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风、诗风及民风：从《北里志》管窥唐末社会

《北里志》记载了中和以前长安城平康里的歌妓生活,是后人了解唐代青楼及娼妓的重要的历史资料。此书开后世《青楼集》、《板桥杂记》等描写青楼类作品之先河。此书虽是一部笔记小说,但人们可以从中管窥唐时长安士子生活的某些情状,并了解诗歌创作及传播的某些方式。与此同时,唐末社会环境、风俗习惯等也在《北里志》中有着诸多真实的记载。     

《北里志》作者和创作考述

《北里志》是一部描写唐代大中年间长安士子狭邪生活的实录式笔记小说，作者孙棨。《唐摭言》和《唐才子传》误将作者记为赵光远的原因，既与赵光远的家庭出身及骄侈生活有关，又与赵光远狭邪香艳的文风相连。孙棨创作《北里志》，一方面受到晚唐笔记小说创作繁荣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叙述艳情故事来垂戒后世。从《北里志》的实际流传情况来看，此书却实开后世艳情小说之端。     

《辨疑志》与小说志怪传统

中唐陆长源的小说集《辨疑志》,批驳怪诞虚妄之说,是对当时流行的小说志怪主题的否定,但其写作意图又是来源于小说实录"阙史"的传统。《辨疑志》的叙事结构同样体现出对志怪类故事的批判倾向,又以逆志怪的形式带来志怪小说"惊奇"式的审美感受。《辨疑志》的批评对象是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盲信,这是中唐士人理性精神在小说写作中的表现。它对小说志怪传统的继承和反拨,与士人学风从六朝到唐代的转变密切相关,透露出唐代志怪衰落和小说转变的一种思想动因。     

《庄子》“志怪”“小说”用意探微

志怪小说在现代是指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可在《庄子》中,"志怪"与"小说"并不相关,它们在各自语境中有各自的用意。"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意在于求真;"小说"处于比较语境,用意在于凸现"道"境界的高低差异,同时在诸子争鸣中轻贬异说,突出庄学。后人往往在"志怪"与"小说"的虚构共性上曲解其原意,混用"志怪""小说"两个词,最终使之融合成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志怪小说。     

《聊斋志异》同其他文言志怪小说的比较

《聊斋志异))作为文言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它和中国古代其他志怪小说相比较,虽有其共同的创作规律,但在作家的创作思想,作品的思想内涵、情节艺术、人物形象以及创作精神等方面明显地超出许多,认真分析和探讨其原因,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川端康成《雪国》与中国古代六朝志怪冥婚小说比较探析

爱情作为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追求拥有着永无定律的内涵。川端康成的《雪国》与中国古代六朝志怪冥婚小说以不同的笔法各自叙写了其不同的虚幻爱情故事,共同表现了人们对爱情的一种超现实的憧憬,却又以其不尽相同的爱情故事,分别演绎了绝望的纯真之爱情与希望的世俗之爱情。     

《荡寇志》与《水浒传》中的宋江比较谈

宋江是《水浒传》中塑造的"义胆包天、忠肝盖地"的英雄。虽然人们对《水浒传》的主题有多种解说,但主流观念仍把宋江看作小说的核心人物。在《水浒传》的诸种续书中,俞万春的《荡寇志》因对水浒英雄持否定态度,故对宋江这一领袖人物形象进行了重塑。考察发现,作者有意将宋江形象进行丑化,使其由英雄变为强盗,由豪侠变为土匪,由好汉变为恶贼,由福星变为灾星。这种重塑反映出时代的文化及作者独具匠心的小说创作。因此,探讨宋江这一人物形象在不同创作观念的作家笔下的异样书写有一定价值。     

志怪小说概念的发生

"志怪"与"小说"两词在《庄子》中各处不同语境,含义及用意皆有差异:"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为论据;"小说"处于比较语境,成为贬义。它们在汉代之后先后变成目录学领域的类别概念,小说属子部,志怪先附史部后又退至子部。由于两类作品都存在虚构性,后代史家据此便将它们归为一类,从而生成新的类别概念:志怪小说。     

清代东林形象的塑造及其转变——以《东林书院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记录东林书院历史的志书有两种,一为由严瑴编、高世泰续编于康熙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一为高廷珍等编雍正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两部志书中的东林士人形象,经历了由学术、事功、气节并著,到理学传人的转变。不同的情境之下,志书编纂者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模式。“严志”为驳斥东林祸国之说,塑造出东林士人“理学、事功、气节并著”的形象。“高志”编纂之时,处于紧张的文化氛围之中,其编纂者遂采用“道统”叙事模式书写东林历史。一方面,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士人选择较为安全的叙述路径;另一方面,士人的自我规训,亦使得历史书写趋向官方的意识形态。东林形象的转变正是这两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论《世说新语》的“志人”特点

魏晋“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开创了我国古代小说表现人的意识的端绪 ,表现了人的觉醒。以世间人物为对象 ,以人物风度为重点 ,以多种方式显性格 ,是其“志人”的三大特点     

《诸葛亮志》评介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国人性格均有深远影响 ,是一位世界级的历史传奇人物。自西晋陈寿作《三国志·诸葛亮传》以来 ,历代对诸葛亮的研究经久不衰 ,尤其改革开放以来 ,更是高潮迭起 ,成果丰硕 ,其中由王瑞功先生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 0 0 1年 8月出版的《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诸葛亮志》就是一部诸葛亮研究集成性的新作。该书的一大特点是体例的创新。为了全面反映诸葛亮的事迹、思想和文化 ,采用了志、图、传、表、录等多种形式 ,以志为主 ,诸体并用 ,这在人物志写作中还是个…     

“志人小说”非小说论

由鲁迅先生拟定而为现当代学术界一致认同的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志人小说”，究其实质不能算作小说，因为无论以古代还是现代的文体标准衡量，此一文体类型都不具备完整的小说特征，而应属笔记野史性质。     

目录学视角下的“小说”观念探析——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为例

本文在目录学视角下,考察《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作品,了解两志对小说的类别性质、源流功用的认识与阐述,梳理两志所反映出的＂小说＂观念,从而把握中国＂小说＂观念从汉代至唐初的嬗变脉络。     

《隋唐志传》成书年代考——兼论明前期的“抄本小说”

通过考证《隋唐志传》与《唐书志传》成书年代的先后 ,可以确认《隋唐志传》“罗氏原本”的存在 ,从而为《隋唐志传》“书成远在正德之际”说提供有力的证据。《隋唐志传》在正式刊刻之前的正德、嘉靖年间 ,曾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世。这类“抄本小说”的存在 ,说明明代前期并非长篇小说创作的“空白期” ,明代前期实际上是长篇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 ,它为明代中后期长篇小说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庄子》文化探迹

追溯小说的源头,先秦诸子对小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庄子》对小说的影响尤为明显。《庄子》对小说的影响,首先是它最先提出了"小说"的概念和对"小说"为"小道"的学理定位,并且提出了"齐谐"、"志怪"等对中国文言小说影响深远的概念与内涵;其次是它的寓言精神对中国古代小说从结构层面到精神状态的深刻影响。     

命运多舛的《湘军志》

湘军是清朝重要的军事武装之一,研究湘军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最早研究湘军的著作非《湘军志》莫属。该书内辑湘军防守篇、水师篇、临淮篇、平捻篇等16篇军志,为研究湘军之重要史料。     

“志怪”与“志怪小说”

"志怪"与"志怪小说"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为一动名词组,是一种以记载描述怪异人事为主的创作活动;而后者则属于小说题材类型之一种,是小说发展演进中一种较为规范和定型化的创作模式,故后人又称其为"志怪模式"。从其产生和发展看,由"志怪"到"志怪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其内容与创作手法上看,"志怪小说"基本上是"志怪"这一创作活动的进一步扩展与延伸,这使得"志怪小说"更接近于后世小说的概念。     

嘉靖《河州志》考述

嘉靖《河州志》是河州历史上第一部方志,该志成书后曾被多次修订、增补,之后的嘉靖《河州志》内容比原文多出了一倍有余。因此,今日所见嘉靖《河州志》已非初修之版本。嘉靖《河州志》的特点在于：难能可贵的原创性;不可或缺的边镇特色,这其中包括嘉靖《河州志》对于屯田的关注,对于河州卫所规模、里甲、体制等特殊性的记载;鲜活的移民文化;不无遗憾的简约;等等。     

清代《神木县志》纂修特征及其历史价值考论

清代神木地区先后纂修了两部方志,即为清雍正《神木县志》与清道光《神木县志》。因现存清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内容部分残缺,目前学界对该志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尚存争议,莫衷一是。清道光《神木县志》的成书年代较晚,内容保存完整,是神木旧志的代表之作。经考证,现存版本的清雍正《神木县志》并非为清道光《神木县志》中纂修者所提及的四本抄志,清道光《神木县志》也并非是在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基础上纂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及内容书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载内容相互抵牾,纂修方式并无明显地顺承关系。雍正《神木县志》的体例较道光《神木县志》为优,但内容远不及道光《神木县志》丰富详实,二者互有优劣,各有千秋。两部县志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军事史、文学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的重要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