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回归分析方法等主流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年的FDI和滞后3年的FDI是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且FDI对经济促进作用显著;但滞后3年的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当年FDI对经济的贡献,主要原因是长株潭地区消化吸收FDI技术外溢的能力不足。     

河北省经济增长与FDI的实证研究

以FDI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基于历史数据资料就FDI与河北省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经济计量分析。构建短期模型用于考虑FDI的需求拉动作用,长期模型用于分析FDI对河北经济增长的长期供给效应。由此来探索FDI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     

FDI、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利用湖南省1985～2006年经济数据,根据协整理论和VAR模型等方法,从不同角度研究了FDI、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与FDI和进口额都有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波动冲击都表现出正向响应,而FDI由于地区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     

服务业FDI、资本效应与经济增长——基于服务业FDI、制造业FDI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发展向服务业倾斜,中国服务业FDI明显上升的背景下,本文以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服务业FDI对中国最基本的作用效应———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以分产业省际数据为基础,运用Eviews6.0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了服务业FDI、制造业FDI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三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据此提出增强中国服务业实力,吸引并规制服务业FDI的建议。     

中国FDI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主要探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开放.我国所引进的FDI存量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同步迅速增长,这两种经济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相关性?本文在FDI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FDI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是,对外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创造效应大干替代效应,且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十分明显,多引进一单位的FDI存量就能够带来2.3465的对外进出口总额.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角色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这种促进作用的实现受到东道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金融市场会影响东道国对FDI的吸收能力,从而影响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市场是FDI发挥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地方金融市场信贷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增强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

一、FDI技术外溢概述 1．FDI与技术外溢。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或发展能力发生无意识影响的间接作用。从实际情况上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主要表现为除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主要可分为产业结构变动、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三个方面。     

FDI对浙江省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FDI对浙江省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以及产业集聚效应来分析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在第一部分从计算GDP对FDI的弹性入手,再进行线性回归来验证FDI对GDP的影响,然后再计算FDI对进出口额的影响,考虑FDI累计额对进口的滞后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鉴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一国经济的重要作用,积极引进FDI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国内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而关于FDI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界仍存在争议。本文尝试对FDI、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Eviews5．0统计软件,以安徽省为例,利用安徽省1991—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研究FDI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量FDI）与就业呈负相关关系,而年底累积外商直接投资额（存量FDI）与就业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是长期的创造效应与短期的挤出效应并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FDI所带来的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FDI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性与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2000-2012年期间,东部地区受来自于FDI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总体上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不过东部地区从FDI上获得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慢慢衰减;中部地区而言,FDI外溢效应虽然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对中部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效应;西部地区由于区位劣势、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FDI外溢效应的发挥程度相对较低.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效应——浙江1983-2004年时间序列

1980年代以来浙江的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发展。文章利用1983—2004年时间序列,分二个时段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这段时间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经济增长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超前2年的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经济发展的长期供给溢出效应作用大于当年的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经济发展的短期需求拉动作用。无论从短期效应看还是对长期效应而言,后时段(1992—2004年)比前时段(1983—1992年)作用大。最后提出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浙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FDI能否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多维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长江经济带建设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空间经济新格局的构建,研究FDI的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对于激发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6年1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对FDI能否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促进效果的产生有赖于当地FDI吸收能力的提升,FDI规模增大、人力资本累积以及企业规模扩张有利于发挥FDI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此同时,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及其门槛效应在长江流域不同地区有所差别。鉴于此,本文提出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培育企业竞争力,重视区域差异化发展,以更好地发挥FDI促进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金融危机不仅带来灾难,同时也为FD I战略调整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契机。根据关于FD I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的相关理论,试图定量研究我国的FD I通过哪些传导途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强度的大小。     

FDI与产业结构升级:西部的实证分析

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依靠区位优势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体现,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资源补充和产业引导功能。西部地区的开发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充分发挥FDI的作用,引进外资和技术实现产业结构整合和区位优势。针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产业发展现状,如何实现FDI与区位产业发展优势的有效结合,引导FDI的溢出绩效和产业收敛效应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政策制定的关键。以陕西区域经济增长数据为背景,分析了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中,FDI的作用还需要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中不断强化,在政策上进行有效调整和引导。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s blamed for being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widening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ese regions since it is highly unevenly distributed spatially. If this logic were true, then controlling the scale of FDI could be a solution to reduce regional inequality.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DI on economic growth with its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 on regional inequality. Using the largest panel dataset covering all the Chinese regions over the entire period 1979–2003 and employing an augmented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his paper proves that FDI has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responsible for regional growth differences in China. However, it suggests that FDI cannot be blamed for rising regional inequality. It is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FDI instead of FDI itself that has caused regional growth differences.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relating to FDI.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Income Convergence in China after Early 1990s from a Spatial Econometr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ntroduc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s an endogenous variable based on a neoclassical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FDI on income convergence in China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1 to 2007. A spatial model is later exploited to further examine the effect of FDI on convergence in China in light of remarkable and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s among neighboring regions. Results of estimates confirm the role of FDI inflow as a signific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China after the early 1990s. They also confirm that the non‐spatial classical model underestimates the impact of FDI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also underestimates the speed of convergence.     

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年来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特别是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FDI技术外溢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差别对FDI技术外溢的影响以及FDI技术外溢路径等问题的研究有所创新和突破。     

对外开放、基础设施规模与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国际贸易和FDI因素的对外开放指标和综合考察4类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规模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28个省份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以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研究基础设施规模、对外开放与省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基础设施规模是否提高了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规模都显著地促进了省区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规模每提高1%,将导致人均实际GDP提高0.379%和0.251%;基础设施规模提高了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基础设施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偏效应明显地高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地区;最后从动态过程看,对外开放对各省区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都有不同程度提高,而基础设施规模对省区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在部分地区出现下降。     

FDI与区域CO2排放关系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动态门槛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FDI）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为了分析FDI对CO2 排放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6 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利用GMM方法构建了FDI对不同地区CO2排放影响的非线性动态门槛效应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东北地区FDI对CO2排放具有双门槛效应,知识产权保护最优区间为(8.8939,,10.4714),华北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东部沿海、东南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北和西南六个区域存在单门槛效应。其中黄河中游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门槛值为最优区间,而其他五个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低于门槛值为降低碳排放的最优区间。各地区应合理确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负面清单,并通过金融优惠、构建技术共享平台等方式降低碳排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