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多维城镇化视角

本文引入资源和环境因素,以城镇化综合指数为期望产出,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2个地级市（州）的绿色城镇化效率,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绿色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下游地区绿色城镇化效率高于上游和中游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效率损失的主要来源;绿色城镇化效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的带状分布格局,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政府财政支出对绿色城镇化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对提升绿色城镇化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三者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市场力因素有利于绿色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邻近城市间绿色城镇化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空间溢出效应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空间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各因素的影响具有协同增强的作用。     

对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施的再思考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出台已经近两年,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核心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不仅关系到沿线省市的发展质量,更是全国范围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总结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进展与成效,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区域统筹、结构调整、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空间管控、绩效考评等角度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     

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状况与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区域,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推进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精髓。目前,总磷已成为长江经济带水体首要污染指标,总磷超Ⅲ类的断面比例达到18.3%,主要的一级支流中,沱江、清水江、岷江、乌江总磷平均浓度在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上下浮动,污染相对较重;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主要受工业、城镇生活、农业等污染源影响,主要涉及四川、贵州、湖北、湖南、重庆等地区;同时结合总磷污染特征分析,提出了涉磷工业企业治理、磷矿管理、城镇生活污水治理、畜禽养殖防治、规范监测方法等治理措施,为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     

长江三峡重庆库区城镇化与生态协调性评析

长江三峡成库后，库区生态环境更加脆弱，产业空心化日益突显。随着库区移民投资的逐渐减少，库区城镇化动力已显不足。分析了库区城镇化发展与生态建设间存在的主要问题，以ARCGIS9软件为工作平台，应用多级加权求和综合评价模型进行了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度评价，并以评价值为基础将研究区划分为低级——较协调、初级——较失调、中级——失调、准发展——微协调、发展——较协调5个阶段，针对各阶段提出了城镇化和生态的发展调控方向。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性机理及对策分析

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和概念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和关键因素进行探索。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作用机理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单向链式作用路径,资源消耗强度、贫困差异和生态环境质量为最关键因素。②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和影响—响应跳跃式作用路径,产业结构为最关键因素。③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为状态—影响—响应的中断式作用路径,生态资源、科技创新和城市化为最关键因素。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进程中的水资源阻尼效应研究

为量化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消耗量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程度，本文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加入水资源要素，构建改进的Romer增长阻尼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增长阻尼系数总体稳定，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程度经历了明显的强弱变化；②研究期内水资源增长阻尼显著降低并趋向平稳，说明水资源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减弱并逐渐稳定；③浙江、上海、江西等7个省份存在明显的水资源增长阻尼，区域差异显著。由此，本文建议：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加大资本投入、优化劳动力结构，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可构建水权交易机制，以期使长江经济带在水资源"大保护"约束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关系研究

在分析2005-2017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概况的基础上,运用Tapio弹性系数法测算了区内省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指数,比较并判断了脱钩状态和脱钩趋势.研究表明,2005-2006年该地区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硫排放之间以"弱脱钩"为主,而2007-2017年两者表现为"强脱钩"的趋势;该地区经济增长与水环境...     

市场分割对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资源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本文梳理了市场分割对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随着市场分割程度存在显著倒"U"形关系;在规模报酬递减作用下,市场分割对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从提升转变为抑制。未来破除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提升瓶颈的关键在于研发投入、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市场融合。另外,分样本回归表明市场分割导致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能源环境效率存在"中部塌陷"的风险。由此,加强研发资金的精准投入、提升对外开放度和中游地区支撑力,以及增强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是长江经济带提升能源环境效率的重要突破口。     

论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防治的若干问题与防治对策

长江经济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和制造业基地,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中国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之一,积极、有效地保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研究从识别突出的大气污染防治问题入手,深入分析大气污染的主要驱动力产业与能源结构,以问题为靶向,提出长江经济带的大气污染防治策略。研究结果发现,占国土面积21%的长江经济带排放了全国34%的二氧化硫、32%的氮氧化物、28%的烟粉尘、44%的挥发性有机物、43%的氨,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2.1倍,污染物排放远超环境容量。长江经济带126个城市中,6项主要大气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全部达标的城市比例不到1/3。颗粒物是影响城市达标的主要污染物。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偏重和能源消费以煤为主,是造成大气污染排放量的主要源头,是大气污染的主要驱动力。以解决突出的大气环境问题为核心,将环境质量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底线,持续推进空气质量改善,重点措施上,从大气污染驱动力着手,提出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深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推进区域联防联控等大气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本文立足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实践,分析了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均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但是费用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特征。(2)异质性检验表明,费用型规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均GDP较高省份以及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3)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提高末端治理技术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4)研究还发现,费用型规制对高能耗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投资型规制对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的抑制效应更明显。(5)随着工业绿色转型程度的不断提升,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边际效应先后呈现“L”形骤降特征。因此不断优化与创新环境规制手段,才是持续推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     

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现状、问题与对策

伴随着长期高强度的开发活动,长江经济带面临突发环境事件频发、诱因复杂等突出环境风险问题。近年来,尽管各地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严峻的环境风险防控形势相比,仍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存在源头防控体系不健全、能力不足、协调联动欠缺等问题。本文在对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形势和防控工作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家在生态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领域的最新要求及地方实践经验,从环境风险源头防控、环境应急协调联动以及重点领域风险管控等三个方面提出了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的对策,以期为有效防控长江经济带环境风险、建设"安全长江"提供参考。     

基于区域梯度式学习情景的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面临开发与保护的巨大挑战,构建科学、高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为其保驾护航成为重中之重。作为一个流域式生态共同体,区域统筹协调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根本关键。本研究导入区域协同治理理念,提出构建梯度式渐进学习环境协同治理框架,并采用数据进行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的多情景测度与评价实证检验了梯度间以及梯度内部的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协调机制的潜在影响。最终,从中央、区域和地方三个层面提出梯度式学习视野下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策略。     

环境规制、FDI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

基于超效率SBM-GML模型测度了长江经济带2008-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并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值不断提高,但上中下游之间差异较大;FDI显著促进了本地绿色创新效率,但不利于邻近地区绿色发展;三类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正...     

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设施减排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

污水处理设施作为废水排放的处理终端,在区域水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本文以长江经济带沿线1117座污水处理设施为样本,以单位污水处理能耗作为污水处理设施的投入变量,BOD5等污染物的削减率作为产出变量,在考虑各类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异质性影响下利用WSBM模型对污水处理设施的减排效率进行测度,并运用CLAD模型对影响污水处理设施减排效率的外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设施综合减排效率较低且差异较大,设施单位污水处理能耗冗余率较高以及对总磷污染物减排效果不理想是制约其减排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设施的减排纯技术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以上海、湖南、云南三省份形成"三极"的空间分布特征,而设施减排规模效率则呈现出"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设施减排效率外部影响因素的驱动效应差异明显,并据此提出了排水管网合理规划、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结构及其效应研究

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TOPSIS模型测度综合指数,结合修正后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结构及其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及非均衡分布特征。(2)空间关联结构由“单节点发展模式”演化为“点轴发展模式”,空间溢出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显著。(3)整体网络特征向网状化、稠密化、纵深化发展;个体网络特征显示,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为核心扩散点,网络向均衡化和片区化发展,且形成了“由东向西扩展,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特征。(4)时空距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差异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结构特征的重要因素。     

司法的流域性——兼论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协同治理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法治是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长江流域司法协同治理是实现《长江保护法》提出的统筹协调、系统保护机制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流域生态系统在司法保护尺度内尚未统一。本文基于对司法空间属性的理论分析,结合美国流域司法治理相关案例的考察,提出从空间协同性和专业协同性两个角度构建我国长江司法协同治理机制。     

长江经济带“两山”实践成效测度及其时空演替

基于“两山”理论,从内生式发展的视角,结合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框架,构建了“两山”实践成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6—2019年“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和“两山”协同发展系数,并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了“两山”指数。同时引入空间自相关方法,对长江经济带“两山”指数的空间差异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绿水青山”指数和“金山银山”指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绿水青山”指数高的省市,其“金山银山”指数较低;(2)各省市“两山”指数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6—2012年为基本协调阶段,2013—2019年为中度协调阶段;(3)各省市“两山”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且大多数省市趋向于“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4)基于“两山”协同发展系数分布情况,将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两山”实践现状划分为“两山”同步发展型、“金山银山”领先型和“绿水青山”领先型3种类型。     

长江经济带固废治理需要综合解决方案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将“长江保护修复”列为标志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战役之一。其中,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的重要一环。目前长江经济带固废污染治理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一是固废处理处置规划不系统,呈现“碎片化”,在固废处理处置设施分布、处理处置工艺、产业链条,以及主管部门及其政策资金安排、行政区划等方面缺乏整体的区域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