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实现"以德治国"的基本途径

本文从以德治国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法律保障和切入点等四个方面分析入手 ,探讨实现“以德治国”的基本途径。     

论"以德治国"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方略,对于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以德治国”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德治国”为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个重要切入点;“以德治国”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德治国”为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     

实践"以德治国"推进"以德治教"--兼论高校如何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以德治国”思想,颁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以深化和具体化。“以德治国”是“以德治教”的政策基础。“以德治教”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高校是贯彻《纲要》、推行“以德治教”的重要阵地。加强高校道德主体的道德建设,不断提高高校干部、教师、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才能在高校深入贯彻执行《纲要》,推进“以德治教”,实践“以德治国”方略。     

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思考

针对如何贯彻以德治国方略提出看法：一是以德治国重在建设;二是德治具体实施途径阐述,包括以德治国思想基础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以德治国的体制基础,还要大力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和实践、以德治国希望和信心在青年一代等．     

"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

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重要思想。“以德治国”是道德与法律关系发展的逻辑结果，还是中国执政党治国思想的完善和发展?是为了进一步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还是拯救道德的权宜之计?“以德治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试时“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以德治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初步探讨。     

论江泽民的"以德治国"思想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提出的一种新的治国思想。本文从分析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腐败、贫富差距、社会治安、道德滑坡等诸多社会问题出发，从正确处理“以德治国”与古代“德治”思想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入手，积极探求实现“以德治国”的道德途径，即实行德政与德教，以期对“以德治国”的现实针对性、科学合理性和操作可行性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论述。     

"以德治国"的再思考

针对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在社会上引起的争议,提出了应从时代的角度去把握"以德治国"的深刻内涵,"以德治国"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德治",其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必须.为了贯彻"以德治国"思想,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文化道德素质.     

培养造就能"以德治国"的领导干部

江泽民同志关于"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新形势下,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方略的丰富与完善.培养造就能"以德治国"的领导干部,是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要求.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要充分认识培养造就能"以德治国"的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始终坚持德才兼备,强调以德为先的干部原则.同时,要把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作为首要任务.并在干部的选拔使用上,注重考察干部的"德".     

略论"以德治国"与高校德育建设

“以德治国”思想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高校德育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高校实施“以德治国”必须重视德育建设，强化德育管理，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同时，认真贯彻“以德治国”思想，对于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贯彻"以德治国"方略

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站在新时期、新世纪的历史高度，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治国方略。这一重大的方略，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现实意义。 1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古今中外国家治政经验的深刻总结和中国传统治国手段的批判继承。历史和实践证明，没有共同道德，社会就没有凝聚力；没有法制，社会就没有效率，德治和法治两者不可偏废。我国古代思想家历来有以德治国的理想。但由于统治者…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浅议“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与“中国设计”

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以及与世界制造业的差距,指出中国的设计师应＂为中国制造而设计＂,从而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最终实现＂中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