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与启示

在近代中国，国内经济落后于人，政治极端腐败，加之外国列强入侵，使社会十分动荡，各种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其中烟毒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起，就不断通过立法来禁毒禁烟，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虽然没有彻底根除烟毒，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我们今天的禁烟禁毒有一些启发启示的作用。     

试述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颁布禁烟、禁毒法律法规最多的一届政府,随着其禁烟政策在“寓禁于征”时期、由“寓禁于征”向禁烟为主的过渡时期、“二年禁毒、六年禁烟”时期和“断禁”时期等四个不同阶段的演变,其禁烟、禁毒立法也随之在进行调整和转变。研究这一时期的禁烟、禁毒立法情况,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能为当代中国禁毒立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政策取向

抗战前十年的西北开发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国民政府的开发政策有以下取向 :一方面 ,重视西北开发 ,并确定了整体性的开发原则。另一方面 ,鉴于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和西北的实际状况 ,又确立了以国防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和水利建设为起点的开发重点。这一取向 ,兼顾整体和局部 ,基本符合战前中国和西北的实际     

国民政府铁道部时期的铁路禁烟禁毒初探

国民政府铁道部时期,铁路当局在国民政府打出的民族主义旗号之下,开展“断禁”和“渐禁”两个阶段的铁路禁烟禁毒工作。铁路当局围绕铁路员工“禁吸”和烟毒“禁运”两个主要内容,设立了专门的禁烟机关、颁布了禁烟规程,并制定了具体的禁烟措施,使铁路当局的禁烟禁毒取得一定的成效。同时,这一时期铁路当局的禁烟禁毒也存在诸多不足,影响了其禁烟禁毒的成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烟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泛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各界围绕着禁烟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禁烟主张反映了不同的阶层、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禁烟人士通过报刊、媒体揭露外国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大量事实,军阀、官吏、奸商等纵容包庇贩运和制售鸦片毒品的罪恶,抨击政府当局腐败,无能政治,唤起国人对鸦片严重危害性的认识,推动了群众拒毒运动空前开展起来,制约了政府当局的禁烟态度。在讨论中一些论者宣传“渐禁主义”理论和主张也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场禁烟讨论结果说明,在旧中国社会制度之下烟毒泛滥的社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南京国民政府“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探析——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

烟毒之祸是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为了治理烟毒,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至1940年在全国发起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江苏省对此积极响应。该运动颁布了一系列禁烟、禁毒法规,以《江苏省限期禁烟办法大纲》为基本施政纲领;设立“禁烟委员会”为领导机构,成立戒烟院所实施传戒;从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四个方面开展运动。该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烟毒泛滥,但也因一些问题导致效果有限,烟毒禁政有待于社会性的根本变革。     

考析抗战前十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田赋整理

田赋整理,是抗战前十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土地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30年代南京政权复兴农村的对策之一。本文拟对这个史学界尚乏人问津的课题,作些初步的考察,以求教于有关方家与学者。     

试论建国初期少数民族禁烟禁毒运动及其成功经验

1950~1952年全国性的禁烟禁毒运动在全国汉民区基本上禁绝了烟毒,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烟禁毒斗争由于烟毒问题的复杂性并没有开展。中央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中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总方针。从1953年至1956年前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以辉煌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其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是: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展开工作;集中解决种植毒品问题;采取"正面代替,逐步削弱"的具体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抗战准备的动因

南京国民政府由对日妥协退让转向奋战，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既是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所迫，又取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特别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级军政要员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备战抗日的正义呼声和行动的巨大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英美对日态度趋于强硬，尤其是与蒋介石本人对日态度的转变、抵抗意识的逐渐增强密切相关。在各种因素的交相作用下，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投入一定的精力考虑、筹划抗战的准备工作，致使原来停留在口头上的备战计划从1935年之后开始逐步具体落实。     

论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食盐运销政策

盐业引岸专商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争由来已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曾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却最终没能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其改革因循守旧,片面追求财政收入,与引岸专商沆瀣一气,致使食盐运销制度的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对后来的抗日战争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发生的基础——以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的关系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之间,既有合作与协调,也有冲突和对抗,冲突与调适是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互动关系演进的基本轨迹.本文主要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关系协调的基础与冲突产生的原因,以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发生的基础.     

抗战前十年南昌人口现代化初探

通过对抗战前十年南昌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等因子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南昌人口素质的现代化水平虽有一定的提高,但整体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是近代中国城市人口转型多样性的表现,南昌城市人口的近代转型在传统行政中心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普适性.     

A Study of the Prison Break and the Government＇s Preventive Policy during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Reign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在国内和外部诸因素的影响下,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监所人犯越狱情况非常严重,频繁发生。针对此类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当局相继出台了疏通监狱、对监所人犯进行教诲、加大对监所管理人员的惩罚,加强对监所管理人员的考核和分发等政策,以期防范人犯再度越狱。然而不断恶化的内外环境,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专政独裁的统治风格和功利性、不连贯的防范政策,均使其效果极微。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监犯越狱现象不仅没有根治,而且不断恶化。     

论民国初年无锡的禁烟

民国初年无锡地方当局屡次奉令禁烟,但鸦片烟毒不仅没有禁绝,反而越来越猖獗。禁烟失败的原因,主要与无锡地方当局禁烟的态度、目的,以及禁烟的方法存在问题有关,同时与部分官员循私枉法也有一定关系。禁烟的失败,对无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使鸦片烟毒更加泛滥,吏治更加腐败,并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民国初年无锡禁烟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一项重大社会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对其进行周密的论证和策划,出台之后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其实施,以确保其成功而不会走向其反面,是十分必要的。     

十年奠基与北京学未来发展

北京学研究的十年，是铺路的十年、打基础的十年、开拓选取的十年。北京学研究从无到有，研究范围越来越广，研究内容由浅而深，影响越来越大。为现实服务是北京学生命力之所在，规律探索是为现实服务之要义，求深求广是规律探索之必须。在把握为现实服务的主旨和富于前瞻性的安排运作之下，只要继续得到有关方面、有关领导的重视，北京学研究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进而为造福北京人民作出贡献。     

双峰对峙──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与金陵神学院之比较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和金陵神学院是1949年前中国新教教会最重要的神学教育机构,其中一所为大学神学院,一所为独立神学院,两所神学互争雄长,各领风骚,掌揽着中国新教高等神学教育发展的大势。对此两所神学进行比较,可勾勒出中国新教高等神学教育发展的基本面貌,并且可看出中国新教神学教育的重心发生从大学神学院到独立神学院的迁移,乃是此两类神学发展的必须趋势。     

国民政府时期的南洋华侨教育

国民政府十分关注海外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侨的教育,制定了40部侨教法规,成立相关管理机构和协会组织,并通过训练侨校师资,提高教师水平,统一教材与课程编排,统一授课语言,推行侨教视导制度,狠抓侨教管理和扩大宣传、奖励先进等政策措施来促进南洋侨教事业的发展与壮大,取得了积极成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华侨教育系统,学校和学生数量也逐年呈上升趋势。     

民国时期人口研究探微

在中国 ,有关人口问题的研究思想并非肇始于民国 ( 1912— 194 9) ;确切说来 ,民国期间已初步形成了具现代社会科学特征的现代中国人口学研究的若干基础。换言之 ,民国时期的人口研究以其学术思想的活跃、研究手段的进步和涉猎问题的广泛而对现代中国人口学的研究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民国时期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专业门类提出的人口观和人口政策主张 ,以及他们所采用的人口研究和调查方法 ,丰富了中国人口研究的理论库藏 ,也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