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之得名

魏晋之际,世道凌夷,文人风气为之一变。其始作佣者,当推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得名,最早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一则:“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该则指出,“竹林七贤”的得名在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此观点也为传统观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陈寅恪先生却提出新的见解,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竹林七贤”一语,当“先有‘七贤’,取《论语》…     

“竹林七贤”称名考辩

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是继汉末“建安七子”之后出现的又一文人集团,当时颇负盛名,影响很大,史称“于时风誉扇于海内”。由于政治的原因,关于七贤诸人的记载,史籍甚略,同时人的著述既讳莫如深,唐修《晋书》于诸贤传亦空泛得很,所幸刘义庆《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引材料还保留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后人讨论七贤,立论遂多本于此。至于是谁最早提出“竹林之贤”这一名称的,各传及《世说》并无明言,而后人立论,自不免纷纭其说。     

“竹林七贤”之有无与中古文化精神

“竹林七贤”始见于晋人孙盛《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阮)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在本文中,“竹林七贤之有”是指魏晋时期确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怜此七人,并分别在中古文化史上占有地位。“竹林七贤之无”是指从中古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出发,可证明其时并无以嵇康、阮籍等七人组成的实体或团体。本文将对此分别作诠释,并将由此出发,进一步探讨中古时期的文化精神。     

瑶林琼树 啸傲风尘──评《世说新语》中的“竹林七贤”

瑶林琼树啸傲风尘──评《世说新语》中的“竹林七贤”傅江《世说新语·任诞》第一则称：陈留阮籍、谎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聚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实...     

论“竹林七贤”称号的动态生成过程

"竹林七贤"不见载于曹魏文献,不是因为政治残酷、文献缺失,而是因其在当时不被关注以及士风使然。西晋元康时期,由于贵游子弟的追慕、仿效,他们被士林关注、推崇,于是有"竹林七贤"之称,阴澹《魏纪》所载就是标志。东晋时期,随着士林热衷于"贤人"品藻话题,林下之风遂起,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精神文化特征,将他们七人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以"竹林诸人"、"竹林名士"、"竹林七贤"称之,从而完成了这一生成过程。     

心存事外，与时俯仰——山涛玄儒兼治研究

竹林七贤中,一般以阮籍、嵇康、山涛并称代指,《世说新语·任诞》与《晋书·嵇康传》均作如是提法,山涛在七贤中年辈最高,比排行第二的阮籍长五岁,比排行最末的王戎则大29岁;《晋书·山涛传》云:“(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可见山涛在竹林七贤形     

“有耻且格”之“格”新释

本文参考《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论语》全书以及前人有关著述,对《论语》“有耻且格”之“格”进行了新的解释,指出“格”有“安”义。     

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

宗传璧、周烽同志的《从“斯”字看<论语>》一文(载《复旦学报1989年第六期,以下简称“宗文”)根据段注《说文》等证据,认为“斯”字的本义当为“析”义,“斯”字作为“此”义是从宋代开始的,因此《论语》“先王之道,斯为美”之“斯”应当是“分析”之义。宗文的这一见解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一、《说文》探究的是字的本义,但字义不一定等于词义,正如“岁”字许慎释为“木星”,并不等于上古“岁”字就没有“年岁”、“年成”之义,“叔”字许慎释为“拾也”并不等于上古     

《论语》“患得之”解

《论语·阳货》：“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这是一个有名的难句。古今注家都认为“患得之”当做“患不得之”，其说有三：１．引文说，２．俗语说，３．急读说。本文对以上三说加以驳正，认为《论语》原文的“得”字不误，在这里使用的就是它的常用义。并通过三方面的分析，指出：“患得之”的字面义是“为要得到它而忧愁”，其隐含义是“为尚未得到它而忧愁”。“患得之”是《论语》时代一种特殊的句意表达方式。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宋翔凤先著有《论语纂言》,后又“别录私说”为《论语说义》,从传统考据学转出,发挥孔子微言大义并形成系统的士大夫之学;以《春秋公羊传》贯通《论语》而阐发“性与天道”之说,又以《周易》《老子》会通《论语》并推论孔、老同源于《归藏》之《易》。宋翔凤之群经互证与焦循等人将《论语》《孟子》与《周易》互证有所类似,但独特的《论语》与《老子》互证则走得更远,故《论语说义》虽有穿凿附会之嫌却也体现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论语》“束修”义 (字义小辨之一)

《论语·述而》:“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自来说此“束修”有二义:一以为束身修行,一以为修脯之贽。大抵汉人主于束身修行一义,六朝以后才有修脯之说。何氏《集解》引孔安国注:“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这句话很含混。《书·秦誓》“若有一介臣”伪孔传:“如有束修一介臣”,孔颖达疏:“孔注《论语》,以束修为束带修饰,此亦当然。”作伪传者本于《论语》孔注,跟孔颖达对《论语》注的理解一样,都主于持礼自修。这是最早的汉人义。《盐铁论·贫富》:“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决不能解作艇脯;《后汉书》中和帝纪、邓后纪、伏湛、冯衍、胡广、郑均、刘     

“卿卿”由来趣说

“卿卿”一词,常用来表示对心爱之人的昵称,多用于夫妻之间,成语中有“卿卿我我”。在特定的语境中也含有对被称呼之人的戏谑、嘲弄之意味,如《红楼梦》里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之语。“卿卿”叠用,为何有这样的语意呢?原来有这么一个典故:西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王戎(234—305),年轻时常与嵇康、刘伶等人结伴畅游于竹林之中,吟诗作赋,十分清高。中年之后,王戎步入仕途。曾奉诏伐吴,因功晋爵安丰     

《论语》“有朋”“束脩”“忠焉”考释——兼论孔子教育思想

“有朋”之“朋”,包咸、郑玄以及《论语》早期注疏本都注为“同门”。考“有朋”章前后所论,均为对本门弟子的要求或训诫,并未涉及“友人”来访的语境,因此“友朋”之说必为抄本之误;《论语》中“朋友”出现八例,无一例作“友朋”,“友朋”组合也不见于春秋及以前文献。今译“朋”为“朋友”似是而非,因为现代汉语“朋友”已偏指“友”,没有“同门”之义,不能准确阐释原意。《述而》中“束脩”历代注为求学的见面礼,但黄式三、李泽厚等取“束带修饰”及“年十五”之说,参考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可证“束脩”表示成年之说是对郑玄注的断章取义。孟子阐释“教人以善谓之忠”是“忠”在先秦的一般用义,其用法不限于臣对君或下对上;《宪问》中“忠焉”章孔子论述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科学性、进步性。     

《论语集解》非何晏一人所作

《论语集解》在《隋书·经籍志》题为何晏所作。南朝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即《论语义疏》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叙录》,北宋邢昺的《论语正义》都题为何晏所作。现在通行的哲学史史料学、思想史著作和辞典也都持同一说法。实际上,《论语集解》不是何晏一人而作,而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据《晋书·郑冲传》载:“(咸宁)初,冲与孙邕、曹羲、荀(岂页)、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是之,名曰《论语集解》”(着重号为笔者所加)。《隋书·经籍志》也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     

“巫医”小考

韩愈《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中的“巫医”,现在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释为巫者、医者两种人;一种主张释为一种人。后一种意见带普遍性。到底怎样训释妥当?让我们先稽考一下“巫医”流变情形。在春秋以前,“巫”、“医”两种职业联系密切,清人刘宝楠在《论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下注曰:“言巫医之事,皆能治疾”(见《论语正义》)刘向《说苑·辨物》云:“吾闻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从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     

“弗”“不”区别的最早说明者

于声树著名论文《释否定词“弗”“不”》(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精细的论证了古代汉语“弗”“不”两字的区别。《马氏文通》“状字别义五”说:《论语·公冶长》正义云:“弗者,不之深也。”(指《论语·公冶长》“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宋代邢昺正义:“弗者,不之深也。”)由于《马氏文通》的引用,一般就认为是宋代邢昺最早说明“弗”“不”二字的意义区别的。其实,邢昺的解释是照袭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本书中有两处这种注释:     

“学而优则仕”辨

《论语》之“学而优则仕”一语，往往被人们理解为：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而做官，又是为了光耀门楣，谋取私利。于是，“读书做官论”便被当作“学而优则仕”的代称。其实，人们将“学而优则仕”视为“读书做官论”时，却并未了解其确切含义，这就有必要为其“正名”。在这方面，已有学者进行探究。笔者也发表几点浅见，如蒙专家教诲，则幸甚。我们先也不妨将“学而优则仕”称作“读书做官论”。因为“仕”即做官，至于“学”虽然不仅仅指读书，却毕竟包含读书在内。那么，《论语》①之“读书做官论”到底是怎样的？从《论语》看，孔子确实…     

试论“有教无类”——评《论语新探》

解放后出版的《古代儒家哲学批判(论语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的作者为了“尽脱旧说,别创新义”(《新探》自序),对《论语》一书作了许多很离奇的解释。其中之一是,据该书作者说,《论语》中的“民”是专指奴隶,“教”字不是令人所理解的教育,而是以“民”为对象的专用词,“教”字只与戎兵攻战之事相联,因     

《论语》的“君子”论

《论语》是一部统领中国思想界几千年的著作 ,其中关于君子的论述一直是中国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但语言发展到今天 ,“君子”这一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从《论语》有关君子的论述入手 ,力求探究君子的本来“面目”。文章认为 ,《论语》对君子这一角色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即必须做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     

论北宋朝廷对七经疏义的整理

七经指《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而言。北宋太宗、真宗时期对七经疏义的整理,不仅是宋廷提倡儒学的一项重大措施,而且是统一、熔铸儒学的一项重大措施,值得加以论述。 此事肇端于太宗至道二年(996)李至之建议,完成於真宗咸平四年(1001)邢昺之表上,首尾共历时六年。其简单经过,散见於《长编》卷49“咸平四年九月丁亥”,《玉海》卷41《咸平论语正义》、《咸平孝经论语正义》、卷43《咸平校定七经疏义》;《宋史》卷266《李至传》,卷282《李维传》,卷431《邢昺传》等;而以《李至传》及《玉海》各条所记为简明详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