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的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现金股利与公司治理的契合——基于代理理论

本文基于代理理论,研究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在根本上是对代理问题的治理,是对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现金股利能够缓解股东与经营者、大股东与小股东代理冲突,发挥公司治理效应.     

中国上市公司股份结构对现金股利的影响

一、股利政策理论回顾。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的股利无关论定理(简称MM定理)认为,在完全的资本市场条件（MM的基本假设）下,股利政策不会影响公司的价值,公司的价值增加与否完全由其投资决策决定。两人运用股利传递公司未来盈利信息理论解释了公司股票价格会随股利的增减而变动这一重要事实。该学派的后继者从放松MM理论的投资者和管理层当局拥有相同的信息假定出发,认为管理层与企业的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管理层占有更多的有关企业前景方面的内部信息。股利是管理层向外界传递其掌握的内部信息的一种手段。因此该理论被称为信号传递理论。     

从委托理财收益率看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

本文将委托理财收益率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可操控现金"与委托理财收益率显著负相关;若给定"可操控现金",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其委托理财收益率越高.这一结果说明,"可操控现金"越多,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其对管理层代理问题的约束力越强.研究还发现国外同类研究常用的"自由现金流"变量不能捕捉这一现象.     

股利折价与迎合：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证据

本文结合迎合理论的思想,运用Logistic模型来探讨我国社会公众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和上市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社会公众投资者对现金股利的需求表现为股利折价,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对上市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具有一定的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发放行为表现出对投资者现金股利需求的迎合.文章并进一步从制度因素和投资者预期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重大资产收购关联交易中的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

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上市公司和大股东之间的重大资产收购关联交易为研究点,通过事件研究法,对关联交易公告日前后的市场反应进行检验,从而证实大股东确实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而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当上市公司大股东以较复杂的持股方式控制上市公司时,此时其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大,"掏空"上市公司、侵害投资者利益的动机大大增强.同时,对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作了详细的划分,并在模型中分别加以回归,得出相应的结论.最后,针对以上检验发现的问题,给出了有关对策建议.     

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

  当资本市场表现出无效率的特征时,管理者能够通过迎合投资者非理性股利需求获得现金股利溢价。然而,不同公司具有的迎合能力有差别,迎合能力较强的公司更倾向于制定满足投资者非理性需求的现金股利政策。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公司股利迎合的对象展开,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投资者、大股东甚至监管政策的要求,但缺乏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探讨。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3个方面研究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对不同特征的公司具有的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进行分析,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迎合能力不同的公司中现金股利迎合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中运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考察不同迎合能力对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的差异化影响,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现金股利迎合能力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影响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自由现金流充裕、资产流动性高和成熟型的公司中现金股利溢价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更强烈,这些公司更有能力迎合投资者非理性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实施现金股利迎合的同时也会进行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迎合能力强的公司更倾向于运用盈余管理配合现金股利迎合维持股票价格。         研究结果丰富和拓展了已有的公司迎合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行为公司财务视角下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同时,研究结果对于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现金股利监管政策,并引导和规范市场投资者行为,促进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     

行为金融视角下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解释

上市公司为什么要支付股利?美国学者Baker和Wurgler从行为公司财务角度出发提出了股利迎合理论,该理论放宽了MM股利无关论中关于“市场有效性”的假设,认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则现金股利政策应该由企业特征决定;如果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的,则理性的管理层会为了提高股价,迎合股东对股利不断变化的偏好.结合股利的迎合理论,融入新近出现的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的思想,基于沪深两市2000-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与我国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引入现金股利溢价指标,研究了公司股利支付意愿与现金股利溢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对处于同一生命周期的上市公司而言,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倾向有较显著影响,但其影响程度不及盈利能力以及股利政策连续性指标强;面对更高的股利溢价时会更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研究证明,股利迎合理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商业行业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实证研究

股利政策、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并称为上市公司的3大财务管理决策,在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了若干可能对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分配股利产生影响的因素,建立假设,对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分配股利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营运能力、每股净资产等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分配股利有着显著的影响.     

股利政策代理成本理论的再探讨

本文首先对罗瑟夫(Rozeff)的股利政策中传统的代理成本理论进行了分析,指出传统的代理成本理论没有考虑发放股利之后的筹资所引致的代理成本的情况,因此有其不完善之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考虑了发放股利后导致再筹资的最佳股利发放率问题进行了探讨.     

公司股利理论及新发展

公司股利理论是公司金融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回顾了自1961年MM理论创立以来研究者对于公司为什么发放现金股利、为什么进行股票回购的解释,综合了公司在现金股利和股票回购之间进行选择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对现金股利和股票回购进行了简单评论.     

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与现金股利研究

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4-2006年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实际控制人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证实,实际控制人通过IPO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同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同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发生分离和采用金字塔控制方式同现金股利显著负相关。而且,与通过非IPO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实际控制人相比,通过IPO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实际控制人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对现金股利的影响更加显著,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发生分离和控制方式为金字塔时发放的现金股利更多。     

股利政策代理理论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股利政策的代理理论出发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我们利用传统的增长机会与自由现金流来识别过度投资公司,通过考察2000—2002年股利增加大于10%的315家公司,我们发现,对于股利增加的宣告事件,过度投资公司的市场欢迎程度要显著地大于非过度投资的公司,这说明代理成本理论在中国是适用的。我们进一步检验了国内特殊存在的非流通股以及国有股对于管理层与流通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影响,通过同样的事件研究方法对上述样本进行市场宣告反应检验,结果发现:非流通股比例不同的公司其市场反应并无显著差异,说明非流通股的存在对管理层与流通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没有显著影响;而国有股比例不同的公司其市场宣告反应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国有股产生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加大了管理层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并确实影响了现金股利的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