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中体西用”的洋务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新的课程内容、教学形式和教育管理的出现,推动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留学教育的推行,使中国近代教育主动走向世界。     

论"中体西用"思想的进步作用

“中体西用”思想由于其“中体”而备受争议，但其“西用”确对中国近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整体，“中体”和“西用”是密不可分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二者相辅相成，没有“中体”也就很难有“西用”，没有“西用”，“中体”也就没有意义。抛开争议，中体西用思想的进步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     

张之洞与"中体西用"之关系辨析

本文对“中体西用”思想的萌生、发展与完全定型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与分析，认为它不是某一个人物的独创，而是近代思想家不断探索的结果，是群体思想的结晶。“中体西用”思想之所以归于张之洞名下，成为其代称，不是时人误会了梁启超的语意，而是对其不合时宜地重弹“中体西用”老调的讥刺。尽管“中体西用”思想曾经阻碍过维新变法思想的发展，但它在特定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予肯定的。     

浅析近代"中体西用"思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近代洋务思想的集中表述,有其丰富的内涵。它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形成、发展、变异的过程。"中体西用"思想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它从酝酿到变异的过程无不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形成的"实用理性"的影响,相反它又反作用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瓦解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使其不断向世界文明靠拢。     

《校邠庐抗议》与冯桂芬采西学思想探微

<校邠庐抗议>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采西学、谋自强的宣言书,被誉为变法思想之萌芽.冯桂芬最先将"变法"与"自强"联系起来,其采西学、谋自强的思想主张独具特色,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他提出的"中体西用"模式影响深远,充当着洋务思潮的理论基础,代表了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最高水平.     

论李长之的现代文化建设构想

李长之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化构想在现代文化出路的讨论中独树一帜。他通过重释“五四”,立足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三种典型文化观的反思中确立了现代文化建构的方向。他关于现代文化建构的思想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参照价值。     

试论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中体西用"的洋务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新的课程内容、教学形式和教育管理的出现,推动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留学教育的推行,使中国近代教育主动走向世界.     

论“中体西用”思想由进步性向落后性的转变

对“中体西用”思想的评价应以1883年中法战争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在中法战争之前“中体西用”思想具有进步性和必要性；在中法战争之后它就由进步性转向了落后性。     

简析洋务运动的理论模式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模式。本文主要论述了“中体西用”理论的形成、缺陷以及当时它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王韬、严复文化观比较──兼与袁时伟先生商榷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的严复、谭嗣同等对“中体西用”论的批评，包含着对这一文化结合模式的超越；“体用并举”的文化结合模式是比“中体西用”更理想的文化结合模式；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三个阶段递深的观点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必须考虑到学习过程中的复杂性、多姿多彩性。     

"礼仪之争"与康熙禁教

发生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最初是从文化层面展开的,它表明的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如何相互理解、相互阐释的沟通问题.但随着罗马教廷和康熙皇帝的先后介入,"礼仪之争"成为他们争夺中国教会控制权和受教信徒的工具."礼仪之争"最终导致了康熙晚年的禁教.     

晚清美国传教士在澳粤的翻译活动

晚清美国新教传教士似乎已经淡出中国译史学者的视线,他们在澳粤传教萌芽期的翻译活动更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事实上,晚清美国传教士在澳粤的西学翻译是他们在华百年西学翻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翻译具有相当的异域特色,并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时代意义,值得我们后人探究。     

在华外国"法律人"与近代中国法制变革

近代在华外国“法律人“包括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商人、领事法官和“洋顾问“、“洋幕宾“.他们在华期间译书著书、创办教学机构和文化机构、向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进谏“、参与变法修律、领事审判等活动,传播西方法律文化,推动了在近代中国法制变革和法制转型.     

再谈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若干问题

创建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这是中国管理科学界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学派的基本特点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的，先进的，世界的，开放而与时俱进的。创建的基本途径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管理活动是人类的第二类活动，它为第一类活动（作业活动）提供服务；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与做好管理工作的知识体系。鉴于中文的“管理”对英文单词是“一对多”而不是“一对一”，“管理科学”与management science在含义上差别比较大，不宜来回翻译，笔者建议：在中文翻译为英文的时候，采用“管理”的汉语拼音guanli来表达，管理科学则表达为guanli science（GS），“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可以翻译为The Chinese School of Modern Guanli Science（CSMGS）。选择工程管理领域开展中国学派创建工作的试验性研究，介绍了开展研究工作的设想。     

再议叶利钦“一边倒”外交政策

叶利钦作为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在独立初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一边倒"外交政策作为俄罗斯独立初期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主要政策,力图拉近俄同西方国家的距离,以期获得西方对新生俄罗斯的帮助,但事实上并没有奏效,反而使得俄罗斯成了西方国家的"小跟班",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一边倒"外交政策给俄罗斯带来的记忆是深刻的,受到后人的诸多批判,但客观来说,"一边倒"外交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论晚清诸子学研究中"以西释子"的学术特色

在晚清诸子学研究中,由于西学的广泛传播、"西学中源"说的再次兴起和研究方法的内在需要,出现了"以西释子"的学术特色。其发展在晚清大致经历了从通过西学对诸子的再注解来发掘诸子中的自然科技,到阐发诸子中的现代价值观念两个阶段,出现了一系列"以西释子"的学术专著。由于这一学术特色的出现,为中国近代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推动了西学的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促进了儒学独尊地位的瓦解。     

继承传统,弘扬民族文化——邓小平民族理论与实践研究之四

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 ,不同民族、不同形式的文化都要发展 ,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 ,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 ,发展文学艺术 ,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论"天子驾六"车制产生的年代

“天子驾六”车制产生于何时?自西汉以来学术界就有不同的看法。洛阳王城广场东周车马坑发现的“天子驾六”,位于东周王城东北部的王陵区内,说明这种车制早在春秋中期就已产生。它对研究我国古代的车舆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代钦天监的天文工作

清代钦天监,处在中国西学东渐的特殊历史时期,钦天监内的中外学者,不仅共同编制了优秀的历法和星表,而且制造出一些精密的仪器,对天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测量工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就,为我国的天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