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缘:后现代知识分子的话题?——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

现代性话语下国家权力系统和精英知识分子构成了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思想空间。在这种双向性中 ,知识分子尽管完成了对国家、权力、政治等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和重建 ,但也在无形中依附了国家权力系统 ,构成了二者的同构关系。八十年代末 ,中国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的现代性”建设的同时 ,开始了对后现代话语的承传 ,在“边缘”这一充分的对话立足点上 ,为中国知识分子确认真正的身份 ,开辟民主的文化空间 ,建立独立的思想品格、文化自主性和精神公共性 ,在合理性和合法性层面上逐渐铺展开来     

觉醒与型塑：梁启超的时空观略论

在“进化”代言进步的观念影响下,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成为晚清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议题。进化论视角下的直线时间观所蕴含的过去／未来和落后／进步之间的对应关系成为近代中国知识界产生“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之二分法的理论根基。当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把对中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在直线的那头——未来和西方——时,这一诉求显露了其将自身和中国纳入现代性的时间和空间叙事中的渴望,而其进化／进步的历史叙事方式因对普通民众具有“唤醒”的功能,从而在另一个纬度彰显出其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程度上的现代性色彩。     

《新青年》时代：“众声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作为“众声翻译”中的主要译者群,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在对异域文本的具体选择、翻译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方法、对译本受众身份的设定,以及译本的传播方式等方面,译者的主体性操控意识与话语的权力欲望都隐含其中。这一切不仅直接左右译者、受众的个人文化身份和文化选择,还对于最终围绕着这些现代思想或现代知识所结成的知识群体的出现,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社会学的后现代浪潮与中国

社会学产生于对“现代性”的回应，然而，现代性复杂而失衡的现实促发了社会学后现代征候的兴起。后现代性是在现代性的觉醒中出现的一种理论视角，是对现代性的竞争性的角色替补和内容延伸，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学的活力。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混杂”的现代性现状。决定了中国与后现代对话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它不仅有利于我们更理智地控制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和方向，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生活和我们自身，更是为社会学学科的突破性进展提供了契机。     

文化折中：黄建新电影的知识分子叙事及流变考察

流变的知识分子叙事构成黄建新电影与其他第五代影像的明显区分。其间,反讽与包容、现代与后现代调和的文化折中立场既是面向转型语境的缝合策略,也是构成“黄建新风格”的重要印记。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这种骑墙的文化立场之困境日见突出。这种困境既指向文化上的媚俗陷阱,也同时指向美学上的定型危机。黄建新电影的知识分子叙事面临突围的压力。     

论江泽民对邓小平知识分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知识分子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知识分子思想，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带领人民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从理论上研究两代领导人在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联系，对我们用全面、历史和发展的观点去理解党的现行知识分子政策，增强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一众所周知，中国在经过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失误尤其是“文革”的曲折历程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如何端正知识分子政策，便是当时党所面临…     

走向后现代状态的知识分子

传统上一般把知识分子看作社会的良心、文化意义的守护者、民众的启蒙者和精神导师,具有至高的话语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大众教育和知识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开始发生转向,逐渐从自由漂浮走向了落地生根;从普遍型走向了特殊型;从立法者走向了阐释者.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知识分子自身应该在此基础上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和功能有一个重新认识.     

文化转型背景下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其发生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地域文化和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义和团运动的“仇教”、“反洋”意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能抗拒和抵制;反映了小生产者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留恋和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恐惧的文化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反对一切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反动思想文化。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有了更理性的思考,同时也导致了二千多年传统文化所构建的民族心理防线的解体。     

后现代的城市文化

后现代的城市文化是以全球化作为它的文化背景的,它是一种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它在消解与失序中被无休止的复制与模仿,给我们一个无止尽的仿真系列。知识分子在这种后现代的多元文化面前,他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由“立法者”的角色转变为“解释者”的角色。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大地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给中国知识分子们带来了先进思想文化之根。十月革命点燃了知识分子想要改变近代中国羸弱现状的希望,唤醒了知识分子们内心的民族解放思想,进一步引领他们走上了成为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正确理解十月革命在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历程,把握其对中国思想界的积极意义,对我们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更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的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和知识分子的概念是构筑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意识形态主体。对这些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分析,指出:市民社会是提供文化领导权的普遍同意基础;文化领导权是建立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合法性;知识分子是代表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的主体。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的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和知识分子的概念是构筑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意识形态主体。对这些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分析,指出：市民社会是提供文化领导权的普遍同意基础;文化领导权是建立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合法性;知识分子是代表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的主体。     

中国文化下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创新

中国管理哲学研究从起步到现在,开始对中国古典书籍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形成中国管理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并在中国文化下进行了企业成功管理实践的创新。西方管理阐述的重点是提高组织经济效益,提升组织运行效率的问题。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一是注重国家整体利益;二是注重“修己”“安人”。西方文化其实是一种崇尚科学的“工具理性”文化,中国古代的东方管理之道,将其从政治层面成功地转移到经济层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性化”是管理的至高境界,是新理念、新思维,其管理的宗旨就是“仁治”,要求所有者以及经营者施“仁政”于国家、社会和民众。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继承了“以义为先”的思想来追逐利益,不取不义之财,注重长远效益,做到义利兼得。将中国文化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之中,在企业与公众的平衡点上寻求发展,对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有很大帮助。     

五四后期知识分子尚武精神渐失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以《在酒楼上》为例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对吕纬甫“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格外迂缓”等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先生为何有这样的描述,其背景和缘由是什么？为此,本文将吕纬甫“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格外迂缓”等精神与行动表征的描述置于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以布迪厄文化社会学作为理论支撑,从场域、惯习及资本三个核心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尚武精神渐失是以吕纬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当时社会价值的突出表象,这种表象是五四后期社会剧烈变革所造成知识分子精神实体在场域、资本及惯习的深刻影响下,发生质变的中心问题,体现在与场域（社会空间）、惯习（主观行为）、资本（客观行为）深层的社会关系。这种深层社会关系直接影响“尚武精神的聚合”,导致以吕纬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精神状态及“格外迂缓”的行动表征,并最终影响了知识分子改革社会的步伐。     

论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工作

知识分子群体掌握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对民众的生活、生产和思想具有渗透性的影响。知识分子群体应当既包括传统知识分子,又包括有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群体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物质基础的创造、理论创造与创新以及意识形态宣传中。为了发挥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作用,巩固意识形态安全,应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导向进行引导,扩大知识分子的影响,加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     

下沉与应对：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述评

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为透视国家权力何以下沉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解释平台，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但对国家政权为何要借用乡村文化网络资源的说明则显单薄，村落在应对国家权力扩张中的状态与举措又缺乏足够交代，从而使其研究难以呈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     

严复的翻译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严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诗人和政论家,是一位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严复的主要功绩在于他创造了一套独特的严氏话语系统来对西学进行新的文化释读,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转型.阐述了严复的翻译话语系统自身的特色,以及严复翻译话语系统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设计自觉与中国方式

以“文化自觉”的视野提出在当代中西文化日益交融、环境艺术设计面向多元化的思潮中，中国设计师应做出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向“设计自觉”转换的主动选择，积极探求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设计符号和设计表达方式，从而向世界传达出期望的美学内涵——中国方式，以确立历久不衰的中华设计文明在中西设计对话中的应有话语地位。     

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的多模态呈现

采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式,以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一则公益广告(教育广告)为例,分析广告中所包含的多模态隐、转喻,着重考察了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隐喻“人生是旅行”和“生活是舞台”如何通过图像、声音以及话语等多种方式动态呈现.不同模态的输入空间以及其中的各种元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并且通过跨空间的选择性投射建立起合成空间,发展出新创结构,实现概念整合.该广告旨在淡化和消解中国与西方之间、思想与行为之间、原始性与现代性之间、传统与创新之间的统一与矛盾,进而表明主题:当今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从未放弃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