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容量的农民工深度城市化探析

从城市容量角度关注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本文从城市容量出发结合人口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城市容量是一个以人口负荷量为主体,包含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的三维系统,并建构了人口城市化与城市容量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认为,在现阶段,城市的自然容量和经济容量有助于人口城市化,而城市的社会容量则因无法满足农民工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延缓着这一过程,也使农民工＂半城市化＂成为长期现象。因此,作出农民工城市化进程包括两个阶段、四种身份和八个特征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关键须从城市的社会容量着手,系统地考虑三维容量之间的相互嵌入和协调扩张,并提出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对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的探讨

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成千上万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涌进了城市。于是，一个新兴的特定的职业群体逐渐形成，这就是农民工群体。截至2006年末，农民工总量已达1．32亿人，其中男性占64％。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居住，从职业角度讲，他们是工人；从身份、户籍上讲，他们是农民。其最大特点是劳动关系处于流动不定的状态。     

论大都市外来劳动力变动与城镇就业的关系——以北京市为例

乡城人口流迁是城镇化的产物。中国正在处于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是当前我国城市化的重要特点和标志。而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是在城市本身就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发生的。研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对城市就业的影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在分析北京市目前就业压力和来源、流动人口的变动与城市就业的关系及影响的基础上,给出一个关于乡城人口流动与城市就业之间动态关系的模型框架。     

城市人口“回归”原因及作用初探—兼论我国工业扩散和人口城市化

自六十年代以来,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了城市人口“回归”的特殊人口现象,即大城市中心区域的人口纷纷迁往郊区和中小城镇,甚至回到原来祖居的乡村。本文试对其原因以及我国的城市化,作点初步讨论。城市人口“回归”及其原因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经济的日益发展,人口大量向大、中城市聚集,造成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这不仅影响到粮食、副食品等的供应和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使一部分城市人口渗透到郊区、中小城镇和农村中来,成为“回归”人口。本来,城市的兴起,一开始是以工业和农业分离为特征的,即以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分离为特征的。但是,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城市化人口又出现了“逆过程”。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大批破产的农民拥入城市,大量     

人口迁移与新农村建设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探讨了人口的乡城转移经济与转移不经济,以此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口迁移问题。笔者认为,人口的乡城转移从长期和总体上是经济的,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应该始终坚持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但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因为速度、规模等问题使得人口乡城转移发生不经济问题,所以,通过建设新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可以矫正这些不经济现象。人口乡城转移不经济的发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诱因,而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是为了使人口的乡城转移合理、有序、渐进和经济。     

弹性城市化与农民工反贫困：基于城乡统筹的视角

主流观点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支持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方式来解决农民工问题。但在中国人口整体规模过大情况下,完全实行人口自由流动或迫使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政策,结果只能是贫困人口向城市的搬迁和聚集。较现实的方式是：长期稳定和完善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城乡间往返流动模式．即弹性城市化模式。这在一定程度有效地平衡了市场条件下的城市化限制与农村低收入之间的矛盾,降低城市严重贫困化的风险。     

中国乡—城人口两阶段迁移模式及其经济学分析

乡—城人口两阶段迁移模式是中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不同于国外模式的突出特点。本文简要介绍了两阶段迁移模式的特征和影响,并运用经济学方法分别从城市政府和农民个体两个视角来考察该模式的内在动因和影响因素,揭示了这一模式在根本上是由城乡差别和"城市偏好"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基于此,本文主张在政府行为导向上要努力克服政府的"城市偏好"和"经济偏好"倾向;在政策变革时机上要认识到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对于扩大内需以应对当前经济困难的重要意义;在政策重点上要紧抓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生存、居留和发展等核心问题,为农民工逐步适应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欧亚四国的城市化和人口迁移

1983年9—10月间,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考察团先后到西德、意大利、南斯拉夫和泰国对城市化和人口迁移进行了四十二天的考察。通过这次考察,了解了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使我们对城市化和人口迁移问题有了某些新的认识。现就此问题谈几点个人体会。 1.四国城市化和人口迁移情况。上述四个国家中以西德的城市化水平最高。据西德朋友介绍,西德的城市化是从1800年开始的。到1870年,城市人口已占三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西德几乎全国都城市化了,全国没有纯农村型的居民点,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5％,而且都是有技术的,使用机器耕作的现代农民。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同工厂工人和其他非农业职业的人没有多大差别。但西德仍然有农村地区这个概念,这是指那些在该地区没有十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超过100人、农田森林较多     

是"郊区化"还是"城市化"?——关于北京城市发展阶段的讨论

郊区化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已普遍进入郊区化时期.文章对学者们最早提出的郊区化典型城市--北京作了详细讨论,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人口流动的主流是集中,人口分布的变化是市区人口调整,城市发展是市区地域扩张,因此,它应该属于城市化阶段而不是郊区化.文章阐述了城市从城市化到郊区化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各区域的人口变动特征,认为中国大城市的发展,除个别城市,如上海市外,目前尚处于城市化阶段.     

保留“进城失败农民”的返乡权

中国农民工的＂半城市化＂。据人社部统计,201 3年全国进城农民工总量达2.69亿人。但2.69亿农民工远没有＂城市化＂,而是＂半城市化＂。所谓＂半城市化＂,是指农民工虽在城市打工,但却难以在城市长期安居。到了45岁左右,农民工开始感到精力不济,便重新回到农村,重拾农活。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政府开放城市户籍,进城农民享受市民待遇,就可以顺利城市化了。显然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道路——天津辛口村调查

一问题的提出人口城市化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职业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旨。     

“城中村”的城市化特征及其问题分析——以广州为例

城市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的过程,也包括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城中村"是我国大城市扩张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阶段.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城中村"的出现,"城中村"土地、人口、经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城市化特征.     

城市和农村人口性别比的差异分析

人口城市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趋势,目前城市人口已占到世界总人口的40%左右,预计到本世纪末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占到全部人口的一半。我国1985年的城市化水平也已达到36.6%,因此研究城市和农村人口性别比的差异是有一定意义的。     

中国今后耕地减少趋势展望

一、为什么要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及交通建设与耕地占用的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于耕地的潜在威胁,当前是国际性的发展问题.“各国和世界领袖人物都公认存在这些问题”,城市化、工业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同一过程.农业劳力转移通常表现为2个方面.一是一个国家与地区城市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二是农村劳力就地实现产业转移或实行兼业化.无论何种过程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的非农业建设与耕地占用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正处在农业劳动力大量不断转移,城市化与农村非农化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一个特征非常显著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历史阶段可预计持续到下世纪中叶,甚至中叶以后.在1982年和1990年2次人口普查期间,我国城市人口比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

基于时空情境变化的背景,结合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业农民工的566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农民工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的状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6个变量最终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起着独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     

深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十大问题

在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人口的自发流动是要受到限制的，因而不存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一方面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浪潮，另一方面，原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依然发挥作用，自农村流入城市的流迁人口的社会身份始终是农民。于是，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迁使得在原来彼此隔离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城市内部的亚二元结构，其中包括城市内的亚二元生育模式。由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制度创新不够，管理跟不上，特别是对流迁人口的计划生育的…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

通过对全国几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探索当前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行为不再具有兼业性质,而具有职业性质,农村出现结婚即分家、自己养老、隔代抚养等新的代际规范,表现为失衡的代际关系。这可称为代际关系的辅助模式,是亲代尽一切努力辅助子代向城市移民,人口和生产的再生产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的空间完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和传统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在共同形塑着代际关系的辅助模式。     

人口空间集聚与公共治理的绩效:基于城市权利的视角

人口空间集聚是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导向下的社会流动过程,也是基于个体理性决策的人口迁移后果。空间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演化",人口空间结构变化会带来社会关系和权利结构的演变,大规模人口乡城持续迁移带来中国乡土文化的凋敝和现代城市文明的繁荣。社会关系的排斥源于社会权利的缺失,权利贫困引致社会贫困,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致使农民工无法以平等的身份融入城市。文章基于城市权利的视角,提出城市公共治理的目标是赋予新移民平等的身份、公正的待遇、不歧视的就业、稳定的住所及体面的生活;保障其在城市公平获得生产、劳动、消费、进入、参与的主体性资格;同时,拥有平等获取城市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主体性权利,从而在主体构成、主体资格和主体能力等方面实现城市权利的一致性,通过机会的平等、过程的平等,逐步实现结果的平等。     

对甘肃省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思考

对于城市化,最初的含义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和集中的过程,它包括人口地理位置的迁移、劳动力职业的转变和人口生活方式的变化三项基本内容。其中人口地理位置的迁移是后两者的前提。因此,这种城市化含义的中心内容是人口迁移,该定义适合于发达国家早期城市化的情...     

“生存-发展-风险”视角下离土又离乡农民工贫困状况研究

伴随城市化发展,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贫困的城市化”现象日渐凸显,农民工特别是离土又离乡农民工已成为城市贫困人口新主体.以往对贫困研究多聚焦“生存”,少关注“发展+风险”,贫困指标选取方面不是单一化就是多维的碎片化.文章基于稀缺理论及风险社会理论,提出“生存-发展-风险”的贫困三维视角,并用2008年流动人口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农民工贫困状况令人担忧.绝大部分贫困农民工不仅收入受到剥夺、发展受阻,而且缺乏社会保险易因外部风险致贫;此外,他们的主观剥夺感也强于非贫困人口.研究进一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主要工作职业和地区对是否沦为贫困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