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生计风险及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计风险及生活满意度特征的基础上,探明生计风险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和子女学费开支,其对农户的冲击最为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②农户大多遭受多重风险的冲击,其生计风险多样化指数为4.12,面临家人患病与自然灾害、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家人患病与建房开支等风险组合冲击的家庭较多;③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经济示范区高于重点保护区和恢复治理区;④农户生活满意度除受子女学费开支、草场/耕地质量下降、人畜饮水困难、家人去世开支、生态政策等风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家人患病风险的持续时间以及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生计方式多样化程度的影响外,受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自然灾害与子女就业困难及生计风险的综合严重性程度与综合持续性程度交互作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提出防范生计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多重压力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承担着提供持续、稳定生态服务的功能,农户作为维护其主体功能的最基础单元和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面临着自然、社会、政策等多重压力,其交互作用不仅加剧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影响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当前急需辨明多重压力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便寻求有效的生计脆弱性减缓对策。本文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运用入户调查数据与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在识别农户遭受关键压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生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大多数农户遭受自然+经济型多重压力,其中,重点保护区、恢复治理区及经济示范区农户遭受的多重压力分别以自然+经济型、自然+经济型、经济+社会型为主。② 在多重压力的冲击下,重点保护区与恢复治理区农户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几乎处于降低态势,而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金融资产与社会资产的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均处于降低态势。③ 婚嫁支出高与农牧产品价格下降、牲畜患病与人畜饮用水困难、子女学费支出高+婚嫁支出高+农牧产品价格下降+养老无保障、建房开支高与生态政策、子女就业困难与农业病虫害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分别对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社会资产、人力资产等的可得性变化影响最强烈。     

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红线划定研究

在分析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环境特征的基础上,从生态弹性力、生态敏感性和社会经济影响力三方面构建了生态红线划定评价体系,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的空间属性数据库,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权重,运用空间分析、叠加分析技术将黄河水源补给区分为生态红线区、生态黄线区和生态绿线区,最终确定了各区的生态保护重点及管护对策。研究结果表明：生态红线区占整个区域的38.4%,主要分布在玛曲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的源头、甘南临夏两州农牧交错带和白龙江沿岸地区。生态红线区应该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严禁各种开发活动。生态黄线区占整个区域的39.1%,主要分布在临夏州南部,甘南州西北部和南部,因其生态战略地位重要,以生态修复和治理为重点,严禁有损主导生态功能的开发建设活动。生态绿线区占整个区域的22.5%,主要分布在临夏州的北部和甘南州的中部,这些地区可进行适度开发,通过生态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和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甘南高原气候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利用甘南高原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气候资料和生态观测资料及统计资料,分析研究区域气候变化特征及其草原湿地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甘南高原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降水量年际变化呈下降趋势,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存在6~7a、15a的周期振荡特征。甘南高原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气温年际变化呈上升趋势,增温速度大于全国增温速度。1980年之后持续偏暖,草地年干燥指数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气候变化是草原生态退化的自然诱发因素,而超载过牧、滥采滥挖、人为破坏、生物链失衡等环境蠕变是造成生态退化的人为因素,二者共同作用导致黄河首曲草原湿地水资源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退化。     

甘南黄河上游水源补给区“黑土滩”型退化草地现状、成因及综合治理对策

 通过对黄河上游水源补给区“黑土滩”型退化草地现状的调查发现,“黑土滩”型退化草地是由于气候的异常扰动、过度放牧、鼠类破坏、人为影响的综合因素引起的。从而提出了生态综合治理有效途径应以遵循自然规律,因势利导为出发点,减轻放牧压力,防止退化草地面积进一步扩张和蔓延;对不同程度退化草地应采用防治结合的模式,以草定畜,优化畜牧业管理模式;同时应及时灭鼠和防治毒杂草,全面贯彻落实家庭牧场政策、增加投入和高效管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强法制建设,实现黄河上游水源补给区草与畜的可持续发展。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区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户产生了严重影响,急需寻求有效的适应策略。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1963-2013年气象数据分析甘南高原气候变化趋势,采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农户采取的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① 近50年甘南高原气温呈增加趋势,倾向率为0.23 ℃/10 a,降水呈减少趋势,倾向率为-5.21 mm/10a,63.45%的农户认为气候变化对其生计带来了严重影响;② 甘南高原农户的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为2.65,农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及其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感知、适应效能感知及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策略多样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③ 甘南高原65.30%的农户采取各种组合型策略应对气候变化,尤以采取扩张+调整型组合策略的农户为多,农户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其适应策略选择的最显著因素,社会资本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影响次之,金融资本及气候变化适应效能感知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提高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气候变化及其对水资源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利用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甘南高原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和水资源定位观测资料,分析气候、水资源变化特征，及其二者的关系，建立水资源气候模式。分析表明：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甘南高原大部分区域降水量年际变化呈下降趋势，降水量变化线性拟合倾向率在-22.6～-9.6 mm/10a之间，降水量递减以秋季降水量递减为主，降水量减少突变点在1980—1990年之间，年际变化主要存在6～7 a短周期振荡和15 a的长周期振荡特征。气温年际变化趋势呈显著上升趋势，增温速度均大于全国增温速度，增温率以冬季最大，气温增高突变点在20世纪70年代。草地年干燥指数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近50 a来甘南高原气候趋于暖干化。水资源呈显著下降趋势，水资源存在2～3 a、7～8 a、20～23 a的年际周期变化。水资源与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与干燥指数呈显著负相关，降水量减少，草地干燥指数上升，导致水资源减少。     

祁连山水源涵养林恢复的生态补偿效应评估——以山丹段为例

祁连山森林资源丰富,但由于林区人口增长和不合理的放牧,导致水源涵养林生态系统严重退化,为了恢复与保护退化生态系统,居住在祁连山核心区的居民必须以生态移民的方式外迁,必须对他们保护生态环境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一定的补偿。通过对祁连山移民区水源涵养林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的计算,估算出祁连山移民区水源涵养林的生态价值大约为15432．5万元。     

传统农区生态修复中的经济补偿探讨——以日本佐渡岛为例

当前,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在发达国家较为盛行,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模式。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在推行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基于长时间在日本佐渡岛上的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在各级政府积极推进朱鹮生息环境修复的背景下,以农户为主体的区域居民的意识和行为,揭示了区域环境整治和农户农业经营之间的矛盾。通过深入比较传统农业经营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经营在经济效益上的差异,阐明了农户反对朱鹮野化放飞和生态修复的必然性。从而提出为了尽快扭转发展中国家区域间、群体间生态效益及相关经济效益分配不公平的局面,利用经济、社会政策以及法律手段,寻求切合区域实际、各具特色的生态补偿方式的重要性。     

高寒牧区产业竞争力——以甘南牧区为例

甘南牧区是青藏高原"中华水塔"的重要涵养地,但由于人口生态压力严重超载、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公共产品覆盖率低,传统产业难以抵御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牧业、牧民、牧区问题日益严峻,亟需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建设人地和谐的新牧区.针对这些问题,运用偏离-份额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对甘南产业竞争力进行深入讨论,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发展水平低、效益差、技术水平落后、产业结构"虚高度化"是导致甘南产业竞争力落后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基于NbS的滨海湿地修复:以盐城湿地生态补偿区为例

为改善响水光伏发电项目对鸟类迁徙栖息造成的负面影响,建立生态补偿区进行生态修复。通过本底调查,重点分析鸟类对栖息地和觅食的需求,遵循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bS)理念,在生态补偿区构建鸟类避险区、游禽觅食区、涉禽觅食区、鱼类避险区和生态缓冲区5个功能区。生态补偿区修复后,生物多样性(尤其是鸟类多样性)显著提升,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NbS在中国滨海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中的成功案例。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以甘南州、临夏州为例北大核心CSCD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定量评价是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AHP)和GIS可视化空间分析技术,应用遥感反演的生态系统分类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等,构建了包含社会经济、土地压力、自然条件3个准则层的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指标时空尺度无量纲化与综合指数法,进行了甘肃省甘南州、临夏州2000—2020年的生态系统恢复力定量评估。结果表明:研究区域空间尺度生态恢复力范围分别为0.14—0.65(2000年)、0.12—0.72(2005年)、0.07—0.70(2010年)、0.12—0.70(2015年)、0.28—0.82(2020年);甘南生态系统恢复力较高,临夏生态系统恢复力较低,在空间分布上,生态系统恢复力呈现北低南高的总体特征,高生态恢复力的乡镇以草地、森林、灌木生态系统为主,低生态恢复力的乡镇以农田、城镇生态系统为主;在时序变化特征中,生态系统恢复力总体向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最后上升趋势,受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共同作用。     

关于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的探讨——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为例

<正>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地处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林区,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横断山区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地段,由于金沙江及其支流的强烈的侵蚀下切,形成了山高谷深、河流交错的地形地貌。境内海拔最高点在玉龙雪山主峰,海拔5596米,最低点在金江乡席草地,为1219米,相对高差达4377米。长江源头的金沙江流经全县24个乡镇中的13个,流程为447千米,占长江全长6300千米的7.1％,     

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水量过程模拟——以黄河河源区为例

文章分析了分布式水文模型、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流域径流模拟过程中的结合点,采用数字网格技术,以流域水量变化对地表土地覆被和气候变化响应过程为目的,讨论利用分布式水文模型研究下垫面和气候变化下流域水量响应过程的一般方法,并以黄河河源区为实例进行验证。     

旅游生态足迹改进方法及应用研究——以张家界市为例

实证研究已证明,旅游目的地存在大量的国际贸易和区域贸易.由于贸易的存在,旅游者发生在目的地的消费所对应的环境冲击并不是全部由这一区域所承受,因此将旅游生态足迹分为可转移生态足迹与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两类.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反映了旅游目的地必须要承受的由旅游活动带来的生态压力;可转移生态足迹反映了可以通过贸易等方式向其它地区转移的生态压力.新模型有利于测度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环境影响的真实压力.以张家界为实证研究对象,计算分析了2006年张家界市旅游生态足迹.     

基于价值量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方法探索——以陕北能源区为例

区域生态安全研究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以价值量为基础,采用部分生态估算模型为例,区分出生态系统服务和损失,分析在具体区域使用价值量比值形式表述生态安全程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研究表明: ①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风险损失的时间波动规律不一致,在陕北地区生态恢复背景下生态系统安全程度并未出现直线上升,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在地理-生态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复杂。② 使用SOM神经网络基于生态安全度将研究区划分为4 个子区域,并进行优化调控讨论。结果说明基于价值量的计算方法可以降低指标权重打分过程产生的不确定性,时空精度高,在实践中可以应用。由于生态估算模型本身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因此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多尺度、多方法相互对照评价是后续研究的目标。     

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格局演变及其生态响应——以榆林市为例

运用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及G IS软件对榆林市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演变及其生态响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0—2005年榆林市土地利用类型转换较快,耕地、林地、园地、城镇用地的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分别达-0.46%,0.39%,0.09%,0.03%。1990—2005年榆林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逐年增长态势,16年间增加了19.26亿元,同期耕地生态价值减少了8.19亿元,林地、草地生态价值分别增加了27.25和0.27亿元。县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显示,16年间靖边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了0.27亿元,其他各县均呈现增长态势。     

滇西北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效应 ——以云南省永胜县为例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是当前地理学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内容,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则是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作者利用滇西北生态脆弱区--永胜县1988年、1994年和1999年的TM遥感影像,采用景观生态学的空间格局指数分析研究区近10年来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并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衡量相应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对生态价值,评价区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生态效应,尝试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研究表明,全县景观总体构成表现为景观破碎度较高,斑块数目较多;林地和未利用地一直占很大比重,林地的不断增加与未利用地的迅速减少是研究时段内土地利用变化的突出特征;研究时段内全县土地利用变化带来了较好的生态效应,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持续提高,并表现出了较大的空间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