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高原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演变与优化——以"一江两河"地区为例

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城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由于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历史传统和人文等因素的影响,西藏高原城镇化的动力与其他区域有着不同的特点.本研究在对"一江两河地区"城镇化现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分阶段对该地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变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实施的援助西藏的特殊政策对城镇化的作用,认为援藏政策是西藏城镇化的核心动力,但同时也强化了西藏"非典型的二元结构",城镇缺乏自然发育和自觉成长的过程,缺乏内在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活力,经济职能弱,辐射带动能力不足."一江两河"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城镇外来人口的机械增长,本土非农化进程缓慢,城镇化在改善当地农牧民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推进本土农牧民城镇化进程的角度出发,并充分考虑援藏政策对西藏城镇化的作用,提出今后"一江两河"地区城镇化动力系统优化的思路,为其他具有高原环境特征和特殊社会背景地区的城镇化的研究提供借鉴.     

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农业景观调整研究

西藏一江两河地区是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由于高寒和多风少雨,生态环境条件极其恶劣,景观系统抗御和修复干扰的能力微弱.因此,在该地区实施大农业开发工程不能走传统的开荒要粮的道路,而应实施农业景观调整规划,规划的重要内容有3项,即实施现代农业技术使现有的高产田改造成稳产高产田;使现有的大量中低产田改造成有灌排条件的高产田;选择干旱坡地、不平整土地和与当地农民生活相关不密切的旱地退耕还林还草.从而解决粮食需求问题,遏止生态环境急剧退化的趋势.     

"一江两河"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分析

以“一江两河”为研究区,选取人均GDP、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城镇化水平等6项指标,采用量图分析法,探索了该区域18个县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分析发现城关区和日喀则市属先进类型,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都较高;堆龙德庆县、墨竹工卡县等11个县为中等发展水平县,其中堆龙德庆县、墨竹工卡县、贡嘎县、乃东县、江孜县等5县为中等类型中较先进类型,尼木县、达孜县、琼结县、扎囊县、白朗县、拉孜县等6县为中等类型中较落后组;而曲水县、桑日县、林周县、南木林县、谢通门县等5县为落后类型。最后根据“一江两河”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各类型县域经济发展的途径和对策。     

青藏高原"一江两河"农区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与特征

居民食物消费受自然地理环境、城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通过市场机制影响区域粮食安全和农牧业发展。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例,基于分层抽样,通过2019年实地入户调研,获取了262户农村居民上年度食物消费数据,对青藏高原农区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样本内居民的植物性食物的消费量是动物性食物的3.19倍,植物性食物以蔬菜和粮食为主,动物性食物以肉类和牛奶为主;青稞及青稞酒在藏民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② 居民食物消费规模和结构与食物自给率指标密切相关,自给自足特征显著。③ 不同地区、家庭规模、务工规模、收入水平以及家庭年龄之间,居民的家庭食物消费结构均有所差异,且不同家庭之间面粉和水果的消费差异最显著。④ 区域差异、家庭规模类型和家庭务工规模是影响样本农区居民食物消费综合差异的主要因素。结果可为青藏高原地区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膳食营养提升以及农牧业转型发展提供科学基础和决策借鉴。     

西藏"一江两河"中部地区的农业发展与农田沙漠化

一江两河中部地区是西藏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 也是沙漠化土地最集中、危害最严重的区域之一。作者分析了区域内农业开发、农业耕作制度改变和土壤肥力变化对农田风蚀的影响, 初步得出: 盲目开垦、不合理的农作制度和薄弱的农田基础条件加剧了农田沙漠化的发生、发展, 造成目前区域内约5万hm2占区域内总耕地面积47%以上的农田遭受风沙危害, 并呈扩展态势。为了有效的防治农田沙漠化的发生、发展, 建议加强农田防护林等基础建设, 大力发展草田间作、草田轮作等草地农业模式, 建立适宜的传统农作与现代技术结合、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的农作制度, 扩大冬小麦、冬青稞、油菜和豆科作物、豆科饲料等冬春季节覆盖农田地表的作物面积。     

西藏"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土地沙漠化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及其驱动力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现代土地沙漠化变化的机制及其驱动因素的研究更倍受关注。选择西藏"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为研究区域,依据该区1991年与1997年的两期土地沙漠化类型与面积数据,利用定量方法分析了同期土地沙漠化的发展变化与区内各种自然与人文因子间的数量关系,以定量辩识其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区近期土地沙漠化的变化是在多种气候因子、社会因子与经济因子共同驱动下自然变化过程与人为变化过程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中,自然驱动因素主要是风力与干旱程度,人为驱动因素主要是农作物播种面积与牲畜(超载)数量,但比较之下自然驱动因素的作用相对稍重,具有相对主导性。     

西藏“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土地沙漠化防治目标,对策与治沙工程布局

西藏“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是我国沙漠化强烈发展的地区之一。根据“一江两河”综合开发部署和沙漠化的实际状况，制定了本区沙漠化防治的目标、对策和治沙工程布局。“八·五”、“九·五”期间治理沙漠化土地８．４６万ｈａ。治沙工程实施后，综合效益指数将比１９９０年提高３３．７％，系统功能状况与效益水平在整体上提高１／３。     

热带滨海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定量评价——以雷州半岛为例

雷州半岛是我国南方的热带滨海干旱地区,位于海陆气三相物质交接带,生态环境极度不稳定。借鉴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定量评价方法,选择年降水量、降水变率、台风暴雨频率等10项指标,评价雷州半岛各县市的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结果显示,雷州半岛南部生态环境的脆弱性高于北部。南部的徐闻县属严重脆弱区,生态环境脆弱度为0.9857;中南部的雷州市属强度脆弱区,生态环境脆弱度为0.8511;北部的廉江市、吴川市属中度脆弱区,生态环境脆弱度分别为0.6770和0.7679;中部的湛江市区和遂溪县属轻度脆弱区,生态环境脆弱度分别为0.3423和0.4346。     

1981-2017年西藏“一江两河”流域5cm地温及其界限温度时空变化特征

利用西藏“一江两河”流域9个气象站点1981-2017年逐日5 cm地温资料,采用线性回归、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等方法,分析了该流域5 cm地温及其界限温度的时空分布、突变特征,并探讨了地温变化率与经纬度、海拔高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江两河”流域年、季平均5 cm地温总体呈自西向东递增分布,并随海拔升高而降低。1981-2017年流域月平均5 cm地温均呈显著升高趋势,升温率为0.23~0.98 ℃/10a,以4月最大,7月最小。年平均5 cm地温以0.58 ℃/10a的速率显著升高,各季地温也都趋于上升,其中春季升温率最大,夏季最小。5 cm地温≥ 12 ℃表现为初日提早、终日推迟、持续日数延长、积温增加的年际变化趋势。同样,≥ 14 ℃界限温度也有类似的变化,但变幅比≥ 12 ℃的要大。在10年际变化尺度上,流域年、季平均5 cm地温表现为逐年代际升高的变化特征。5 cm地温≥ 12 ℃和≥ 14 ℃界限温度在21世纪前10年呈初日提早、持续日数延长和积温偏多的态势。M-K检验显示,除夏季外,其他三季平均5 cm地温均发生了气候突变,其中春季和秋季的突变点分别出现在2004年和2005年,而冬季发生在1997年;年平均5 cm地温在2003年出现了突变。5 cm地温≥ 12 ℃初日的突变点在2004年,终日发生突变时间较晚,为2014年;持续日数突变点较早,在1997年;积温在2005年发生了突变。而5 cm地温≥ 14 ℃界限温度的突变点发生在2004年前后。相对于气温的变化,5 cm地温的升温幅度更大,突变时间较晚。     

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及人口的增多,南海区土地利用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有区域气候、土壤要素、水文环境以及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等方面.从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分析制约南海区域发展的问题所在,提出适应发达地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的思路,建设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促进南海区域可持续发展,也为欠发达地区及发展中地区走健康协调的土地发展模式提供借鉴思路.     

人文因子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影响模式研究--以苏锡常地区为例

文章结合对苏锡常进行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系统地探讨了环境污染与社会经济等人文因子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模式，结果表明：当环境污染分指数(经过了正相关处理，其值越大表明区域受到的环境污染影响程度越小)、社会经济分指数出现相同的变化趋势，这时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也出现相应的变化趋势；当环境污染分指数、社会经济分指数出现相反的变化趋势，这时如果环境污染分指数值与社会经济分指数值的年变化率值之和大于0，则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值的年变化率为正，即生态环境质量出现相对地提高，反之亦反。     

南方丘陵区农业生态环境脆弱性的驱动力分析--以衡阳盆地为例

生态脆弱性已成为当前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问题。南方丘陵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因此,首先,本文给出了农业生态环境脆弱性的概念,并分析了其脆弱性的内涵。然后,以衡阳盆地为例构建南方丘陵区农业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自然、社会、经济因素3个方面13个具体指标,以县域为评价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研究。最后,在主成分分析基础上,分析了南方丘陵区农业生态环境脆弱性的驱动力。结果表明：研究区脆弱性有4大驱动力,自然环境背景和经济发展状况是首要驱动力,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水利设施状况次之;从驱动力类型来看,胁迫型脆弱性驱动力为主要驱动力,结构型脆弱性驱动力为次要驱动力,落后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是农业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强大驱动力。     

图们江地区城市社会网络空间结构研究——以家族关系为例

以图们江地区8个城市的家族成员迁移数据为例,借助社会网络理论及分析方法,对图们江地区城市社会网络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图们江地区城市社会网络已初具规模,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都不断增大,尤其是2000年以后增速较为明显,网络的规模效应和集聚优势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外联系的主要方向为东北、山东、北京以及韩国、日本等国家,网络外向性显著。在该地区的城市中延吉市中心度最强,核心地位比较突出;敦化市其次,是该地区与国内其它地区联系的门户。网络联系主要指向中心城市,其它城市间的联系强度较弱,导致整体网络的效率降低。面对国务院主导的长吉图开发战略和新一轮图们江地区区域国际合作的大好形势,该研究成果可为该地区的城市发展、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提供参考依据。     

自然遗产地生态脆弱性分析与评价——以托木尔区域为例

以托木尔区域为研究区,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结合生态环境特征,选取分离度、分维数倒数、破碎度、植被覆盖指数和土壤侵蚀指数作为评价指标,探讨各景观类型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的空间分异规律,并依据生态环境的脆弱度等级结果进行区划。结果表明：（1）依据研究区海拔、坡度值划定地貌特征区,包括极高山、高山边缘区,南北部中山区,红层地貌区和南北部低山丘陵区;（2）建设用地的分离度最大,各景观类型的分维数倒数值差别不大,低覆盖度草地破碎度、景观类型脆弱度最大;（3）托木尔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具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空间表现为“北低南高”的趋势,自然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高脆弱度区域（7～9级）的主导干扰因素;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于生态环境中脆弱度区域（4～6级）;影响低脆弱度区域（1～3级）生态环境脆弱度的主要因素是人类活动;（5）根据研究区内生态环境脆弱度值,结合当地自然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研究区可划分为保护区、限制开发区和可开发区,并对其实施差别化的政策管理与保护措施。     

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以铜陵市为例

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包含敏感性和适应性两方面,具有典型的复杂、非线性系统特征。以一般系统理论构建敏感性和适应性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评价模型,以反正切函数构建二者耦合度评价模型,并以耦合度表征经济系统的脆弱度。以铜陵市为例,2001-2010年该市经济系统敏感性和适应性状态值呈递增正相关变化,适应性变化速度快于敏感性(前者先递增后递减,后者平稳递增);脆弱度在2005年前递增,之后递减,评价结果与铜陵市经济发展实际相符。基于一般系统理论的耦合度评价模型为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基于BP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脆弱性与协调性动态模拟研究——以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为例

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脆弱的典型地区——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作为研究区域,运用BP神经网络结合模糊综合评判法,利用2004~2010年指标数据,在对2010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脆弱性与协调性现状评价的基础上,预测了2013~2022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脆弱性与协调性,深入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脆弱性与协调性关系未来演变趋势。结果表明:鹤岗、双鸭山、鸡西具有较重脆弱度,并且有向中度脆弱度过渡的趋势;佳木斯以中度脆弱度为主,但是向较轻脆弱度发展比较缓慢;七台河、牡丹江则以较轻脆弱度为主,但七台河重度脆弱度和较重脆弱度所占比重也比较大,牡丹江脆弱度情况明显优于七台河。鹤岗、双鸭山、鸡西协调度等级为中度失调;佳木斯与七台河协调度等级为濒临失调;牡丹江的协调度等级为良好协调。而脆弱性与协调性关系比较中,七台河脆弱性趋小值与协调性发展值关系为同时退化发展,但趋势比较缓慢;牡丹江则基本保持现有状态;其它城市均为同时向良好等级发展的趋势,但发展的速率和波动略有不同。     

基于VSD模型的区域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以广西西江经济带为例(英文)

生态系统脆弱性受到自然与人文因素双重影响。以广西西江经济带为例,采用VSD模型,通过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分解脆弱性,构建包含自然和人为因素的25指标的评价体系,开展脆弱性评价与分区。结果表明,不脆弱区、一般区、脆弱区、很脆弱区和极脆弱区分别占11.31%、22.63%、27.60%、24.39%和14.07%,东西部地区脆弱性较高,中部地区脆弱性较低;自然因素导致的脆弱区主要分布于东西部山区,人为因素主导的脆弱区分布于中部盆地的城镇及其周边;经济带约53%的建设用地分布于很脆弱区和脆弱区,未来新增建设用地需要重点向不脆弱区和一般区转移。根据分区结果和诱因差异,提出了不同类型区开发与保护的相关建议。     

中国地理学研究中的伦理思考——以图们江地区国际交通通道开发研究为例

讲求伦理道德是中国几千年儒家文化特有的要求,我们地理学工作者不能回避。在列举了地理学必须回答地理学伦理问题,认为,中国地理学工作者的研究行为与政府行为相结合有着中国文化熏陶和社会制度的必然性,研究成果与政府的需要相结合是地理学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在图们江地区国际交通通道研究的不同时期,政府行为的利益目标和利益原则有不同的变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科学原则也随之发生变化。进而认为,只要政府行为的利益目标符合战略尺度上的公众利益,地理学研究行为的变化就是符合科学伦理的。不能孤立地强调地理学家的科学公正,理解我们所服务的政府,帮助、引导政府开展其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是更积极的科学态度。     

基于ISM的城市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以日本城市地震救援恢复为例

城市脆弱性受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与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且城市脆弱性影响因素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自然、经济和社会3个维度选取25项影响因素,采用解释结构模型对上述因素进行详细阐述,揭示了影响城市脆弱性的直接因素、间接因素与根本因素的层次脉络:城市结构与功能布局、社会与经济现状直接决定城市灾变敏感性、应对能力与恢复能力高低;在操作层面优化城市的各项功能,实施完善而具体的防灾减灾措施,能间接提高城市应对灾变的防御恢复能力;城市经济总量决定区域范围内脆弱性的总体水平,经济基础是影响城市系统脆弱性的根本因素.最后以日本3.11地震灾害救援恢复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