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军屯的发展及其制度的演变

明代初期,从朱元璋到朱棣,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军屯,规模大,效果好,制度完备,集历代军屯之大成。宣德以后,虽逐渐破坏,但终明之世,军屯土地在全国总耕地面积中仍占很大比重。明代军屯在供给军饷,发展农业,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等方面都起过很大的作用。明初太祖、太宗两个皇帝对发展军屯,建立各种制度,尤为重视,值得研究。朱元璋为什么要大兴军屯? 朱元璋渡江之初,以苏州为中心的张士诚集团和盘踞在长江由游的陈友谅集团都比他强大得多。要站稳脚跟,发展实力,战胜敌人,就必须稳扎稳打,巩固根据地。拨军     

明代宣府镇军屯情况简述

宣府镇作为"九边"之一,是明代边防重镇,明代在此布置重兵。为支持国防,宣府镇军屯也一度兴盛。本文梳理了宣府镇军屯的兴衰,厘清了几个相关问题,并与整个明代军屯的兴废线索相印证,以求得局部与全局的对比研究。     

明太祖北部边防政策与明代九边的形成

关于明初北部边防政策和措施,目前虽有多家论述,但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一是在叙述明初北部边防政策和部署的过程中,对于影响整个明代的边防设施——九边镇戍制度几乎很少论及;二是只论述明初到明中、后期北部边防积极防御到消极防御的变化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且没有很好的说明永乐以后九边防守制与洪武年间北部边防政策之间的演变关系;三是对洪武年间北部边防政策和措施形成     

明罗汝敬四次入陕事迹述略

罗汝敬在宣德六年(1431)年至正统三年(1438)年曾四次入陕督理屯田、河渠等事。因在陕为政果敢,遭人诬陷而两次获罪下狱。可以说,罗汝敬的个人命运与西北屯田开发关系密切,仔细梳理罗汝敬在陕期间的所作所为,发现其罪状有诸多被冤枉的成分。由于罗汝敬在陕西军屯的恢复和水利设施的管理方面多有建制,使宣德中期陕西军屯与永乐后期相比有较大恢复。随着罗汝敬离陕,明代西北的军屯从此一蹶不振。     

关于明代军屯制度破坏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明代军屯制度前人多有论述,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本文仅就明代军屯制度的破坏及明政府的挽救措施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     

略论金朝统治时期的西北屯田

文章认为金朝统治者之所以要兴置西北屯田，是为了加强对汉人的统治，以及足食足兵巩固西北边防的需要；其屯田计有猛安、谋克屯田、军屯、蕃汉弓箭手屯田和民屯四种。在猛安、谋克屯田问题上，认为这类屯田不仅遍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而且存在于函谷关以西的西北地区；屯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其历史作用是增强金朝抗击西夏、蒙古的经济、军事实力，拖延了战争的时间，延长了金朝统治者的寿命。     

地缘政治危机与晚清政府边防理念的转变

19世纪后半期，随着中国传统藩属国的接连丧失，中国开始面临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威胁。在这一地缘政治危机下，清政府内部在华夷观、边防形态等边防理念上逐渐出现了有别于传统的转变，成为中国近代边防建设的又一历史性开端。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论“徙民实边”不是屯田

我国古代存在过屯田制度。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之分。关于西汉屯田,海内外大多数学者主张有军屯、民屯两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汉屯田乃指军屯,没有什么民屯,存在着分歧意见。主张西汉有“民屯”的学者很多,其主要依据就是“徒民实边”。例如,“文帝时,晁错首先建议屯田。他主张移民实边,一面当兵,一面屯田”:到汉武帝时,“与军屯并行,民屯也大规模进行。……竟有一次达七十万人之多者,可谓‘盛矣’。”近年     

秦汉北部边防建设

秦汉重视加强北部边防建设,一是边防军队力量建设,派重兵驻防北边,主要有边郡兵、将屯兵、屯田兵和民族兵等,形成了比较强大的边防军事力量;二是边防的军事设施建设,大规模修筑边塞防御工程,建城筑堡,修障造燧,开拓道路,修筑的垣墙、城障、亭燧、烽台、关隘、军用道路和粮秣武库等军事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信、隐藏等综合功能,奠定了御敌、反击的坚实基础;三是边防经济建设,实施移民实边、积粟输边、军队屯边的移民屯垦政策,增强边防经济实力;四是边防防御能力建设,配置精良的武器装备,提高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采用激励政策,用人以能,考核以绩,晋升以功,对违法失职的边防军追究责任,充分调动边防军提高技能的积极性,加强军事训练,发展骑兵部队,提高军队技术水平,建设精锐之师、无敌之师;五是边防和谐社会建设,对少数民族一方面施以缔约媾和、赏赐怀柔等恩德,另一方面武力征讨,施加威力,示以惩罚,还加强对待少数民族的防御,有备无患。秦汉北部边防建设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建章立制,二是财政投入力度大,保障了北部边防建设的正常有序进行。秦汉北部边防建设,增强了边防军事力量,提高了边防军的防御能力,有效地抵御外敌入侵,确保了边防的安全,巩固与维护了中原内腹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促进了北边地区的经济开发,加速了民族融合。     

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

朱元璋为了防备游牧民族的南下袭扰,便按照其早已确定的“固守封疆”的方针,在北边沿线部署重兵以阻止蒙古族的重新南下,就此而在北部边防展开了一系列的建设：１迁徙山后之民进入内地以造成与蒙古交界的无人地带;２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３为解决边防驻军的供饷而形成边防屯田与开中法;４巡边与防秋制度的形成;５边墙堡塞的修筑与诸王防边。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建设对北边的安宁和中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明代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试论清末民初东北军屯实边

清末民初,由于俄国与日本的肆意侵略,导致东北边疆危机愈演愈烈。为了化解迫在眉睫的边疆危机,清政府与代之而起的民国政府均以推行移民实边作为应对之策,其中包括军屯实边,清政府在吉林、黑龙江曾实施过军队屯垦,民初关于军屯实边的呼声亦此起彼伏,说明军屯实边作为一种捍卫边疆安全的重要手段备受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清末军屯实边成效不大,民初军屯实边也大多流于舆论层面而无法得到贯彻执行。     

略论明代大同镇战略地位与边防建设

明代大同镇边防建设与战略地位息息相关。在战事紧张,战略地位较高时期,明廷大兴边防建设;在战事缓和,战略地位较低时期,边防建设也会相对减少。有明一代,边防建设从未中断,但明朝中后期,明蒙交战中明朝失利较多。本文通过对明朝大同镇战略地位与边防建设关系的系统探讨,旨在分析明蒙交战中,明朝失败之原因。     

论大学英语教学有效性的实现策略——以边防英语课堂教学为例

边防英语作为大学英语的一个专业分支，是边防院校的基础学科之一长期以来在边防院校的学历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本文以边防英语课堂教学为例，通过探讨边防英语教学有效性问题的本质定位，澄清一些错误认识，探索了能够使边防英语教学有效性得以实现的基本策略。     

论明代翰林院

翰林作为一种官制，始创于唐代中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明代它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在洪武年间废除丞相制度，永乐年间建立内阁制度后。而自内阁形成之初，翰林院与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对明代政治产生影响     

略论辽朝军事机构及军事制度的特色

辽朝的军事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以至边防，都比较齐备，而且，以武立国，全民皆兵，指战统一，权力集中，学习中原，军事制度特色十分突出。     

乡村地区社会空间建构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祠神祭祀空间“旗冶的演成为中心

祠神祭祀空间结构的考察是理解乡村社会空间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田野访谈、地方民间 文献(碑刻、科仪书)及正史资料的系统剖析,呈现了以龙王神崇祀为中心的社会空间“旗冶的演成轨迹: 它最初源自明代边防军屯中的“旗甲冶,属于“军事型冶国家基层区划,继而又在“清初改制冶中变身为具有特殊政治经济功能的“民里化冶基层行政区划,延至民国则在保甲制度推行中被取缔了作为国家基层行政区划的身份,从此成为纯粹的祠神祭祀空间。 围绕这一嬗变历程的讨论与以往证实的明清以降祠神祭祀空间多源于明初建立的基层组织“里社冶系统的研究结论形成了对比,揭示了长时间段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空间建构对国家军事型区划的继承事实及相关之变动,启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西北境内地域社会以祠神为中心的祭祀圈社会空间建构,既需要在动态的、长时间段的疆域史视域中特别重视国家制度因素的潜在性影响,同时也要关注国家制度与地方性、民间性因素作用关系的历史呈现与变迁。     

试论影响边防稳定的民族因素

边疆民族地区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要屏障。在影响边防稳定的众多因素中，跨界民族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搞好民族团结和处理好跨界民族问题，对于确保国家统一和边防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起因探析——以“贡女”问题为中心

明朝与朝鲜的和亲外交方式是高丽对元代贡女制度的延续。明初朱元璋为了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提出和亲外交方案;明永乐时期,永乐帝改变洪武帝朱元璋＂做亲不成＂的不利外交策略为有利的贡女制度,即永乐帝以宗主国皇帝的身份向藩属国朝鲜要求贡女补充后宫。贡女事件的起因和发展都与当时形势密切相关,既是明朝与朝鲜朝贡关系的一部分,也是明代和亲外交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安丙冤杀蜀中义士献疑

南宋开禧三年(1207)安丙与蜀中义士杨巨源、李好义等人平定了吴曦叛乱。为稳定四川边防、分散兴州军力,南宋中央超擢身为下层军将的杨、李等人进入都统制、宣抚司中,以制衡兴州旧将并稳定四川边防。在收复失地的过程中,杨、李等人跃迁为主要领军将领,激化了他们与兴州旧将的矛盾。同时,作为下层军将,他们的政治行为与军政制度也产生冲突,激化四川政局中的军政矛盾,失去宣抚使安丙的信任,最终被兴州旧将杀害。下层军将因非常规的军功而超擢速进至军政中心,置身各方势力的矛盾之中,且因自身政治资本薄弱,政治行为、政治认知与军政制度格格不入而陷入政治困境之中。这种困境不仅反映了军政调整过程中的关键症结所在,也表现出体制内下层军将获得非常规超擢之后与政局、制度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