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弱化税制与外资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研究

资本弱化是跨国公司避税的常用手段，我国的资本弱化税制于2008年建立起来，但目前却鲜有我国资本弱化税制对外资企业影响的研究.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年~2011年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我国资本弱化税制对外资企业资本弱化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资本弱化税制有效地降低了部分外资企业，尤其是负债权益比高于2的企业的资本弱化程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资企业的资本弱化避税行为;在实际税负方面，由于外资企业较强的税收规避动机，其实际税负远远低于法定税率，而资本弱化税制确实有效提高了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但资本弱化程度高的外资企业税负提升程度小于资本弱化程度低的外资企业.同时本文也发现了资本弱化税制作为明线监管对于未达监管要求的外资企业具有学习效应:负债权益比率未超过了法定标准的外资企业则会提升其资本弱化程度.     

资本弱化税制相关问题研究

资本弱化作为一种国际避税方式,许多国家都有相应法规对其进行制约,在我国以资本弱化方式进行避税已成为外资企业避税的新动向,我国有必要根据国情,借鉴各国的经验,建立起完备的防止资本弱化的法律法规体系,以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     

浅析资本弱化的所得税

通过高负债、低股本,使资本弱化,从而增加利息支出减少应税所得。本文从企业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有"双限",对企业关联方债权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不进行限制的特例以及兼营不同业务的利息支出未按规定分开计算的,"从低"计算扣除,等方面进行了解析。     

谨防我国外资企业税收漏洞

一、外资企业避税严重并且手段繁多 所谓避税是指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和税负最低化,研究各国税收法律之间的差异,策划个人或集团内部财务节税计划,以规避税收.虽然说避税违反了税收立法意图,有悖于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不仅会使国家税基受损,导致税款流失,减少财政收入,而且会影响资本的正常流动,破坏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但因其并不违法,法律上存在合理避税之说.正因如此,很多外资企业采取各种花招,以达到其避税之目的.     

负债资本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软约束的原因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低下并非一定是较低的资产负债率所致,其负债资本本身对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导致这种软约束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上市公司所占比重过大,而国有上市公司的负债资本主要来源于银行借款,但由于我国不正常的政企和银企关系、有限的银行监管机制以及未真正建立起来的破产清算机制,使国有上市公司的还贷率较低,造成了银行贷款对公司投资行为的软约束。     

反资本弱化与企业财务结构安排

资本弱化特指关联企业基于避税目的，利用债权投资方式向成员企业注入债务资金，从而抽取利息收入，从而转移利润的一种资结构安排。本文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精神，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剖析，并从反避税角度对企业如何合理安排财务结构，规避涉税风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市场化进程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以沪深证券市场1999~200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和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两个方面,考察市场化程度及其变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越快,且从市场化进程的动态角度来看,市场化程度提高的越快,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也越快。同时,市场化程度越高,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会越低,而且从动态角度看,市场化程度提高的越快,资本结构偏离目标的程度也越低。区分企业性质和负债水平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上述关系不受企业性质的影响;但在不同的负债水平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过度负债的情况下,该关系更稳健地显著存在。     

多元化战略与资本结构之间关系探析

构建动态结构模型,根据2000～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对其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共同保险理论和内部资本效率理论均无法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资本结构的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多元化战略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很可能加剧债权人和公司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企业的负债能力,引起资本结构上升;而资本结构上升又会反过来对多元化行为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引起多元化程度的下降.此外,多元化经营会带来企业盈利能力和企业规模的下降,说明企业多元化行为所增加的负债资金主要被转移到了企业的核心行业,且并未能取得很好的经营绩效.因此,多元化和资本结构相互影响的过程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战略关系特征,很可能为债权人和投资者带来利益侵害.     

企业避税、债务融资与债务融资来源——基于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的断点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2年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企业避税程度变化如何影响其债务融资行为。我们发现,随着企业避税难度增加,企业总体负债率显著上升。但通过进一步区分债务融资来源,我们发现,企业避税难度增加并未导致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正规金融融资的增加,这一结果不支持企业避税行为的"非债务税盾效应"假说,也与Graham和Tucker(2006)的开创性研究不符。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避税难度增加会导致不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商业信用负债的显著增加。这一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获取正规金融难度较大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一结果支持了企业避税行为的"现金流效应"假说。本文为企业避税活动与债务融资的负相关关系提供了更加契合中国制度背景的理论解释。此外,通过考察企业避税行为对财务杠杆的影响,本文也为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决策参考。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权益资本成本

以1999～2001年沪深两市334个配股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政治关联整体上并没有影响国有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但考虑不同的政府干预程度后,政治关联在政府干预比较严重的公司能提高权益资本成本.另外,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同样增加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结果说明政治关联对多数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具有负面的影响.     

高管激励与公司税负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高管激励的增强,高管甘愿冒更大风险以达到避税动机,直接表现是企业实际税负水平降低,本文的实证检验验证了这一理论判断。因此,公司应当加强内部监管,抑制高管过度操纵税负的行为,政府监管部门要强化会计信息披露的深度和广度,税收部门则应进一步提高治理机制。     

资本监管和证券公司自营行为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S-D模型和H-P-S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资本监管和证券公司自营行为的模型,并运用面板数据方法对我国2002～2006年29家证券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资本监管时证券公司自营行为的资本缓冲效应不甚显著.因此,监管当局应该摒弃这种静态的资本监管方法,进而采取基于马科维茨的均值方差和VaR理论的内部模型法和预先承诺法为主的动态资本监管方法,既优化了证券公司的自营行为,又实现了监管当局激励相容监管的目的.     

制度导向、宏观经济环境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同类型的制度导向和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环境使得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及其调整速度呈现时空性差异。以我国1997～200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破产法适用范围、各地区的法制建设、股市发展程度等制度层面的因素显著影响着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资本结构在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有着较快的调整速度,相对负债不足的企业也比负债过度的企业进行着较快的资本结构调整,企业在调整其资本结构时存在一定的市场时机行为;宏观经济环境不仅直接影响资本结构选择,还使得企业特征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原本影响发生扭曲。     

风险资本介入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吗?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9年10月至2013年6月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风险资本介入对企业长短期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和影响机理,以及风险资本的哪些特征会影响其对企业经营绩效作用的发挥.实证结果发现:1)风险资本的介入确实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但这种提升作用只在短期内存在.2)风险资本介入后,企业短期经营绩效的提升主要来自息税前利润率的提升,而不是企业总资产周转率的提升;而企业息税前利润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的双双下降则导致了企业长期经营绩效的下降.3)首次介入企业的风险资本数量越多,风险资本的经验越丰富,则风险资本对企业短期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资本介入仅仅为企业带来了资金方面的支持,提升了企业短期的经营绩效,但风险资本并未给企业带来更多可持续增长方面的增值服务.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与融资策略研究——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

在我国,制造业是第一大产业,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多元化行为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多元化作为一种典型的经营战略,受到实业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分析视角,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多元化行为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融资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多元化战略提高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降低了企业的总资本成本,而且随着多元化程度的提高,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债务融资的方式。     

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4～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特征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融资扩大了终极控制股东可控制的资源,便利了其攫取行为,且不会导致控制权的稀释,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较高的现金流权能够有效制约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对其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国有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相对较弱,其两权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也相对较小。     

企业避税行为与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

 企业避税行为经济后果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围绕企业避税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基于温和避税行为视角的研究认为企业避税程度的增强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而基于激进避税行为视角的研究认为企业避税程度的上升会破坏企业价值。由于企业避税程度强弱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基于系统风险视角和企业避税行为整体性层面,探讨避税行为对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曲线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避税程度强弱导致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存在差异。选取2008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单因素模型和去杠杆贝塔模型计量系统风险;采用会计实际税率及其变体度量企业避税程度的方法,基于公司系统风险视角,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企业避税行为与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避税程度与系统风险的平方项显著正相关,在控制可能的自选择偏误后结论不变。对温和避税的企业,随着避税程度的增强,公司系统风险显著下降;对激进避税的企业,伴随避税程度的增强,公司系统风险显著上升。因而,企业避税行为与系统风险呈U形曲线关系。企业避税程度不同对投资者风险估算带来不同的影响,市场上投资者将降低选择温和避税企业的系统风险,而提高选择激进避税企业的系统风险。        基于企业避税行为和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和监管者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企业避税行为。一方面,监管者应当鼓励企业采用合法手段适度避税,允许企业和投资者享受适度避税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应加大对企业激进避税行为的监管力度,防止激进避税行为对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带来负面影响。        研究结论从系统风险这一视角,明晰了企业避税行为与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关系,丰富了企业避税和系统风险研究。     

浅析我国逆向避税

逆向避税是指跨国公司从低税国向高税国转移所得,减少在低税国的所得税负的国际避税行为。它是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采用的主要避税方式。外资企业逆向避税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特殊的利益,但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浙江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相关性研究

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压抑的情况下,资本成了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本文选择在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浙江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以2003-2007年为研究期间,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浙江民营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经营绩效的特点以及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结构逐渐从过度依赖股权融资转向负债融资,但负债结构不合理,短期负债比例过高,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因此,建议浙江民营上市公司应在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前提下发挥负债融资的杠杆效应,调整负债结构并提高营运资金利用效率,充分利用资产重组等机遇改善资本结构.     

黑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资本结构一直是财务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尽管中西方许多学者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作了很多研究,但由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及各国经济的特殊性,因而实证检验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本文在阐述资本结构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多元回归方法,研究黑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显著影响黑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是流动性和非债务税盾;其次是盈利能力、规模和股本结构。资产的担保价值显著影响黑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长期负债;税负水平对黑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流动负债的影响较为显著。而成长性、固定资产的投资增加率并不影响黑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