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成年人逝世后捐献肾脏的功能维护、评估和应用指南

<正>1前言随着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a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未成年供者(未满18周岁)的器官捐献逐渐增多。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移植中心为例,自2011年至今,未成年人供肾移植占该中心所有CDCD肾移植的20.1%,未成年捐献者占所有捐献者的19.7%。未成年人逝世后器官捐献供器官的应用,扩展了捐献器官池。未成年人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与成人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存在差异,在器官的功能维护、评估及应用方面有其特殊性。而对未成年人本身来讲,从出     

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1月至2021年6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182例潜在器官捐献者的基本信息,分析器官捐献转化率、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基本情况及器官捐献失败者捐献失败的原因。分析器官捐献产出情况及器官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结果182例潜在器官捐献者中,捐献成功46例,捐献转化率为25.3%;失败136例,失败原因包括家属不同意(58.1%)、无充足时间评估(24.3%)和未达到捐献状态标准(17.6%)。46例器官捐献者共捐献大器官和组织212个,包括肾脏88个、肝脏42个、肺脏15个、心脏19个和角膜48个,人均捐献大器官和组织4.6个,人均捐献大器官3.6个。年龄、性别、籍贯、捐献辖区和血型是大器官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捐献辖区是组织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结论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偏低,家属不同意是最主要的原因。应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提升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     

互联网微信平台功能模块微信群在器官捐献协调中的应用分析

目的探讨互联网微信平台功能模块微信群在器官捐献协调中的促进作用及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江西省人民医院4个器官捐献分管片区共446例潜在器官捐献案例,根据器官捐献协调方法不同,分为传统协调模式组(135例,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捐献案例)与微信平台应用组(311例,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共设置潜在捐献者信息确认、潜在捐献者病情评估、死亡判定、伦理审核以及器官获取与分配5个功能模块微信群,并将相关工作内容和协调要求分别嵌入这5个功能模块微信群。采用成组t检验比较传统协调模式组与微信平台应用组潜在器官捐献者和完成器官捐献者年龄以及每例捐献平均转化时间。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潜在捐献者转化为器官捐献者比例以及潜在捐献者和完成器官捐献者年龄段、性别和地区分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传统协调模式组与微信平台应用组潜在器官捐献者年龄分别为(38±14)和(44±16)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391,P<0.05);两组年龄段、性别及各片区捐献数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传统协调模式组与微信平台应用组潜在器官捐献者分别成功实施器官捐献39(28.9%)和132(42.4%)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7.316,P<0.05)。两组完成器官捐献者年龄分别为(37±15)和(42±13)岁,每例捐献平均转化时间分别为(3.44±0.51)和(2.03±0.24)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284和24.090,P均<0.05);两组完成器官捐献者年龄分布、性别及各片区捐献数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传统协调模式组与微信平台应用组分别获取大器官115个和390个,分别弃用2个和6个。 结论将互联网微信平台功能模块应用于器官捐献协调中,有利于增加潜在捐献案例转化成功捐献案例数,提高每例捐献协调时效,促进了器官捐献工作的发展。     

中国心脏死亡捐献供肾器官的维护

正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ese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已成为目前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概念的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它涵盖了国际上通行的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同时还纳入了中国特色的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and cardiac death,DBCD)。CDCD工作的开展,在一定     

基于半结构化访谈法分析未成年及成年器官捐献者家属决策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未成年及成年器官捐献者家属决策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访谈15例未成年捐献者和15例成年捐献者直系亲属,使用扎根理论分析访谈记录,分析归纳器官捐献者家属决策影响因素。结果扎根理论分析访谈结果显示,主要有6大类因素影响器官捐献者家属捐献决定:个人因素、器官捐献条件(微环境因素)、社会环境、人际因素、伦理因素和传统观念。中国传统殡葬观念(未成人不得入祖坟)对未成年捐献者家属的捐献意愿影响较大(访谈中提及人数/次数为14/8),而对成年捐献者家属影响不大(访谈中提及人数/次数为0/0);另外,相对成年捐献者家属,未成年捐献者家属的"完尸观念"不强烈。结论相比成年捐献者家属,由于未成年捐献者家属受传统殡葬观念(未成人不得入祖坟)的影响而更易接受器官捐献。本研究结果可以辅助政府制定器官捐献相关政策,为器官捐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理论基础。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 总结单中心开展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的病历资料和经验.方法 自2010年3月至2011年10月,采用Maastricht分类第Ⅲ类标准作为潜在捐献者的临床选择标准,共发现56例潜在捐献者.56例中,40例未同意捐献,16例同意捐献(其中1例在治疗过程中因全身严重感染放弃了器官获取),最终15例成功捐献,共获取12个肝脏和22个肾脏用于移植.结果 12例肝移植受者恢复良好.20例肾移植受者中,2例采用双肾带膀胱袢移植的受者术后切除了移植肾,另外2例术后分别由于移植肾破裂和血栓形成而切除移植肾,其余受者恢复良好.结论 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可以扩大供者来源,但需严格掌握潜在捐献者的筛选标准.     

基于移植协调员角度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经验

目的 总结基于移植协调员角度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工作经验.方法 收集2010年3-10月间潜在DCD供者的临床资料,通过自定义4个概念:潜在DCD供者、有效DCD供者、DCD成功率及DCD回绝率,对DCD工作进行量化分析.结果 发现并确认了16例潜在DCD供者,并成功实施DCD 5例,DCD成功率为31.3 ％(5/16).11例未成功捐献的潜在DCD供者中,其原因为家属拒绝捐献3例(占27.3％),家属捐献意见不统一3例(占27.3％),家属同意捐献但由于各种纠纷或与各部门协调原因耽误器官获取时间造成器官质量不符合捐献标准4例(占36.4％),以及器官评估不合格1例(9.1％).DCD回绝率为37.50％(6/16).结论 潜在DCD供者的人数还有待提高;移植协调员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沟通技巧、专业知识仍需要进一步培养;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不能仅依靠医疗卫生部门、省红十字会,需要行政、交通、司法等各部门的协同参与.     

人体器官捐献中的死亡标准问题

死亡后捐献是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新修订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未定义死亡,且回避了“是否承认脑死亡”这一关键性问题,器官捐献工作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或损害捐献者权益的情况。死亡是人类生命过程最终无法避免的事实,任何时代都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判定死亡。死亡标准的建立基础是人们所持有的死亡观,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因素制约。中西方死亡判定标准的认定上存在明显差异。为了规范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推进器官捐献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动机纯正原则,以知情同意为前提,尊重捐献者及其近亲属的死亡标准自主选择权,严格遵循死亡判定程序和操作规范,确保死亡认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中国心脏死亡捐献器官评估与应用专家共识

<正>1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与心脏死亡诊断标准1.1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属于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a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三大类中的"中国二类(C-Ⅱ)",即国际标准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注)或称无心跳器官捐献(non-heart beating donation,NHBD)[1]。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评估标准的研究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后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危险因素,建立供者评估标准及评分系统。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2011年12月至2015年7月间367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脏移植的临床资料。通过捐献者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过程等与肾移植后DGF及肾功能恢复时间关系的单因素、多因素相关性分析及Cox回归分析,建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的评估标准及评分系统。结果根据供者的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程度等与肾移植后DGF相关的单因素及Cox回归分析结果,建立了供体评分系统,对367例肾移植受者的捐献者进行评分,供者评分5分的肾移植82例,DGF发生率5.4%,肾功能恢复时间4.2d;5~15分190例,DGF发生率6.7%,肾功能恢复时间5.1d;15~30分81例,DGF发生率33.9%,肾功能恢复时间8.2d;30分14例,DGF发生率50%,肾功能恢复时间27.3d。供者评分15分的供肾,DGF发生率显著高于评分低于15分的供肾(P0.05),肾功能恢复时间延长;评分大于30分的供肾,肾功能恢复时间显著延长(P0.05)。结论供者的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过程等与肾移植后DGF密切相关。根据DGF高危因素分析建立的供体评分系统及分级标准简单、实用、易行,对捐献者供肾质量可以做到客观的评估。适合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供肾质量的评估。     

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

目的了解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器官捐献意愿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流动人口的一般资料及器官捐献意愿、器官捐献知识、器官捐献态度、死亡态度、家庭讨论(器官捐献)意愿等。各变量与流动人口器官捐献意愿的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多因素分析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在流动人口中,女性、来源于城市、家庭人均月收入4 001~5 000元、有认识器官捐献者或家属、有认识接受器官者或家属的人器官捐献意愿较高(均为P0.05)。流动人口的器官捐献意愿、器官捐献知识、器官捐献态度、家庭讨论意愿得分分别为(1.95±0.91)分、(5.02±2.40)分、(92.00±16.78)分、(3.98±1.28)分。家庭讨论意愿、器官捐献知识、认同器官捐献价值与器官捐献意愿呈正相关(P0.05~0.01);阻碍器官捐献原因、死亡恐惧与器官捐献意愿呈负相关(均为P0.01)。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共有5个变量进入回归模型,包括家庭讨论意愿、器官捐献知识、认同器官捐献价值、阻碍器官捐献原因、死亡恐惧。结论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器官捐献意愿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家庭讨论意愿、器官捐献知识水平、认同器官捐献价值、阻碍器官捐献原因、死亡恐惧水平是流动人口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     

医保卡显示器官捐献志愿的可行性研究

目前, 国内器官捐献存在潜在捐献家属拒绝率高、生前签署率低、登记途径不了解、捐献家庭社会激励不足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 温州市首创在社会医疗保险卡(以下简称医保卡)上显示器官捐献志愿, 实现了器官捐献意愿卡和医保卡的合二为一。这一做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器官捐献宣传工作, 有助于第一时间发现潜在捐献志愿者, 有利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有效开展家属协调工作, 同时具有较高的群众认可度和可行性。     

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合肥地区居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知识知晓情况及意愿，并分析器官捐献意愿影响因素。 方法选取合肥市4个城区辖区内及2个乡镇的10个社区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调查现场，采取随机便利抽样调查法对居民开展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以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及捐献意愿。根据居民"是否愿意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条目的调查结果(剔除"不能确定"者)将其分为同意捐献组和不同意捐献组。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两组居民年龄。采用χ²检验比较两组居民性别、城乡差异、文化程度、是否了解器官捐献程序、国家相关法律是否完善、家属是否同意、对相关机构是否信任、对捐献途径是否了解及是否受传统观念影响。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最终纳入7 520名居民参与问卷调查，平均年龄(35±10)岁(18～84岁)，其中男性3 824名(50.8%)；城镇居民4 150名(55.2%)；职业以退休人员、农民、工人、自由职业和学生为主，分别为1 570(20.9%)、1 177(15.6%)、1 140(15.2%)、1 089(14.5%)和1 088名(14.5%)；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有4 262名(56.7%)。79.6%居民听说过器官捐献(5 982/7 520)，85.7%居民不知晓器官捐献流程(6 444/7 520)，96.9%居民表示身边无人接受过器官捐献(7 287/7 520)。居民获取器官捐献知识以电视和报纸为主，分别占57.3%(4 306/7 520)和23.7%(1 784/7 520)。86.9%居民愿意主动向身边人宣传器官捐献相关知识，愿意签署器官捐献意向书以及捐献器官救治亲朋好友或需要救治的人的居民分别占36.8%(2 766/7 520)和30.7%(2 308/7 520)。年龄、城乡差异、文化程度、器官捐献程序不了解、家属不同意、对相关机构不信任、对捐献途径不了解及传统观念影响等均是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t＝6.63, χ²＝7.13、6.87、4.61、14.88、4.24、11.81和10.53，P均<0.05)。 结论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众多，多途径增加器官捐献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认识至关重要。     

“公众对器官捐献态度”的问卷结果分析

目的 调查公众对器官捐献的知晓程度及态度.方法 设计制定器官捐献调查问卷,共10组20个问题,多数为选择题.调查核心为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及器官捐献的发展问题.在医院门诊大厅、繁华商业区及4所专业性较强的高等院校随机选取受访者,填写调查问卷,并记录受访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或专业方向等基本信息.结果 共获得有效问卷2930份,受访者年龄中位数为38.12岁,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1 ∶1.2.90.9％的受访者知道器官移植,并能选择出部分可供移植的器官.95.7％的受访者知道器官捐献,但了解的时间存在差别.89.1％的受访者赞成尸体器官捐献,赞成者中的72.7％愿意将来捐献自己的器官;接触过肾功能衰竭和器官移植患者的受访者对于器官捐献的赞成率高于未接触过的受访者(P＜0.05).65.3％的受访者赞成活体器官捐献,低于赞成尸体器官捐献者的比例(P＜0.05).85.7％的受访者赞成给予捐献者家属相应经济补偿.62.9％的受访者建议通过媒体宣传或各种教育途径增加公众对器官捐献的了解,14.5％的受访者建议国家制定相应法律.结论 目前公众对器官移植及器官捐献有所了解,多数人赞成尸体器官捐献并愿意身后捐献器官.普及器官移植相关知识对器官捐献有促进作用.多数人认为适当给予捐献者家属经济补偿是必要的.媒体宣传和教育可推动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器官和组织捐献家属沟通专家共识

家属沟通是器官和组织捐献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捐献成功与否的关键。为更好地帮助潜在器官和组织捐献者家属了解法律赋予的器官捐献自主选择权利,提升家属沟通效率,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同时帮助相关从业者长期保持专业的工作状态及健康的心理状态,分享和总结各地最佳临床经验,共同商议并解决目前家属沟通面临的困难,在多方专家的共同参与下,特制订《器官和组织捐献家属沟通专家共识》。本共识以器官和组织捐献家属沟通的关键问题为导向,查阅相关文献,经多学科专家编写,并通过德尔菲投票方法达成共识,形成18个器官和组织捐献家属沟通关键元素及推荐建议,以期为器官和组织捐献家属沟通工作提供指引。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平台进行中英文注册。     

器官捐献肾移植功能延迟恢复的预后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ese donation after citizens’death,CDCD)发生肾移植功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的预后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15年11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138例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的临床资料,21例发生DGF(DGF组),117例移植肾功能稳定(immediate graft function,IGF)为IFG组,采用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再用logistic模型对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DGF发生率为15.2%(21/138),单因素分析显示DGF的预后因素包括受者术前血透时间≥12个月(P=0.024)、脑出血死亡供者(P=0.020)、供者血清肌酐≥177μmol/L(P=0.013)、热缺血时间≥15 min(P=0.041)、冷缺血时间≥12 h(P=0.025)及供者经历心肺复苏(P=0.001)有显著性差异。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供者血清肌酐≥177μmol/L(OR=7.138,95%CI:1.418~35.937,P=0.017)、供者心肺复苏(OR=30.207,95%CI:3.653~111.778,P=0.001)及热缺血时间≥15 min(OR=7.762,95%CI:1.953~30.845,P=0.004)是DGF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供者血清肌酐≥177μmol/L、供者经历心肺复苏及热缺血时间≥15 min是导致CDCD发生DGF的预后因素。     

西班牙器官捐献组织架构与法律管窥

<正>每当讨论到如何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时,总有人发表意见,认为如果法律上能够实现假定同意的政策,将会大大增加器官捐献者的数量。而往往提到这一论点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将西班牙在器官捐献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作为自己的论据,因为西班牙的公民死亡后捐献率曾经在全世界最高(2009年达到每百万人口34.4名捐献者~([1]))。这一傲人成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假定同意这一法律规定的直接结果。但实际上,这其中存在着极大误解。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潜在供者家庭捐献意向调查

目的调查国内潜在供者家庭成员对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及其移植的意向及态度。方法这项研究通过预约会面或电话问答,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完成。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针对DCD潜在供者的家庭成员完成了这一调查。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以及红十字会协调员、医师和供者家庭的信息反馈,我们最终总结出了包含12项问题的调查问卷,基于参与者的回答我们给予相应的5级Likert评分。结果 174例参与者包括女性56例(32.2%),男性118例(67.8%)。绝大多数人年龄分布于41~50岁(n=63,36.2%)、31~40岁(n=59,33.9%)以及≤30岁(n=36,20.7%)。意向调查结果表示同意的前5名问题分别为:①DCD劝捐工作的最佳人选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②供者是英雄(n=143,82.2%);③以身为供者家庭成员为荣(n=136,78.2%);④器官捐献后,与同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n=124,71.3%);⑤与器官受者的关系得以加强(n=123 70.7%)。DCD劝捐工作的最佳人选顺序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非移植专业医生(n=104,59.8%)、社会工作者(n=36,20.7%)及移植医生(n=25,14.4%)。潜在供者家庭成员不同意捐献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坚持"死后全尸"的认知,不愿再因器官切取手术而遭罪(n=51,41.5%);怕引起邻居、亲戚及朋友的误解(n=28,22.8%)。结论这项研究揭示了目前国内人们对于DCD器官捐献的认知及态度。得到的数据值得我们深思,关注潜在DCD供者及其家庭所思所想将有助于专业人士将来更好的实践。     

医院住院患者对器官移植与捐献的意愿调查

目的了解医院住院患者对器官移植与捐献相关领域的认知情况和态度。方法通过自编调查问卷形式,以医院住院患者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信息、对器官移植与捐献的认知和态度,并分析影响器官移植和捐献、对移植和捐献关注的问题以及捐献方式的影响因素。数据结果以SPSS 18.0进行分析。结果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973份,有效问卷906份,有效率为93.1%。906份有效问卷中,788例(87.0%)患者听过器官移植,118例(13.0%)未听过器官移植;189例(20.9%)有移植亲属,717例(79.1%)无移植亲属;511例(56.4%)愿意接受器官移植,226例(24.9%)不愿意,169例(18.7%)不知道;490例(54.1%)同意器官捐献,173例(19.1%)不同意,243例(26.8%)不知道。性别因素对器官移植(P=0.299)和捐献(P=0.327)的意愿均无影响,年龄、学历、职业、是否听过器官移植及是否有移植亲属对器官移植和捐献的意愿均有影响(P<0.01)。性别因素对关于器官移植(P=0.727)和器官捐献(P=0.935)关注问题均无影响,年龄、学历、是否听过器官移植、是否有移植亲属对器官移植和捐献后关注的问题均有影响(P<0.01)。对器官移植手术最关注的问题依次为:是否有可供移植的器官占28.7%(260/906),术后生活质量占23.0%(208/906),手术风险占21.5%(195/906),手术费用占19.5%(177/906),术后排斥反应占7.3%(66/906)。器官捐献后最关注的问题依次为:捐献器官的合理应用占57.4%(520/906),亲属的态度占23.8%(216/906),捐献补偿占17.6%(159/906),其他占1.2%(11/906)。捐献方式上,403例(44.4%)愿意接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257例(28.4%)愿意接受脑死亡器官捐献,246例(27.2%)愿意接受活体器官捐献。性别、学历和职业对捐献方式有影响(P<0.05),而年龄、是否听过器官移植和是否有移植亲属对捐献方式无影响(P>0.05)。结论对器官移植宣传的不足和高昂的移植费用是制约器官移植接受率的主要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全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加强对器官移植的广泛宣传,器官移植的接受率将呈现不断增高的趋势。目前医院患者普遍接受的器官捐献方式仍然是DCD。建立一个合理运作的捐献器官分配体系和适当的捐献补偿机制是促进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关键。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培训对医护人员认知水平的影响

目的调查医护人员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认知情况及进行专业培训后的培训效果。方法2014年3月至12月,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所在器官获取组织(OPO)对其范围内医护人员进行9场专业培训。使用自编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认知量表,采用整群抽样法,在培训前和培训1周后测试,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2%(514/540),分析培训效果。结果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知识部分培训前得分(15.0±3.1)分,培训后得分(19.0±3.2)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的态度部分,支持率由培训前69.3%上升为培训后87.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医护人员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具备一定的知识,但需要进行专业培训,培训后认知程度提高,更为熟悉相关政策和相关知识,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的支持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