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关系之研究

贵州土司史上,水西安氏土司与播州杨氏土司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代贵州的四大土司中（其他两个土司为思州田氏土司,水东宋氏土司）,以水西安氏统治时间最长,辖地最广;播州杨氏经济最发达,汉化程度最深,与明政府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说。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域界相连,交往频繁,研究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对于贵州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一、平播前的水、播关系 我们知道,水西安氏土司的族属为彝族,其辖区的主体民族为彝族,播州土司杨氏的族属为僚人①,亦即讫佬族…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争袭研究

土家族土司争袭事件主要发生在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期,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普遍性,类型可分为兄弟争袭、姻亲争袭、族人争袭和父子争袭四种.土司争袭在政治、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影响,土司争袭是土司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弊端决定的.     

明清时期土司官族科举入仕研究

科举制度、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一类是中央王朝依据汉族地区固有文教系统推行的官吏选拔制度,一类是元明清时期按照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礼俗实行的民族制度,规定土司为朝廷命官,按照法律承袭,代理国家对当地实施统治。然明清时期,随着朝廷在土司地区经营的深入,规定土司子弟悉数入学,使得土司官族积极向学,参加科举,中试后或进入流官体系或承袭土司,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司制度与科举制度的软性整合,强化了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对于地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的土司宗族构建——以西宁卫东李土司为例

宗族研究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把重要钥匙。文章利用《西夏李氏世谱》中的谱序、谱跋及碑铭等资料,从共同过去的言说、祖先记忆的重构、军马田的经营等三方面对明清时期西宁卫东李土司的宗族构建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共同过去的不断言说、祖先记忆的持续重构及军马田的族内经营,成为宗族构建中强有力的文化纽带和赋役纽带,使得明清时期卫所管理体制下构建起来的东李土司宗族,不仅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特殊的赋税共同体。     

论明清时期官窑与民窑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瓷器制造从商周时期开始及至唐代,一直属于民间手工业;五代时期,封建官府设置官窑垄断其中的精品生产为其服务,瓷器制造开始出现官民窑之分。明代中叶,随着烧造加派的增加和官窑自身弊端的日益突出,御瓷生产不得不以“官搭民烧”的形式依赖民窑。清代中期之后,官窑逐渐萎缩并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瓷器制造从民间手工业萌发,历经官民窑之分,最后终于以官衰民兴的形式完成了它的历史回归。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明清时期陕北农田水利关系之分析

文章通过对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农田水利关系的分析,试图指出在发展农业、发展水利的过程中,要注意各个地域的特点。选择适合的方式。作者选取了明清时期的陕北作为切入点,回顾了这一时期陕北农业发展的历程及其对环境的消极影响,导致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黄河水患频繁等问题。同时介绍了该时期陕北水利事业的发展进程。最后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明清土族地区的土司在历史上的作用

<正> 我们历史上的明清时代,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了土司制度,同样,在甘、青一带少数民族地区也实行了这一制度,其中以土族地区十六家土司势力最大。从土司制度的形成(明初)到废除(1931年)约五百多年间,这些土族土司多能协助中央,调和民族关系,成为封建政府在西北边陲的得力助手。他们“与民错杂而居,联营结社”,与各族团结融合,携手本地建设,“绝不类蜀、黔诸     

明清时期读者与《金瓶梅》传播关系探析

明清时期,在通俗小说创作、传播过程中,读者与市场因素相当突出.《金瓶梅》成书后即受到读者关注,他们的态度和阅读行为对这部小说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金瓶梅》的阅读形式丰富多样,既有抄读、借读,也有购读、赠阅等多种形式;鉴于书中大量的色情描写,“善读”观希望引导读者“善读”以达到劝戒效果,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衡量标准,同时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通俗小说的创作、传播与读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而读者的审美趣味与阅读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到《金瓶梅》续书的刊行及其人物命名、情节安排.     

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

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在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海洋捕捞业和海洋养殖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为近代海洋渔业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研究我国明清时期的农业史时,这一时期的海洋渔业,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明清时期洱海周边自然环境变迁与社会协调关系研究

明清时期是洱海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破坏。为此,人们采取一系列恢复生态的措施。至清代中晚期,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大众性日益突出,民间法规不断完善,民间权威力量更多参与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原已存在的生态危机,且体现出人们在应对自然危机时社会协调能力的增强。     

曹魏民屯与中央政府隶属关系新探

曹魏民屯究竟隶属于何种中央机构,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目前史学界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民屯隶属于大司农,而另种意见则认为民屯始终不隶属于大司农。第一种意见由来己久,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南朝萧梁史学家刘昭为《续汉书·百官志》作注,把曹魏设置     

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

土司制是元明清三代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由于《明史·土司传》未收甘青地区的土司，导致一些学者误认为甘青地区元、明时尚没有土司，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作者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衔接清楚，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而且其建制多有创意。     

明清时期土地交易的立法与实践

明清时期,法律对土地交易有着严格而规范的要求:使用官印契本或具备契尾;买卖土地应诚信、不得重复典卖.制度层面废除"先问亲邻"的传统,缴纳契税过割赋税,禁止买卖旗人土地.但是,明清土地交易的实践中却有极强的变通复杂灵活性:突破"族田不能典卖"的规则,田面、田底分离交易,白契大量存在.     

徽商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公益事业

明清时期异军突起的徽商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后,积极支持和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和灾荒救济等社会慈善事业.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徽商乐善好施的良好美德,而且为徽商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获利的空间,形成了徽商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明清时期的商人与儒家思想观念

明清时期 ,儒家的思想观念广泛影响和规范着商人们的言论与行动 ,对仁、义、礼、智、信、诚、孝、俭和以德服人、以义取利的提倡与追求 ,具有极强的实践色彩。儒家思想观念成为促进商业经营活动有序进行和商人获取利益的重要因素。在商业实践活动中不断拥有和集聚着经济实力的商人及其后辈 ,所渴望和追求的并不是创造出一种属于商人自己的社会文化及价值体系 ,而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实践 ,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浅谈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

西藏从元朝开始就正式划入中国版图,西藏从此开始接受历代中央政府的管辖。通过对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隶属关系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西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的形成过程,从中更加清楚看到作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密切联系以及西藏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到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和渗透,以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分裂祖国的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     

明清时期鄱阳湖区的圩田开发与生态环境、洪涝灾害之间的关系

明清时期鄱阳湖区的圩田开发对生态环境起着双重影响:一方面,部位适当的圩田开发改造了圩区土壤环境,防止了田地的砂碛化,扩大了植被面积,减少了水土流失,改善了圩区水文环境,减轻了水旱灾损失;另一方面,部位不当及过度的圩田开发导致泥沙淤积,河湖床增高,与水争地,湖泊萎缩,湿地减少。生态环境的一系列改变又引起洪涝灾害的加剧。     

明清时期的兰州水利

明清两代,兰州作为河陇地区政治军事重心及地区性贸易中心市场的作用已十分重要,城市及郊县人口较唐宋金元以来有了显著发展。据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统计,兰州所辖三县有户1989,口7259;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兰州所辖一县,仅有户395,口981;经明至清中前期的经营发展,嘉庆二十五年,兰州府属六县人口达二百余万;咸同后虽然整个西北社会经济破败衰退,但兰州城关及皋兰四乡在册户口仍有15万1千余人。 无疑,近现代大工业城市的发展,解决用水问题至关重要。但对大工业发展之前的封建城市来说,水利亦非无足轻重,因为它至少第一:须解决市民用水。平时尚且不论,战时无水城即不守,自是常识;第二,须解决郊县粮食及园艺用水。特别是后者,更为重要。任何城市的发展与市郊经济的发展互为依存,如果考虑到昔时西北粮运困难及兰州处内陆腹地而少雨多旱,水利的发展对兰州城市的发展就更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将明清两代兰州水利发展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阶段来考查,对于认识这个城市在明清两代的发展也应是一个不可缺少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