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合理性判断：1978～2006

从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国际比较及我国资本生产率和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的变动趋势角度探讨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率和投资率的状况。文章首先讨论了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国际比较情况，并结合资本生产率和增量产出比（ICOR）变动趋势进一步讨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率和投资率的状况。本文的基本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趋于不协调，消费率偏低而投资率偏高。     

论我国投资率、消费率的变动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投资率和消费率按照其本身应该遵循的内在规律协调变动,能够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如果不顾经济发展阶段和投资率、消费率的内在的一般演变规律,人为提升投资率、抑制消费率,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波折。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阶段,投资率的提升空间有限,依靠扩大投资总量、提高投资率的政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的余地不大;通过优化投资结构、刺激最终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对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现。     

ICOR作为宏观投资效益评价指标的局限性研究

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是评价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制宏观投资效益的常用指标。本文从宏观投资效益内涵、经济增长来源和时滞性等三个角度分析了ICOR指标的缺陷，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ICOR作为宏观投资效益的衡量指标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根据ICOR值的变化情况分析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长期变化趋势是有效的。     

中国经济内需结构的演进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需结构从总体上看形成了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特征,并且呈现出结构性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在一国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中,两大引擎动力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其中消费需求作为经济运行的最终环节和最终实现形式,是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     

提高有效投资率,打破低度发展循环--对加快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考

闽西北地区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部资金注入困难,储蓄转化为当地投资的渠道不畅及生产性投资比重小.要加快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必须提高有效投资率,打破低度发展循环.     

内蒙古经济高增长背景下的“高投资、低消费”难题解析

用钱纳里模型对内蒙古投资率和消费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近十年来内蒙古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不仅偏离了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标准值,而且也偏离了工业化特定发展阶段所能允许的最大变化区间。导致内蒙古＂高投资、低消费＂的根本原因在于内蒙古单纯以资源型产业的粗放式发展推进工业化的战略选择。破解内蒙古＂高投资、低消费＂的路径选择是改变对资源型产业过度依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并实施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的公共政策。     

对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投资需求主导化趋势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投资率不断上升。在总需求的构成中,投资需求已经取代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过高的投资率让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固定资产的投资,加剧经济大幅度波动的风险。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政府更容易通过控制投资来影响经济的运行,但却削弱市场机制的本身作用,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更容易产生利益的博弈。我国特有的投资体制以及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最大化的目标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如果不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会更加困难。     

国际需求结构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消费率最低和投资率最高的国家,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文章对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需求结构的新变化及其表现形式,具体分析了国际需求结构这种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总需求结构的调整和转变提出了设想和建议.     

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探索我国扩大消费的途径

本文围绕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一战略目标,指出要协调构成内需的投资与消费两方面的关系,增加消费的拉动作用。文章深入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降低的影响因素,从我国居民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的原因着手,进一步剖析了银行存款以及城乡居民存款的构成及分布特点,总结出我国投资率高而消费率低的根本原因,指出解决扩大社会消费的根本途径。     

对提高我国消费率问题的思考

伴随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到来,我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再次引起人们对消费投资比例关系的广泛关注。理论界对此说法不一。本文阐述了研究我国消费投资比例关系不可忽视的经济运行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因素;从多国长期趋势角度对我国较高投资率的合理性给予有力的支持;并从经济运行实践和实证模型两个方面,给出了现阶段我国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合理区间。最后就提高我国消费率和协调消费投资比例关系提出了政策建议。     

面对入世挑战的投资银行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的新形势下 ,国际投资银行的作用更趋重要。西方的投资银行业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 ,其发展历程、经验教训、共性趋势都足可借鉴。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及更为深入的改革开放 ,都表现出对投资银行的强烈需求。建立健全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也是发展的中国的必然选择。面对入世 ,面对共同关心问题的不同意见 ,只有在全面分析投资银行业发展脉络的基础上 ,在客观把握具体国情所提供的基础的前提下 ,才会制定出稳健发展民族金融顾问业的战略     

深圳、上海、北京三地风险投资环境比较研究

投资环境是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选择的首要条件,深、京、沪三地何处是最适宜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生长的栖息地？需从政策法规环境、人才和科研环境、金融环境、产业配套和城市功能环境、风险投资市场体系和项目市场等6大方面加以全方位考察。三地在政府行为、法规建设、城市功能等方面存在一定的趋同性,但由于发展起点、经济基础不同,三地的创业环境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深圳虽然在基础科研和高等教育上存在着先天不足,但仍因其机制、金融市场、创业环境的优势,成为中国创业投资的首选城市。     

三种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经营收益分析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一种重要的投资和融资工具,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尚未形成.为研究不同类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经营收益,从而为我国选择适当的经营模式提供参考,在讨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经营收益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权益型、抵押型以及混合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收益率进行了比较分析;针对其收益率在时间上体现的非平稳性,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类型与其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权益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收益率和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投资结构与经济结构关系的政府调控——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问题研究

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山东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力量。2002年以来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先快速增长而后又理性回落的趋势,分析山东经济的发展形势、投资运行的基本情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保持投资的平稳较快增长完全是必要的。在优化投资结构的基础上,一定投资增长速度仍然是拉动山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方面。     

西方投资银行组织管理体系研究

投资银行是西方国家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西方投资银行之所以在资本市场上大显身手是因为其具有分散的资本结构 ,合理的董事会构成 ,科学而有效的决策、激励及约束机制。西方投资银行的组织管理结构经过演变已形成矩阵型和多维立体型两种现代组织模式。     

农业项目投资决策支持系统

根据对农业项目投资的研究,借鉴和参考国内外投资项目评价方法与决策理论研究成果和通行作法以及国家在此方面的有关规定,研究开发农业项目投资决策支持系统,是实现农业项目科学、客观、及时、准确决策,避免决策失误,降低投资风险,获得最佳投资效益的客观需要。分析了决策支持系统的基本构成、新发展及DSS在农业项目投资决策方面的应用优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预测的多因素相关模型及优选研究

投资、消费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投资的重要组成成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本文从多因素相关模型入手,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各个模型进行了优化比选,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分析预测提供依据。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模式的风险与收益比较研究

通过对不同的投资品种和投资模式的风险与收益的比较分析来探讨社保基金的投资风险以及降低风险的有效途径等问题。分析结果表明 ,无论社保基金进行哪一种投资都将面临投资风险 ,投资多元化是降低社保基金投资风险的有效途径。社保基金投资的关键问题是选择一个合理的投资组合 ,适度分散投资 ,以便在既定条件下实现一个最有效率的风险 -收益搭配 ,真正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     

新形势下兰州市招商引资问题探析

招商引资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招商引资的质量、规模及水平往往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开放程度和发展环境是否适宜的重要标准。目前,全球正在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国内外资本急需寻求新的投向,国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对西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支持的力度,本文在深入分析这种新形势新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当前兰州市招商引资的现状,找出了招商引资存在的问题,并且为新形势下招商引资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绿地投资的比较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并购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主要形式,其投资总额已远远超过“绿地投资”。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均对受资国经济有所影响,在短期内,跨国公司以绿地投资或并购形式进入受资国对其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存在差别,但最终的影响由受资国特定的环境所决定。并购和绿地投资都将在一定程度上给受资国经济带来溢出效应和示范作用。当然,并购也会给受资国经济带来潜在的风险,因此,受资国完善外资立法,构建国内企业并购规制体系将成为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