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绩效

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在社会资本视域中,村民自治运作绩效和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一方面,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其运作绩效受到不同地区社会资本状况的影响,中国农村现存的传统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进一步规范村民自治的民主运作来消除传统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并通过发展民间组织来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由此增强中国农村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影响的三维分析

以转型期农村政治文化为切入点看,村民自治运作环境、村民自治运作过程、村民自治主体行为3个维度对村民自治运作带来了影响.当下农村政治文化一方面客观上为村民自治运作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宽容的政治环境,影响着村庄公共权力组织的决策和管理活动的民主化趋势,规范和制约着村组干部和村民政治行为的正确选择;另一方面,传统的人情礼俗文化影响着运作环境的法理化,依附性政治心理影响着村民自治主体行为的自主化,家族文化影响着村民自治运作的公正化.     

乡村民间宗教与村民自治:一项社会资本研究——兼论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观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民间宗教迅速恢复和重建,对在广大农村开展的村民自治产生了多重的复杂影响,然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的现状及其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影响,认为乡村民间宗教作为传统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论文还讨论了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及其社会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     

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共生、共建与联动

农村社区建设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一方面,农村社区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给村民自治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重构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内部支撑,培育和挖掘了社区资源,有利于提高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要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联动发展,必须唤醒农村内部的自治元素,开发整合农村自治资源,走出一条内源式发展的道路。     

当代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新变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呈现出规模更大、流向集中与精英流动等特点。由于当代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影响,村民自治制度在村民的政治实践能力、基层政权与自治组织关系、自治组织的公共财政能力与乡村其他社会组织的政治能力状况等制度实施要素与环境方面出现新的重大变化,使村民自治制度运行出现新的变数。为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从制度的组织主体、运作过程及结构功能等方面作出新的调适。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于推进村民选举的思考

中国农村所实行的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中的民主性是国家、地方政府与村民三方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对村民选举的背景进行了概述,分析现阶段我国农村村民选举中主要存在着选民热情不高、领导信用缺乏、两委关系紧张、家族势力介入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给出了对策。     

双层治理结构下村民小组治理机制研究——以陕西D村为例

行政村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上连着国家政权;村民小组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则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延伸点。同时,村民小组内部的规则和秩序成为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源,下连着村民生产生活,成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着力点。乡村社会的双层治理结构与国家政权建设密不可分,村民小组的治理有赖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工与合作,充分调动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社会的良好治理,利于村民自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论少数民族乡村传统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以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G村为例

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少数民族基层政治参与总体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又受到少数民族乡村中传统社会资本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深刻影响。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G村的例子表明,客观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村社的传统社会资本,对有效地促进少数民族村民的政治参与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村人口流动对当前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社会变革的深化,农村人口大量流动对广大农村村民自治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村民自治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村民与农村的利益关系淡化,村民政治参与态度发生变化,传统的乡村文化逐渐衰落。为此,有必要继续深化基层民主制度创新,推动村民自治组织的新发展;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增强村民的自治能力;通过“以村带企、以企带村”,稳住一批积极参与村庄事务的村民;大力宣传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性,积极支持农民建好新农村。     

我国村民自治缘起的政治生态分析

我国村民自治缘起有其政治生态环境,从我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情况可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为村民自治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环境;壮族乡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孕育出的都老制自治传统,是村民自治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村民自治兴起的政治生态因素表明了今后村民自治持续发展应努力的方向:积极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培养农民的民主自治意识,并且努力实现其现代转换.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利益解读

改革开放后 ,村民自治逐步成为我国治理农村社会的基层民主新制度。本文认为 ,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表达导致了村民自治制度在 80年代中国农村的创立 ;利益的实现和扩大是村民自治发展和创新的内源力 ,是村民的主动性制度创新和国家强制性制度导入相结合的过程 ;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 ,利益分配是重要的变量。总而言之 ,在影响村民自治产生、发展、创新和运作的因素中 ,利益是决定性因素。     

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以湖北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

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但民间社会权力正在复兴，反映在村干部选举层面和村政管理中的表现有：一是聚居村落中家族宗族的影响和民间精英的影响与日俱增；二是乡村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来越弱。     

略论民国乡村自治的社会制约因素

民国时期,国家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自治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扭曲变形,始终没有达到制度理想。虽然这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国家政治行为有关,但也与乡村社会本身的诸多因素密不可分。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的认识,也对目前大力推进的村民自治具有某种启迪意义。 一、封建的乡村经济形态与政治结构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乡村自治制度的运作首先受到乡村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 民国时期,地主制经济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地主是主要的乡村土地所有者。据统计,１９２５…     

村委会选举中的异化现象及其治理——基于组织社会学的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社会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乡村社会的民主进程,村委会选举日渐规范化。学者们对村民自治的观察与研究大多以民主的视角展开。然而,民主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研究主要关注选举程序及其民主效应,忽视了对组织环境因素的考察。实际上,村民自治是在乡村社会中实践的,村民自治的绩效必然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与规制。因此,借鉴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从组织而非民主的视角考察村民自治,可以发现,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属于群众自治组织,它深深嵌入乡村社会之中,更容易受组织环境的影响。在村委会选举中,村民自治组织因受环境的过度影响,有时无法按照设计的民主目标运转,出现了所谓的"目标替代"现象。而村委会选举的规范化带来的并不都是民主化,也不是村民自治能力的提升;相反,有时却是选举程序与乡村治理的背离以及种种异化现象。为了促成乡村治理的善治,在程序民主的视角之外,我们还应该引入组织治理的视角,使村委会选举更加契合于治理,以促进村民自治绩效的提升。     

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亟待解决以下六个问题 :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解决村委会服务功能弱化问题 ;理顺乡村关系 ,解决“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问题 ;理顺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 ,解决基层党组织不适当地干预村民自治和村民自治组织动摇党的领导权威问题 ;深入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 ,解决村民自治缺少经验和各地工作不平衡问题 ;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 ,解决农民文化水平低、民主素养差问题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解决村民自治的社会法治环境差问题     

从乡规民约到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的嬗变

乡规民约起源于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社区(以村落为主要形态)形成之后协调超越家庭、家族关系的社区社会秩序的需要,在相当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维护着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基本秩序。传统乡规民约的存在形态从文本形态看可以归结为劝戒性乡规民约与惩戒性乡规民约;清末新政后至民国前期的乡规民约,借鉴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做法,略具近代民主自治色彩。改革开放以来,乡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制度形式得以恢复和发展;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村民自治章程作为乡规民约的高级形式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其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论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制度偏离

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推行使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和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村民自治在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制度偏离现象.主要表现为群众自治的变异、乡村关系的扭曲、村两委关系的形变、后选举阶段的民主虚置化等.对于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制度偏离现象,应当根据村民自治的制度目标,以是否有利于农村社会管理民主化、是否有利于农村社会和谐、是否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价值标准进行多维分析和科学评价.现阶段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制度偏离现象极为复杂、多样,根据对于民主、和谐、发展三个变量的不同组合关系进行分类,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制度偏离大致有六种类型.     

村落家族文化影响下的乡村政治

当前中国仍有50．32％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发展,乡村政治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乡村积淀了几千年的村落家族文化对乡村政治有深远的影响,表现在对村民自治、政治整合、政治参与以及乡村法治等方面。乡村的发展要有良好的政治环境,要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减少它对乡村政治的负面影响,合理利用其有价值的部分来促进乡村政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