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临床效果观察

目的:探讨高龄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分析2018年1月—2020年1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普外科中心行肝移植患者共346例临床数据,筛选后分为供者年龄60～70岁的高龄组30例及供者年龄<60岁的非高龄供体组60例。受者观察指标为：手术时间、无肝期时间、手术出血。预后指标为：术后ICU停留...     

公民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49例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49例公民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EAD)的发生情况,探讨EAD发生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7月至2013年3月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施的49例肝移植供、受体资料。在43个供体相关变量、6个手术相关变量及9个受体相关变量中筛选分析,寻找影响EAD的危险因素。结果移植术后EAD的发生率为40.8%,其中单纯由于术后7 d内谷草转氨酶(AST)或谷丙转氨酶(ALT)>2 000 U/L而获得诊断的受体比例为70.0%。EAD组和非EAD组术后1、6、12个月的受体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0.0%、75.0%、75.0%和93.1%、93.1%、78.8%,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19)。多因素分析显示供体血ALT>200 U/L及血氯>115 mmol/L是EA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供体血ALT>200 U/L及血氯>115 mmol/L是独立影响术后EAD发生的危险因素。积极的供体维护、仔细的供体选择或可改善公民器官捐献肝脏移植的预后。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AKI)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胰外科159例DCD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临床实践指南中AKI诊断标准将159例受者分为AKI组(34例)和对照组(125例)。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受者年龄和术前血清白蛋白。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术前体质指数(BMI)、供肝冷/热缺血时间、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去甲肾上腺素总用量及总住院天数。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性别、术前乙型肝炎、术中低血压、术后感染、肝移植术式及术后再次手术情况。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肝移植术后AKI发生率为21.4%(34/159)。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AKI组与对照组受者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低血压及术后再次手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763, t＝－2.250, Z＝2.040, Z＝2.092, Z＝－3.303, Z＝－2.170, χ²＝8.227, χ²＝5.294, P均<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尿量和手术时间是DCD肝移植术后并发AKI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DCD肝移植术前应改善受者一般情况,提高围手术期营养水平,术中控制液体出入量,合理使用利尿剂和缩短手术时间,以降低受者术后AKI发生率。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供体功能维护

肝移植是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手段, 但器官的短缺问题也日益突出。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现阶段缓解器官短缺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DCD供体发生脑死亡或心脏停搏时出现的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 会导致供体器官功能损害, 因此供体器官功能维护直接关系到捐献成功率和受体的安全。通过选择合适的捐赠者(Maastricht分类Ⅲ型)、高质量的供体和匹配的受体(高风险供体向低风险受体), 使用先进的器官保存技术(如低温机械灌注、常温机械灌注及全身静脉系统氧气灌注)以及药物控制, 可使DCD供体的功能得到维护从而获得良好的移植效果。     

器官捐献与肝移植

器官移植是目前治疗大多数重要器官（肝、心和肺）末期衰竭最为成熟的可用手段。随着器官保存技术和免疫抑制技术的进步,如今已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有望在术后高质量地长期生存。同目前接受移植的患者数量相比,有更多的患者本可以从器官移植中受益,但是世界范围的脏器极度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问题。我国每年有30多万患者死于各种终末期肝病,但是严重的器官短缺仅有1万例接受器官移植,器官需求数量与供体数量的比例高达30∶1,绝大多数患者因器官供体的严重匮乏,在等待供体的过程中离开人世。     

扩大标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一年内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观察并比较扩大标准供者(ECD)和标准供者(SCD)供肾移植受者术后1年内临床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3月至2017年3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90例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按供肾来源分为ECD组(31例)和SCD组(59例)。所有受者均应用免疫诱导及三联免疫抑制方案治疗(吗替麦考酚酯或麦考酚钠肠溶片＋他克莫司或环孢素＋甲泼尼龙)。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受者肾移植术后1年内血清肌酐(Scr)水平,采用χ²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组受者性别比例、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及急性排斥反应(AR)、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和肺部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ECD组和SCD组肾移植受者术后Scr水平逐步下降。术后1个月内(术后1、3、7、14和21 d)两组受者Scr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076、0.905、0.670、0.893和0.048,P均>0.05);术后1～12个月,除术后9个月两组受者Scr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27,P>0.05),其余各时间点ECD组受者Scr水平均高于SC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受者术后1年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分别为93.1%/80.6%和91.5/84.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734; χ²＝0.246,P>0.05)。ECD组和SCD组AR发生率分别为12.9%(4/31)和18.6%(11/59),DGF发生率分别为22.6%(7/31)和22.0%(13/59),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25.8%(8/31)和11.9%(7/59),其他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41.9%(13/31)和28.8%(17/5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与SCD相比,ECD供肾移植仍可获得相当的临床效果。在目前供器官来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ECD的合理选择可以扩大供肾来源。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质量评估和维护的体会

目的  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质量评估和功能维护的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7月至2015年6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成功实施的93例器官捐献供者和87例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的临床资料。介绍该中心对供肝质量的评估和功能维护经验,总结器官捐献器官获取和利用的情况,以及接受器官捐献肝移植受体恢复情况。结果  供者器官的平均热缺血时间为8 min(1～12 min),器官切取手术操作顺利,器官切取手术平均耗时为32 min(20～52 min)。93例供体获取了93个肝脏,成功用于肝移植87例,弃用6例(重度脂肪肝3例、肝纤维化2例、肝脏撕裂伤1例),含2例肝肾联合移植。移植肝功能恢复良好,仅有1例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结论  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供者进行早期正确的评估和维护,能够提高移植器官质量,改善移植效果。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62例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的流程方法及疗效,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提供一定借鉴。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8年10月至2015年12月完成6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62例均符合《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三类捐献标准（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BCD）。所有病例按标准成功完成了肝脏捐献及获取流程,其中15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维持至器官获取。供肝热缺血时间0~30（16.2±6.5）min,冷缺血时间190~680（347±39）min。62例受体均顺利植入供肝,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排斥反应。1例围手术期死于多发动脉血栓形成,1例发生胆漏经引流后自愈,2例发生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后缓解;肿瘤复发转移死亡3例。 结论通过合理流程充分利用ECMO,加强获取器官管理,缩短热冷缺血时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可以获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风险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自2010年4月至2014年12月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125例供者与210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移植术后有否发生肺部感染将受者分为肺部感染组(37例)和无肺部感染组(173例)。了解肺部感染受者的一般情况和预后。对供者因素(性别、年龄、维持治疗时间、感染史)、受者因素[性别、年龄、吸烟史、糖尿病史,术前血红蛋白、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血清肌酐等水平,术后有否急性排斥反应、有否使用生物制剂、有否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及复方磺胺甲噁唑(SMZ)]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与结论  37例肺部感染患者中,8例发展为重症肺部感染死亡。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供体维持治疗时间、有感染史,受体吸烟史、糖尿病史、无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或SMZ。     

心脏死亡供体经典原位肝移植的单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体供肝获取及应用于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和可行性。方法2011年11月至2012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Maastricht标准或中国标准,共获取18例DCD供肝,于该院完成经典原位肝移植14例,送往其他移植中心3例,放弃1例。对18例供体与在该院完成肝移植的14例受体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了解供肝情况、受体围手术期及随访结果。结果18例供体中符合Maastricht标准Ⅲ类5例、V类2例,符合中国标准Ⅲ类（即脑一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plus cardiac death, DBCD）11例。按规范器官获取流程取得供肝。供肝的热缺血时间为11～18min,平均为14．5min;冷缺血时间为90—600min,平均为350min。14例受体均顺利完成移植手术。其中12例受体预后良好,肝功能逐渐恢复,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血栓形成、排斥反应,但2例出现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人术后引流通畅;重症监护室（ICU）治疗时间平均7d,术后住院时间平均23d,病情稳定后出院。1例受体术后2d死于肝衰竭,其供体原发病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需给予大量多巴胺维持其血压;另1例于术后当日死于腹腔内大出血,其供体为重症哮喘、心肺复苏后死亡。12例受体者平均随访时间为6个月,总体存活率为85％,肿瘤患者尚未发现复发转移。结论DCD可以扩大供肝来源且近期效果良好,具有可行性。实施可控型DCD捐献,严格掌握供者适应证、加强器官评估、缩短热缺血时间和冷缺血时间,是保障供肝质量的重要因素。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感染性供者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方法  回顾性分析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及对应803例受者临床资料,所有供者均行气道分泌物、尿液、血液及供肾灌洗液培养,观察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发生率、病原菌分布和构成比,根据供者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腹部外伤情况、体液培养结果等因素进行评分,受者根据评分采用不同的感染预防方案,分析供者来源性感染（DDI）的发生率及受者预后。结果  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中共有243例存在感染,感染率59.0%,共分离出病原菌456株,病原菌主要来源于气道分泌物（71.7%）。革兰阴性菌以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真菌主要为酵母型真菌。共有3例受者（分别接受来自2例供者的肾脏）发生DDI,发生率0.4%。结论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率较高,对供者感染风险进行分级评分,根据评分采取合理预防方案,可有效预防DDI。     

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知识知晓情况及意愿，并分析器官捐献意愿影响因素。 方法选取合肥市4个城区辖区内及2个乡镇的10个社区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调查现场，采取随机便利抽样调查法对居民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以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及捐献意愿。根据居民"是否愿意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条目的调查结果(剔除"不能确定"者)将其分为同意捐献组和不同意捐献组。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两组居民年龄。采用χ²检验比较两组居民性别、城乡差异、文化程度、是否了解器官捐献程序、国家相关法律是否完善、家属是否同意、对相关机构是否信任、对捐献途径是否了解及是否受传统观念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最终纳入7 520名居民参与问卷调查，平均年龄(35±10)岁(18～84岁)，其中男性3 824名(50.8%)；城镇居民4 150名(55.2%)；职业以退休人员、农民、工人、自由职业和学生为主，分别为1 570(20.9%)、1 177(15.6%)、1 140(15.2%)、1 089(14.5%)和1 088名(14.5%)；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有4 262名(56.7%)。79.6%居民听说过器官捐献(5 982/7 520)，85.7%居民不知晓器官捐献流程(6 444/7 520)，96.9%居民表示身边无人接受过器官捐献(7 287/7 520)。居民获取器官捐献知识以电视和报纸为主，分别占57.3%(4 306/7 520)和23.7%(1 784/7 520)。86.9%居民愿意主动向身边人宣传器官捐献相关知识，愿意签署器官捐献意向书以及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的居民分别占36.8%(2 766/7 520)和30.7%(2 308/7 520)。年龄、城乡差异、文化程度、器官捐献程序不了解、家属不同意、对相关机构不信任、对捐献途径不了解及传统观念影响等均是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t＝6.63, χ²＝7.13、6.87、4.61、14.88、4.24、11.81和10.53，P均<0.05)。 结论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众多，多途径增加器官捐献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认识至关重要。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者应用血管活性药物对供肝质量及肝移植受者的影响

目的 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者维护中的血管活性药物应用对肝移植受者及移植物的影响.方法 回顾分析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间19例DCD供肝移植的临床资料,依据DCD供者在器官切取前是否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将19例DCD供肝移植的供、受者分为血管活性药物组(用药组)和未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组(未用药组).观察和比较两组供、受者间的临床特征、术后并发症、受者和移植物存活时间等.结果 术后两组受者间肝功能指标均无显著差异.两组受者均未出现与供者相关的胆道并发症、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不全、门静脉狭窄、肝动脉血栓形成等.用药组受者及移植物的存活时间为(4.2±4.2)个月,未用药组为(6.2±4.2)个月,两组受者及移植物的存活时间基本相同(P＞0.05).结论 在DCD供者的维护中,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对肝移植后移植肝功能、胆道并发症、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不全、门静脉狭窄、肝动脉血栓形成及受者和移植物的存活时间并无明显影响.     

体外膜肺氧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的应用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中供者器官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热缺血损伤,移植术后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移植物丢失以及缺血性胆管疾病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因此,如何避免、减少或修复DCD器官热缺血损伤进而保护移植受者的安全是当前DCD研究的一个热点.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于2009年2月开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对DCD器官进行保护,目前共完成了52例ECMO辅助下DCD器官获取,均获得满意疗效.ECMO对DCD器官热缺血损伤的保护和修复机制不仅在国际DCD器官移植领域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更是解决我国DCD热缺血损伤的有效方法.笔者认为:这些机制对进一步扩大ECMO在我国DCD的应用范围,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和获取标准流程和技术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CMO技术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保护中的临床应用

目的  探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保护中的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应用ECMO技术保护供肝的16例肝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观察ECMO技术对供者各项指标的影响,观察肝移植术后受者的肝功能情况以及预后情况。结果  与应用ECMO前比较,应用ECMO后供者的心率、总胆红素（TB）、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明显降低,收缩压、舒张压、动脉血氧分压（PaO₂）明显升高（均为P < 0.05）。肝移植受者术后肝功能恢复理想,术后7~28 d肝功能逐渐恢复正常。术后3例受者发生并发症,包括移植肝功能延迟恢复1例、胆道狭窄1例、门静脉血栓1例。其中门静脉血栓受者经二次手术取栓后病情不能缓解死亡,其余2例均经对症治疗后康复出院。结论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应用ECMO后血流动力学、肝功能等指标均得到明显改善,肝移植受者术后肝功能恢复理想。     

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经验总结

目的  探讨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的临床经验。方法  收集2011年10月至2016年12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6例儿童器官捐献供体肝肾联合获取的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经验。结果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制定的儿童脑死亡判定标准,6例儿童供体均在脑死亡状态下进行器官捐献肝肾联合获取,采用7号吸痰管髂外动脉插管或24 F导尿管髂总动脉插管、门静脉和腹主动脉灌注、胸主动脉阻断的肝肾联合灌注的改良方法。手术时间55~60 min,共成功获取6个供肝、12个供肾,所获取肝肾均成功应用于临床肝、肾移植,受者均未发生移植肝或移植肾原发性无功能。结论  在儿童器官捐献供体中成功进行肝肾联合获取的关键在于及时进行脑死亡判定、严格谨慎的器官维护措施和肝肾联合获取技术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