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贫困地区农村妇女生育观念和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对典型贫困地区农村妇女的调查发现：典型贫困地区农村妇女生育意愿有了较大的进步,但男孩偏好的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潜在的人口逆向淘汰现象需要引起注意;妇女的身体素质、健康水平和人口质量处于较低水平,将会产生代际间的继承性,影响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就业对其生育状况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就业对生育的微观影响,同时检验了个人资本(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和经济支持(丈夫收入)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发现:城镇妇女的就业对其生育(生育数量和初育年龄)存在消极影响;总体上个人资本会增强妇女就业对生育的消极作用,但经济支持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研究还针对妇女生育与就业的矛盾及未来政策着力方向进行了讨论.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趋势发生转变,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降低。在这种大趋势背景下,对世界人口形势的判断有过于乐观之嫌以及针对人们对妇女更替生育水平的误解,利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1990～2000年期间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模式等数据资料,计算得到各国妇女更替生育水平,表明各国之间妇女更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其实际总和生育率比较,可以发现在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实际生育水平依然高于妇女更替生育水平,发展中国家人口潜在的增长能量依然很大,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依然强劲。因此,在注意生育率下降所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够忽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流动妇女生育孕娩地安排及影响因素研究

流动妇女生育时孕娩地不确定,提高了生育时的健康风险,同时给人口流入流出地生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和配置工作带来挑战.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抽样调查数据,对流动妇女孕娩地安排情况进行了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流动夫妇自身因素、家庭收支及社会保险情况对孕娩地的选择有显著影响.流动妇女不同孩次生育时孕娩地选择影响因素存在巨大差异,第二孩次以上生育时孕娩地选择存在惯性,明显受前一次选择的影响.户籍制度改革、保险跨区结算及加强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提高流动人口发展质量及社会融合能力,有助于从根本上化解流动妇女生育时孕娩地的选择困境.     

生育文明与我国未来生育率控制

我国的生育率变化一直以来都与生育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厚的传统生育文化支持着我国农业社会的高生育水平,这在历史上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我国现阶段生育率已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下,达到了一个较低的标准。但是,这种低生育水平还很不稳定,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推进生育文明的发展将成为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最好方法。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1990年以来各类人口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有外在政策强力的作用,更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作用;真实的生育水平既不是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低(低于1.5),也不是有关部门和政府所想象的那样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平均生育意愿不会高于2个孩子,这是生育率持续稳定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保证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应使妇女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或至少接近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走低的实际,我们应该抓住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调整应该在最佳时期即未来5-10年内完成。     

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

引言在众多关于生育问题的研究中,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人们企望通过对生育意愿的了解来预见到生育水平的变化。一般认为,由人们的生育意愿转化为人们的生育行为,由一个个人的生育行为聚集成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如果说,对于生育行为和生     

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的2007年基线和2010年跟踪数据中符合生育二胎政策妇女的分析,从社会心理学入手,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支撑,重新架构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理论框架,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当政策赋予人们生育二胎权利时,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妇女中,四成妇女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六成妇女的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尚没有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当的确面临是否生育二胎的选择时,妇女会进行理性考虑,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都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同时,生育计划的制定是实现生育意愿的重要推动力。     

家庭结构对妇女生育水平影响的研究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结构对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妇女的生育水平和家庭结构类型有关。家庭规模大小和妇女的生育和存活子女数量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大家庭中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高于小家庭,不同结构类型家庭的育龄妇女生育模式存在明显差别。     

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的必要性

本文分析了贫困地区加快扶贫开发步伐与有效控制人口相结合的必要性 ,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对策     

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决策

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婚姻地位及家庭结构等因素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对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中的家庭微观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率显著相关;体现家庭结构的丈夫劳动参与和夫妻年龄差距等指标也对生育率有显著影响。另外,通过对城镇与农村的比较分析得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率的影响要大于城镇。     

富裕农村社区的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富裕农村社区贫困问题研究往往容易被忽视。从贫困负面影响而言,富裕社区的贫困问题,对社会所构成的负面影响和压力更大。本文利用苏南农村调查资料,探讨了富裕农村社区贫困问题,包括测量标准和家庭特征两方面内容。     

西北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实践的调查与浅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近些年,西北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扶贫工作仍然任重道远。甘南藏族自治州是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对甘南州进行了实地调研,首先将甘南州进行区域划分,分为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三个大区,然后对每个区域扶贫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有效地解决甘南州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同时为其他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提供借鉴。     

高等教育与中国女性生育数量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育龄女性比例大幅上升。高等教育女性作为西方现代婚育观念的率先接触者,她们的生育水平是未来我国育龄女性生育模式变迁的风向标。因此研究高等教育对我国女性生育水平的影响尤为必要。在研究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数量的影响时会同时面临内生性和生存数据结构问题。本文基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和各省高等教育资源禀赋所带来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出生队列和省份上的双重外生差异构造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并使用IV-Poisson模型估计上大学对我国女性生育数量的影响;同时通过将样本中的女性起始年龄提高到30岁以上并限定为已婚来缓解生存数据结构问题。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会下降30%左右。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上大学让女性生育二孩及多孩的概率大幅度下降,而并非不生。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参与率是高等教育影响女性生育行为的一个重要机制。随着育龄女性中高等教育比例的继续提高,未来我国的生育水平可能会遵循西方的现代生育模式继续下降。我国的生育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等都亟须做出适应性的改革。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有助于降低高等教育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

本文介绍了目前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问题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论述了人口数量控制与几种人口现象的关系 ,论证了低生育率水平下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首要任务。最后认为 :对现行生育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的意见仍需要审慎考虑     

Population Dynamics: Poverty,Inequality, and Self-Regulating Fertility Rates

Population growth without a parallel increase in capital impoverishes any society and tends to deepen inequality. The system is dynamic because people who perceive or foresee contracting economic opportunity usually restrict family size. Worsening poverty feeds back into the loop to slow, then stop further population growth.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Aspects of Women's Status and Fertility in Rural Bangladesh

Samples from the U.S. passenger lists are used to focus upon the emigrants from England to the U.S.A. during 1841. Probably as many as three-quarters of the English emigrants of that year made the U.S.A. their destination, though only a minority of Irish and Scottish emigrants sailed directly to U.S. ports. The English appear very largely to have spurned the unusual opportunities for assisted emigration to colonies that were available that year. The occupations of male emigrants are compared with occupations reported in the population census of 1841. Farmers, general labourers, and industrial workers, particularly those employed in textile industries, were overrepresented among the emigrants. Yet the movement was not predominantly an exodus of labourers from agriculture, nor from some of the most depressed occupations such as framework knitters and nailers. Various occupational groups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ravelling companions, dependants and age, in an effor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more cycle-sensitive groups and those seemingly intent on permanent emi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