决策与广泛认同基础之上。合乎情理的组织决策与广泛认同的合作规则是资源型城市善治的合法性制度逻辑,合乎情理的制度逻辑有利于城市治理的资源动员,合乎情理的制度逻辑体现了城市治理与外部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依赖。     

试析以善治理念推进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之意义与路径

治理与善治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新的治国理论,作为政府管理中的一种“舶来品”,善治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有其必然性。中国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这为善治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引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宏观社会环境,其在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中的突出意义是进一步推进全能型政府的解体,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政府改革坚持“公民导向”并引入“顾客”理念,可为善治思想在我国的进一步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数字驱动还是技术掣肘：数字城市治理的反思与实践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先驱,也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动能。在工业化以后,数字化发展成为驱动城市治理方式、社会生产模式与居民生活方式变革的关键所在。数字要素的广泛应用提升了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数字红利得到不断释放。而随着数字化的升级,也应当防范可能造成的技术统治与数字鸿沟等,并寻求技术与治理的平衡,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从行政、技术与价值三个角度分析数字城市的治理体系,能够全方位探索数字驱动的治理模式,化解技术升级带来的规制影响,推动我国数字化健康有序发展。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重塑善治：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治、国家兴,能否实现善治既关乎乡村自身稳定发展,更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重塑善治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逻辑,而要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需要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标的,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的过程中围绕治理体制、治理制度、治理人才、治理文化和治理模式却存在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瓶颈。消解矛盾、突破瓶颈需要;优化责权配置,强化乡村治理整体效能;提升共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格局;培育治理人才,加大乡村治理人才供给力度;拓展文化空间,加快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简化治理层级,建设数字乡村实现精准治理——从而真正建构起新的善治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城市治理视野中的城市政府管理模式转型

一般认为,城市治理模式主要有管理模式、社团模式、支持增长模式和福利模式四种。我国目前的城市治理模式以福利模式和支持增长模式为主,发展趋势是逐步运行和完善管理模式和社团模式。这就要求我国城市政府增强对管理模式和社团模式的适应性,尽快实现在管理主体、管理行为和管理体系等方面的转型。     

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发展方向

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基石的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在当时西方各国政府管理失效,面临众多管理危机时西方学者所探寻的理论出路。本文探讨了我国处于治理转型时期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之路,以治理-善治理论指导政府转型,试图以治理理念揭示和分析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方向。     

新时期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思考

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社区事务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对社区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社区干部也越来越不堪重负。如何给社区“减负”、“健体”,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要客观认识社区治理的现状,针对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越位”、社区权力与业务不匹配、社区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群众参与社区活动较少等现实问题,通过强化法治思维、转变政府职能、减轻社区治理负担、广泛运用信息化管理方式、推行小区单元化治理、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等措施予以解决。     

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市民社会的兴起有利于道德建设侧重点的转换

市民社会的兴起顺应了公民自治能力提高的要求,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有利于道德建设侧重点的转换,由“官德”而转向“民德”;市民社会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为权力制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市民社会的兴起促使政府统治向治理尤其是善治的转变,建立起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     

民生幸福意域下的政府善治

民生幸福是民众根本利益的现实诉求,是衡量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效果的根本标准,同时也是衡量社会改革发展合法性的应然尺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治理来说,实现民生幸福才是最终目的。政府善治是政府与民众合作、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政府善治与民生幸福有着内在的贯通性：民生幸福、安居乐业,社会方能长治久安;政府善治是民生幸福的外部条件和手段,只有实现政府善治才能为民生幸福提供丰富的社会公共资源,从而保障民生幸福。     

公共服务视域下的政府善治探析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善治则是当代政府治理的最佳状态和必然选择。从公共服务的视角深入探讨政府善治的价值取向,剖析政府治理在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阐明实现政府善治的基本路径,对于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以治理与善治为视角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从管理发展到善治,必须在建立健全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框架内,社会组织才能得以发展壮大;实现社会治理与善治的理想状态,需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革,而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确立也必然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历史进程看,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因而也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从管理向治理与善治转型,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逐渐适应现代治理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只有全方位的实施管理体制变革,才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治理达到善治.     

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听证制度——治理与善治的视角

听证制度是实现治理和善治目标的一项重要程序和制度保障,但是,从治理与善治的角度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听证制度却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应以治理与善治的核心理念为指导,积极推进我国听证制度的改革。     

城市政府改革与城市治理: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政府改革是政府改革的内容之一.本文从城市治理的视角,考察和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日本、美国和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城市政府的治道变革和制度创新以及对中国城市政府改革的启示.研究表明,城市自治、制度分权、城市府际合作和多中心治理等是变革和创新的主要内容与趋势,我国应该加快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从行政分权向制度分权转变,并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合作治理机制,进而提高地方治理的质量.     

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模式的理论分析

城市社区建设是在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与丧失的双重背景下出现的一股潮流,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缺乏理论分析。有鉴于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时空特性基础上,提出“善治”和“重建社会资本”的双重目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