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思辨

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的整体格局中 ,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构成了主导思潮之外独特的批评维度。它以一种异质的批评姿态和批评话语在与主导性文学批评的对峙中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互补”。梁实秋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自觉性与系统性 ,使得他在当时的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中脱颖而出 ,不仅成为新月派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 ,而且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批评运动中成为代表人物之一。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批评的特点与得失集中体现于他对五四新文学所作的批评与反思。他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导致了他对五四新文学的苛责 ,但同时也使他以异于新文学主流的独特视角注意到了新文学进程中出现的某些具体倾向与问题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宿命

以选择、平衡、谐调、纪律等作为信条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自由、进步的启蒙诉求存在着本质的错位,因此,尽管吴宓等学衡派人士进行大力宣传,但并没有获得广泛的传播和接受,这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历史宿命,这是由它的本质内涵所决定了的,无关乎它的传承者是谁,传承媒介如何。     

中国新人文主义文人群体的确认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活跃着一个与美国白璧德主义有关联的新人文主义文人群体。这一文人群体的核心当然是梁实秋和以梅光迪、胡先、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文人,他们是白璧德的嫡传弟子,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常加以宣传。陈寅恪、汤用彤等在社会观念和治学方法上受白璧德的影响也较明显。林语堂虽然声称不认同白璧德主义,但他的文化思想体现着向新人文主义回归的迹象。在中国,还有与白璧德主义相契合的某种思想基础,如辜鸿铭的文化态度与学说所体现的那样。     

《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新人文主义的张扬

吴宓主编的 31 3期《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学衡》的同路刊物。“学衡派”的势力和影响 ,因此从相对狭小的学术界渗透到北方最有实力的大众传媒。吴宓通过探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张扬古典主义 ,反对浪漫主义。同时借译介白璧德、穆尔、布朗乃尔的理论 ,宣扬新人文主义 ,影射、批评中国白话新文学。     

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批评论

梁实秋继承白璧德的衣钵 ,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批评模式。他对文学批评的界定是“既非艺术 ,更非科学”。他认为 ,文学批评不是攻击 ,不是研究 ,不是鉴赏。“判断”一词是梁实秋建设文学批评的核心词。人性是他的全部理论的基础。但他对人性观念并未解释清楚。在五四反传统的呼声中 ,梁实秋却自觉地与传统认同 ,决定了梁实秋是远离五四主潮文学观念的。在新文学史上除社会批评、印象批评、表现说批评之外 ,他开创了道德批评模式 ,是一个有个性的批评家     

论中国新人文主义文学的人性观

以梅光迪为代表的中国新人文主义作家既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主张通过对欲念进行适度制约,通过理性来节制感性,防止感性的放纵与泛滥,抵制物质对人性的异化,进而使人性达到最佳平衡。新人文主义作家对人性问题的思考具有合理可取之处,这对于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的文化、文学发展与建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新人文主义的现代性建构与乌托邦冲动

本文试图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境中白壁德新人文主义被接受与诠释的历史事实为依托,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新人文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内涵与效应,以此考察白璧德思想作为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精神资源,是如何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被创造性地阐释并发挥独特作用的.文章认为,以道德原则为文学批评的最高原则,以精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来建构现代性话语体系,是新人文主义的核心问题,也是其内在矛盾性的症结所在.以此为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思想的演进逻辑,特别是文化乌托邦的意义及可能蕴涵的问题.     

现代人文主义的人生礼教读本--论吴宓的《文学与人生》

吴宓的《文学与人生》以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为思想内核,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性的阐发,既有文学理论层面的论述,也有文化、社会心理和哲学层面的探析。吴宓在书中融进了自我的人生体认,这就形成了他的文学观与人生观之间的紧张关系;又由于吴宓执着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理,从而使得《文学与人生》成了一种类似于人生礼教的读本。     

辜鸿铭与新人文主义的关联

辜鸿铭是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年具有国际背景同时也具有国际影响的政批评家、社会批评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学家,他从中国古老的儒学出发,广泛结合西方稳健、理性的学说,倡导代表中国文化正统的孔孟之道以申述富有书生气的人文理想,倡导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尊王理论以建构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倡导充满人本意识的道德理念以完善现代的人文价值体制,虽然其中不乏荒唐的谬误和令人恶心的腐恶庸俗成分,但他提出来的一整套思想观念,与经过新文化淘洗以后的人们一般印象中的顽固守旧、陈腐愚钝一流毕竟有很大距离,论其观念倾向和思想特质,即使不能被标示为中国较早的新人文主义价值形态,也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新人文主义的滥觞.     

梁实秋的人性论批评与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

梁实秋的人性论批评从人性善恶二元构成、善对恶的适度节制、天才才能洞察绝对真理三方面接受了白璧德的影响,但梁实秋拓展了绝对真理的范畴,强调普遍人性,更偏重于实践理性。虽然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批评在当时的中国由于立场问题遭遇了失败,但此种文学观已表达出文艺要显现普遍性,要显现无限和超越存在的真理的现代意义。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新人文主义家庭法哲学的理论先驱和理论追求——与丁慧教授商榷

新人文主义家庭法哲学与新人文主义民法哲学一脉相承,在理论准备上,通过"家庭关系主体不平等说"、"权利能力不平等论"和"民法公私法混合说",消解了"平等原则为民法基本原则"观,造成现行民法体系坍塌;在理论追求上,主张在承认其公法性的前提下实现家庭法对民法的回归,反对家庭关系的私人化,强调国家对家庭关系的介入,以达致对弱者权益之最大保护。新人文主义家庭法哲学基于对传统观念与制度之"解构"容易招致误解,但她自身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是"正义"。     

辜鸿铭"尊王"观的新人文主义背景

辜鸿铭是一个思想文化背景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尽管他有些怪异并基本上处于守旧的思想观念.却始终以时代关怀为立足点,以强烈的现实精神显示自己的价值立场,因而与新人文主义颇多相通之处.当我们从新人文主义的理论框架审视辜鸿铭特别是他独立特行的"尊王"理念时,会清晰地感受到这个文化批评者所具有的鲜明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背景.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缘起

中国现代格律诗派关于新诗形式理论的构建 ,缘起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隶属于新古典主义思潮 ,其间构成逻辑的因果关系。以闻一多、邓以蛰、梁实秋这一“三套马车”群体为主 ,在 192 6— 193 1年间掀起了一股新古典主义思潮。只有把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建构纳入这一思潮中考察 ,才能探明缘发的起因 ,才能符合新诗发展的历史真实。     

历史与文学——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之“新”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而言的 ,后者把文学看成是对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 ,新历史主义者则看到了历史的文本性和其中的虚构成分 ,把历史话语中的真实限制在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1980年代文学主体性理论建构的潜在话语资源

除了大家熟知的显性话语资源,1980年代文学主体性理论建构还有三种潜在话语资源：胡风的文艺思想、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中国传统思想观念。1981年重印的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与胡风文艺思想有暗合的地方,而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无论整体思路还是具体观点都有与胡风文艺思想接近之处。西方存在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对刘再复理解人的本质与艺术的社会功能有很大启发。中国“史传传统”的伦理学原则与儒家学者重视人的情感的哲学观念等传统因素,则通过李泽厚的哲学研究影响了刘再复等人。由于前两种资源的合法性在当时还存在很大争议,而倡导文学主体性的学者在文化立场上对传统多持批判态度,因此这三种话语资源在文学主体性理论建构中主要以潜在的方式存在,这显示了1980年代文学主体性理论生成的思想背景的复杂性及其理论内涵的丰富与驳杂。     

林语堂之于白璧德主义的思想邻壑现象

无论从林语堂对白璧德学问和人品的肯定,还是从他对人的灵性和悟性所采取的新人文主义式的阐述,都可以判定他是一个白璧德式的"人文主义宗教"的信奉者,但他却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撇清自己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任何联系.这种微妙的关系其实体现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思想邻壑.文章详细分析了林语堂之于白璧德主义的思想邻壑现象,这对林语堂研究无疑是一个促进.     

胡风与鲁迅: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左翼理论资源

胡风文学批评理论是中国左翼文学独立价值和意义的集中体现。胡风对文学创作特有的生命形态和精神世界的认识和理论升华,为中国文学批评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资源。对此,只有在他与鲁迅的深刻联系中才能得到更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对于胡风文学批评的特点、局限及其产生的根源,也只有在与鲁迅的比较中才能得到认识上的深化,才能看清胡风批评理论的"诗性"特征,看清其与时代相关的批评理论内部的深刻矛盾性。     

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

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已不能满足新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新资源即知识、科技、智力资源等,已经被各国所重视,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驱动力。我国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大力重视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启示与建构：法国文学和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接受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法国文学和文化理论伴随着大量的西方文学理论思潮被译介到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学者的理论建构以极大的启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理论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启迪。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和批评理论同时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和翻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变体的出现。巴迪欧作为一位坚定的法国"毛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政治和文化遗产的世界性影响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我们对法国理论的译介和接受并非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在这些法国理论的启示下,也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并取自中国的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的世界诗学建构,并试图以此对世界文学和文论建设作出中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