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以及公民道德问题

中国的传统儒学实质上是一种生活哲学,它植根于生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即礼的问题。就此而言,生活儒学对当今的公民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中心到边缘——简评80年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研究

进入９０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研究同整个人文学科一道由中心走向边缘,然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却从此开始起步了,当人们不再指望它去匡时济世,学者们的理智不再为热情的听众所迷惑,根植于理性的学术才可能生长出来     

从哲学理论思维的角度看现代西方哲学的特征

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流派层出不穷,给人以眼花缘乱、目不暇接之感。但是,在其表面形态不一的哲学理论背后,却还是有着其相对稳定的共性可以把握。本文从哲学理论思维的角度,来分析和探讨现代西方哲学的特征,并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内容、思维方法、思维形态三个方面具体论述。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林安梧的“后新儒学”

基于牟宗三新儒学体系的偏颇,林安梧提出“后新儒学”的理论构想。通过对心灵的意识结构、存有的三种形态、诠释方法的层次、体系的可能面向以及儒学的意义治疗的深入探讨,林安梧勾绘出“后新儒学”的基本轮廓。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后新儒学”虽然略显粗疏单薄,但它为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开辟了新的向度。     

爱的观念：儒学的奠基性观念

爱亦即仁的观念,乃是儒学的奠基性观念:既为形而下学(知识论及科学、伦理学及道德)奠基,也为形而上学奠基。这是因为:爱作为生活情感,是生活-存在的显现。因此,爱的观念乃是本源性观念:爱作为生活情感,归属于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源。     

正德利用厚生：从政治合法性到儒学公共性

政治合法性是迄今为止的政治建构反复遭遇的问题,其绝对基础乃是正德利用厚生。正德利用厚生作为统治者对人民的政治承诺,同时也是被人民接受的承诺,乃是政治建构的终极合法性基础。这个基础构成官方与民间、造反者与统治者的对话平台,形成人民进行造反或革命的终极理论根据,并成为区分革命与造反的终极标准。因为儒学在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理论化的历史过程中记录、阐发和弘扬了正德利用厚生,所以它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和公共交往平台,并成为古今之间的沟通平台。     

“内在超越”与儒学的宗教性

儒学中蕴含的"超越",不是指向彼岸王国的超越,而是在人自身之内实现的精神超越.儒学是一种典型的"内在超越"的思想形态,它妥善地处理了生命的有限性与终极理想的超越性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儒学有对超越境界的追求,所以,它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组织宗教,但同样能够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道,从而表现出宗教的某些特性,具有宗教性.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青年干部“三观”的影响

有人认为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大众中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其实它“拒斥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以及工具主义、多元主义、怀疑论、悲观主义等,对青年干部世界观的影响不仅很大而且还很深。实用主义在当代青年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坏”。但如果让它继续泛滥,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它很可能是一种破坏力量。非理性主义思潮“热”已经降温,但作为一种精神危机的哲学,它的情绪基调——悲观主义,在某种气候下仍然有可能冒头。     

早期中国儒学和科学的“环政治”倾向

张光直先生认为,古代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时,政治因素促成了对天地人神沟通手段——巫术的独占;那么政治因素是否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其它方面也有较大影响？本文试图从早期中国的儒学和科学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些说明。     

“内圣外王”与先期儒学发展的张力

孔子"仁"与"礼"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他的圣王理想的追求,他认为领袖群伦应兼具"圣"与"王"的双重资格.儒学与君主专制的互限互依,它既是儒学发展的张力,又是儒学获得永久活力的限制,使儒学在发展历程中始终无法摆脱君主专制的阴影.     

儒家生命哲学对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启迪

儒家生命哲学与大学生的生命教育有着内在联系。发掘儒家的生命哲学智慧,可以为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提供丰富的养料,对于塑造和培养大学生的健全人格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从营销哲学的演变看营销哲学的缺陷

自营销哲学出现以来 ,营销哲学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的演变。但现有的营销哲学存在不少缺陷 ,应该对营销哲学重新进行认识。     

信任社会：一种政治哲学视角

本文从哲学对人的分析视角结合政治的前景，说明当代社会信任的普遍缺失现状，来分析一个普遍信任的信任社会建立的必要性，而且这种信任是摈弃外在的契约形式，回归其内在的道德。     

哲学的创新与创新的哲学

哲学的创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更新了人们的脑子,催生了创新哲学观,从而赋予人们新的认识与实践工具,这必将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推动着人们素质的提高。     

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契机

无论在古代、近代,还是在现代,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都是相当密切的。在当代,只有吸收最新科学成果所反映出来的哲学观念,用现代科学的重要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重新认识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

随着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对其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深入探讨。从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入手，在对其影响的传统认识上进行一番探究，就不难发现传统认识的种种局限。因此，通过对马克思哲学发展轨迹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对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的重新认识。     

发展哲学扬弃和超越实践哲学思考

发展哲学必然能够扬弃和超越实践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中国化的合理形式,准确地反映时代精神。发展哲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矛盾是发展主体与发展客体、发展理想与生存现实、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的相互作用。只有发展哲学才能实现当代哲学的转型与发展。     

从哲学到思想：中西印思想的不同命名及其意义

当人类思想从早期文明提升到轴心文明之时,产生了理性思想,这就是西方的philosophy（哲学）,印度的Darsana（见说）,中国的“道论”。人类进入现代性的统一世界史之前,三大文化各按自己的理性思想演进。进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现代性进程之后,印度的Darsana（见说）和中国的“道论”都被西方的philosophy（哲学）这一名称统一起来。其结果有利有弊,弊即印度的Darsana（见说）,中国的“道论”的核心内容被遮蔽了。以印度的Darsana（见说）,中国的“道论”呈中印理性思想的本来面目,对于世界理性思想的重建,具有意义。     

是哲学的建构,还是哲学的消解?——关于马克思哲学的一个误读纠偏

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并不是为了哲学的建构,而是哲学的批判、哲学的消解。马克思哲学的力量不在于本身是否是一个既成的理论模型,而是基于西方思想史中的正义理念,通过哲学的解释功能的消解,对人类社会运行现状进行批判。马克思哲学所引领的西方哲学向“历史”的转向,就是哲学自身的消解和哲学从解释功能向批判功能的转向。马克思哲学就是哲学的出走。     

论文化哲学的可能性

文化哲学是哲学在20世纪的重要发展成果,但文化哲学到底只是哲学的分支还是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及模式呢?本文通过对哲学史、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以及当下人们对文化哲学的认识三方面的考察,认为文化哲学是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及模式,积极稳妥地建构文化哲学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