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南部地区晚更新世年代地层和海水进退

根据长江三角洲晚第四纪4个钻孔详细的测年和微体古生物分析结果,对该区约110kaBP来的地层进行了年代学划分,并且重建了晚更新世海侵海退过程。研究发现,形成于120～110kaBP的蓝灰色硬土是本区晚更新世底界的标志,而晓更新世顶界的标志是形成于17～10kaBP的暗绿色或棕黄色硬土。晚更新世早期110～60kaBP间,本区主要发育河流相的含砾砂,但其中100～80kaBP间发生一次较弱海侵,以溺谷相沉积为主。晚更新世中期60～22kaBP,沉积物经历粗—细—粗3个阶段,分别是60～40、40～34和34～22kaBP。其中第2阶段在西部地区出现硬土层,而中东部地区60～22kaBP期间海侵层连续,且在43～40和34～22kaBP出现两次较高海面。     

晚第四纪长江三角洲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的初步研究

根据钻孔资料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冰后期层序的构成：古河谷内由河床相，浅海相－河口湾相组成，海侵面在滞留沉积与潮坪堆积物之间，最大海侵面位于浅海相和前三角洲泥质层中，古河间地层层序包含滨海相，浅海相和潮坪相，其海侵面与层序界面重合，最大海侵面在浅海泥质层中，在古河谷和古河间的沉积相组合不同，但二者同在一个海侵海退旋回中形成，属同一层序。     

长江口外海区DZS2孔第四纪磁性地层

长江河口区外海域是陆源物质沉积以及向外海输送的重要地带。DZS2孔采自长江河口外海域(东海陆架西北部),是我国现今最深,年代最久远的大陆架海底全取心钻孔。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古地磁研究,结合岩心岩性特征、微体古生物鉴定以及AMS14C测年等的分析,建立了可靠的长江河口外海区年代地层框架序列。磁极性地层研究揭示了清晰的M/B极性转换界线,且沉积地层中出现了多个可与标准极性柱对比的反极性漂移事件,这其中包括Gothenburg、Blake、Emperor、Jaramillo和Olduvai事件,这为钻孔年代约束以及长江三角洲区域地层对比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钻孔DZS2沉积物岩性特征较为简单,相对来说泥质层位较多,与长江三角洲陆上典型第四纪钻孔的岩性特征以及沉积演化旋回存在一定差别。这可能与整个长江三角洲区域下覆基岩的起伏有关,根据单道地震剖面的资料,长江河口区西南部有一系列岛屿分布,海底明显存在较高隆起的基岩,松散沉积物厚度较薄,这很可能阻挡了部分长江物质,特别是粗颗粒沉积物向外海的输送。     

长江三角洲部分钻孔沉积岩芯古地磁的初步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重要工农经济区，对其第四纪地质的研究对于了解该区水文工程地质、河口海岸演变和土地开发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对该区第四纪地层的划分对比提供年代地层学上的依据，我们先后对和桥、梅捻、正仪、祝塘、吴江、北坎、常州、江都八个地方钻孔的沉积岩芯进行了古地磁的研究，并对部分样品进行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初步建立了本区的古地磁极性变化年表。     

上海地区晚第四纪磁性地层的初步研究

利用上海地区曹阳孔的沉积磁组构资料,对该孔所揭露的地层进行划分。其结果与古生物、同位素及沉积物粒度分析资料相吻合,五个层段对应于晚第四纪冰后期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层层序特征。研究认为,Ｋ、Ｐ、Ｌ、Ｆ、ｑ组合特征是分辨古土壤与海相层、海相层内部沉积相变界线的高分辨率标志,可作为地层划分的新依据。     

长江三角洲地区晚第四纪地层及潜在环境问题

根据钻孔的沉积相序将长江三角洲分为三角洲主体、三角洲南翼和北翼等３个基本的地层分区,鉴于两翼前缘和后缘的相序具有很大差异,因而两翼均划分出前缘和后缘２个亚区。地层结构的不同决定了与沉积层有关的潜在环境问题和灾害的分布,三角洲南翼和后缘为地面沉降发育区和潜在发育区,北翼的前缘为地下海水入侵的潜在发育区,三角洲主体是污染江水的潜在渗滤区,现今河口为底辟构造潜在发育区。     

长江三角洲晚第四纪沉积地质学研究述评

长江三角洲已有的晚第四纪沉积地质学研究成果阐明了区域内晚第四纪沉积分区和沉积序列,建立了层序地层格架及其内部构型,对千年级和百年级事件沉积进行了初步探讨,总结出了长江三角洲发育模式和控制因素。但同时仍有一些涉及长江三角洲沉积和演化的重要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阐述。目前,对末次冰盛期的长江三角洲存在与否尚存在较大分歧,长江古河口湾向三角洲的转换机制与模式尚不清楚,三角洲系统"源到汇"的研究尚未开展,长江三角洲对人类活动的响应也刚受到重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需要以沉积地质学的手段对海区三角洲进行精细解剖。目前,长江三角洲沉积地质学研究中存在着陆区三角洲研究程度高、海区三角洲研究程度低的现状,因此,进一步的研究需在海区三角洲加大力度。     

晚更新世南黄海西部陆架的古长江三角洲

晚更新世气候的冷暖交替引起全球海平面的下降与上升,在南黄海地层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海陆交互式沉积层。利用最新的高分辨率浅地层剖面资料,对南黄海西部近海陆架晚更新世以来的地震地层进行了详细划分,探讨了晚更新世两个海进层序中古三角洲的划分及其地震相特征,认为晚更新世南黄海古三角洲可分为4个较大的期次。根据沉积物特征分析判断4期古三角洲均为古长江形成,各期三角洲相互叠置,范围、厚度及扩建方向均有不同,各期古长江三角洲与海平面变化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长江三角洲泥丘构造的发现及其意义

利用浅地层剖面仪和钻孔，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对全新世长江水下三角洲的演化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现代河口沉降中心前缘在东南方６０－８０ｋｍ的浅海地区，存在着若干泥丘构造。泥丘构造由晚更新世沉积物组成，有些正在顶起上部全新统地层，有些则已出露海底达２０多米。调查资料证实，这些泥丘构造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长江河口沉降中心的沉积物擀力压实用作所致。     

长江三角洲晚第四纪古土壤的古环境及古气候信息

运用孢粉、藻类、有孔虫等古生物综合分析方法，对比土壤微形态、沉积磁组构分析结果，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晚第四纪古土壤层记录的古环境信息。结果表明，古土壤是海平面变化、气候、环境综合作用的产物，它的发育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古土壤堆积阶段，海水已退出本地区，气候温暖而湿润，河漫滩经常受洪水淹没积水，多次滞水与暴露环境的交替，形成了淡水藻类与陆生植物互为消长的特殊生物组合特征。这一时期沉积与暴露成壤作用反复交替，古土壤形成了多个粘粒胶膜淀积层。此期相当于未次间冰阶向未次盛冰期过渡及海平面下降的时期，沉积后进入了持续成土阶段，海平面变得更低，气候变干，地下水面降低，古土壤已不能被淹没，持续暴露成壤，这一时期逐渐接近末次盛冰期。     

长江水下三角洲沉积物的重矿物分布及组合

对2004年取自长江水下三角洲南部区域的145个表层样品进行了重矿物研究。结果表明,本区重矿物可划分为4个矿物组合区,即三角洲前缘南部矿物区(Ⅰ区)、三角洲前缘北部矿物区(Ⅱ区)、前三角洲主体矿物区(Ⅲ区)和前三角洲南部矿物区(Ⅳ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沉积动力、沉积环境和风化作用条件;长江水下三角洲重矿物以普通角闪石-绿帘石为优势矿物组合,以低级变质来源的绢云母、白云母为特征矿物,局部富含普通辉石和氧化铁矿物;粉砂质砂和砂质粉砂中的重矿物组成比较稳定,基本可以代表长江物源。     

长江三角洲泥质潮坪沉积间断的定量分析

现场观测获得了长江口开敞型泥质潮坪不同时间尺度的沉积速率及层偶保存率。每天观测结果表明，单个层偶的保存率约为46．6％。随着观测时间间隔的增大保存率迅速减小,大小潮周期内层偶保存率降为9．2％，季节性观测层偶保存率为3．7％。现代长江三角洲建造一个完整的潮坪沉积层序约需96a。百年尺度潮坪层序层偶的保存率仅为0．74％，99．26％的潮汐周期由于侵蚀或无沉积而没有纹层保存下来，形成间断。因此，沉积间断占潮坪层序的比例应为99．26％。沉积速率和沉积时间之间存在对数线性负相关，拟合直线的斜率为－0．39，由此推导出潮坪层序的完整性计算公式为C＝（t^*/t)^ 0.39。虽然对泥质潮坪沉积中沉积间断的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它是从现代沉积过程观测中得到的，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古代潮坪沉积的特征及其成因，并突出沉积间断在潮坪沉积层序中的重要性。     

长江三角洲第一硬土层中微结核的矿物化学特征及其成因

长江三角洲第一硬土层是古土壤层,是长江河漫滩型沉积物,其形成经历多次沉积和成土过程.硬土层中的铁锰结核以菱铁矿、菱锰矿和褐铁矿为主,通过铁锰元素离子和矿物Eh-pH稳定关系分析,最有利于菱锰矿和菱铁矿结核生成的条件是:Eh＜0且pH＞8.成土期处于末次冰期低海面、气候寒冷干燥期,土壤的化学过程是以氧化作用为主,是褐铁矿等氧化性矿物形成时期;冰后期海相层的沉积覆盖使土壤层进入成岩阶段,土壤层的化学过程以还原作用为主,成岩过程是铁锰碳酸盐结核的主要生成期.     

珠江三角洲PD孔沉积物的碳氮记录及其环境意义

对位于广州番禺东涌镇PD孔的三角洲沉积物进行了有机碳、陆源有机碳和碳氮比值分析,结合微体古生物和14C年代资料,将岩心划分为4个阶段:阶段Ⅰ(23.88~21.71 kaBP)有机碳、陆源有机碳含量递增,存在大量有孔虫和介形虫,反映海侵作用逐渐减弱;阶段Ⅱ(21.71~3.79 kaBP)是一层花斑黏土,有机质含量极低,指示风化作用强烈;阶段Ⅲ(3.79~2.88 kaBP)碳氮比值、陆源和内源有机碳比值的变化在平衡状态波动,指示海平面上升的海陆过渡环境;阶段Ⅳ(2.88 kaBP以来)陆源有机碳比重和碳氮比值较高,主要为受河流作用控制的陆相沉积,气候温暖湿润,陆源碎屑丰富。     

长江三角洲地区全新世以来环境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搜集的泥炭、贝壳砂堤、埋藏古树的测年数据,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点的测年资料以及海拔高程等的分析表明：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与生态环境变迁有密切关系,表现出人类活动对环境变迁的适应。马家浜时期气候潮湿,地面水域扩大,房屋大多以干栏式为主,而且遗址大多分布在山坡和湖汊岸边稍高的岗地、土墩上;崧泽文化期湖泊沼泽比较多,遗址多建于河湖间高爽处;良渚文化时期泥炭埋藏点的分布较马家浜与崧泽文化时期少,而且距离湖泊较远,表明当时地理环境有所好转,适宜人类生活的空间变得更为宽广,遗址的分布开始分散。对古遗址高程以及埋藏古树、泥炭^14C年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高程与地面水域扩张和缩小状况相一致。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影响人们居住地高低的因素较多,先人们的“择高而居”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部分地防止海水倒灌及台风和洪水灾害的侵害而采取的一种解决手段,而不是全部,如良渚文化时期部分高遗址点是出于宗教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