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儒学宗教性问题关涉到如何认识儒学的特质,如何界定与评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势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中举足轻重而又意见纷纭、争而未决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宗教"、"儒教"含义的界定,儒学创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或理论基础,汉代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及经今古文学派的异同,宋明理学的性质及"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的宗教鬼神信仰与儒学或儒家传统的宗教观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对这一议题提出几点反思,将有助于拓宽该议题的研究视阈,促进该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儒学与儒教问题初探——儒学如何实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浅论

儒学与儒教问题是一个时常困扰学界的学术公案.拙文认为,儒学与儒教总体上并行不悖,儒学即是儒教、儒教即为儒学:儒学是儒教的内核与主体,儒教是儒学的外显与教化;儒学问题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思辨,而应以服务当前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旨归.最后,从四个方面讨论了儒学如何实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中国世代推崇儒学之原因探析

儒学是统一中华民族思想心理的正统理论体系。统治者的利用和人民大众的接受使之具有政治性和世俗性,也使得中国世代自上而下烙上了“儒化”印记。从民俗学角度追溯和探析儒学世代为统治者所推崇之原因,并审视儒学构造终极价值信仰的历史影响及其积极意义,有利于提升社会政治德性和世俗伦理生活。     

试论儒学的现存状态和未来命运

本文首先清理了“何为儒学”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其次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考察了儒学的现状,然后批评了新儒教说和政治儒学说,并借此探讨了儒学的未来命运。     

我看儒学和新儒学

儒学是以孔子思想为源头、为基础、为基因而形成、存活、传承的一种学说。儒学发端时,主张既简单又明了,强调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目的是恢复与维护商周的伦常旧制秩序。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嬗变过程中,儒学才演变成具有多重色彩的复合多面体。儒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一学独霸的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性特征。儒学文化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必然性,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但在20世纪,儒学的没落已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新儒学具有不争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明显的反现代化色彩、浓厚的文化浪漫主义气息。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在改变了对儒学之偏颇认识的同时,亦奠定了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三大现代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在对文化建设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清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合理方针的思考。抱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大陆学者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生命的学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以及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宋明理学的纳道入儒与儒学的新发展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庄子"物化"三论及其相互关系

庄子"物化"论具有三重内涵。一是自然层面上的"物理之变";二是精神层面上的"心与物化";三是实践层面上的"指与物化"。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庄子超越生命困境、达致心灵自由的路径,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     

朝鲜三国时期的散文辨析

朝鲜三国时期有两篇代表性散文:《贻汉将书》、《花王戒》,对其语言、文体和对朝鲜文学史的意义提出新的判断很有必要;同时还发现禄真的一段文字是一篇尚未引起注意的赋,也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历程与观念——由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兴起引发的思考

意识形态是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愈益自觉地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就是意识形态及其转型问题。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涉及这样几个重要问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形成哪些社会思潮及其思想论争;意识形态转型有着怎样的理论选择、现实基础,经历了怎样的转型历程与观念变革。中国私营企业主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的历史命运,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私营企业主从批判到允许再到鼓励、从消灭到培育再到引导的理论转变,这一社会历史现象是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维度,它标示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历了从"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的两次历史性转型。     

实践中的理论再创新——从"生产力标准"到"三个代表"标准

20世纪 70年代末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判断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人们行为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 ,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 ,使“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一个更易理解、更易操作的综合标准。在世纪之交 ,江泽民总书记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又提出了判断我们党的政策与活动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这一历史演进标志着我们党在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和党建学说认识的不断深化与具体化。     

语气词"得了"的情态功能

语气词"得了"的情态义分为两类:一类表弱建议,同时带有无奈意味;另一类表随意.后者是从前者派生而来.表随意的"得了"可以与表随意的"好了"互换,而表弱建议的"得了"与妥善处理的"好了"不能互换.语气词"得了"源于"就得了"的简省,演变环境决定了它情态义的形成.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论叶嘉莹"感发"说对《人间词话》"境界"说的接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以其深刻而丰富的意蕴,不断吸引着学者去探究,而叶嘉莹无疑是其中成绩卓越者之一.叶氏从"境界"一词的源头去考察,先总结出其一般涵义;然后,她又从词这一特殊文体出发,在王氏所谓词"要眇宜修"之特质的基础上,提出了她所独创的"感发作用之本质",即"感发"是"要眇宜修"之审美特质得以发生、"境界"得以形成的动力所在,是联结"要眇宜修"与"境界"之间的桥梁,从而使王氏境界说在理论上更臻于严密.     

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政治理念

与一般的理学史论著不同,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加入并且肯定了汉代学术成就等内容。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正统的理学史论著中。之所以如此,应与孙奇逢试图修正宋儒的政治理念有关。宋儒强调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君臣关系,而孙奇逢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君臣关系,这在清初的政治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孙奇逢的政治理念在当时拥有不少支持者,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实践。     

“三讲”是“两课”教师素质修养的指南

通过对“两课”的特点及“两课”教师肩负使命的分析 ,可以肯定“‘三讲’是‘两课’教师素质修养的指南”这一命题。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讲学习”对提高“两课”教师的业务素质、“讲政治”对提高“两课”教师的思想素质、“讲正气”对提高“两课”教师人格素质的重要作用。     

甲骨文"月"、"日"的哲学内涵及相关问题

本文对甲骨文是象形文字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如“月”字有“早月”与“晚月” ,“日”有“东日”、“西日”、“冬日”、“夏日”、“中日”等 ,这是阴阳五行体系 ;单个“月”字是形象文字 ,是静止的、孤立的 ,表示时间不动、空间不动、万物不动、“月”字不动 ,如同幻灯艺术 ;双“月”字 ,则是抽象文字 ,是运动的、对立的 ,表示时间运动、空间运动、万物运动、“双月”运动 ,如同动画艺术 ;30 0 0年前 ,中国古人造字时 ,已形成了较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 ,并把“对立”、“统一”、“运动”、“变化”、“发展”等重要哲学范畴 ,融入到甲骨文字中 ,传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