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契约的历史追溯与概念界定

对劳动契约的历史追溯表明,劳动契约的产生既确立了劳动者从＂身份到契约＂转变的主体地位,又确立了政府对劳动者的＂从契约到身份＂倾斜保护的义务。因而劳动契约是一个包括劳动基准契约与劳动约定契约的契约体系,其主体涉及劳方、资方及政府三方主体,其内容包括在劳动契约的缔结、履行和终止过程中而发生的劳方与资方、劳方与政府、资方与政府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     

行政契约缔约过失责任探析

行政契约的缔约仅依赖完善的缔约规则,尚不足以保障权利义务的有效实现。不履行缔约规则所负义务的法律责任机制,在保障行政契约权利义务的有效实现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在行政契约缔结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要遵守依法行政和诚实信用等原则,否则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行政契约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行政法律责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主体既包括行政主体,也包括相对人。行政契约的缔约过失责任在构成要件、责任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与私法缔约过失责任不同的特点。在承担责任方式上,既有私法契约的损害赔偿,也包括行政契约特有的强制履行和行政处罚。     

模块化组织契约有效性与契约结构设计

新产业规则和运行机制使传统契约理论在契约关系、契约目标、契约内容、契约执行等方面暴露了其解释力真空,模块化组织则存在内生的契约主体变动性、契约内容挑战性、契约目标不一致性等契约困境.由此,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以提高模块化组织契约有效性: 设计主导权追逐下的利益整合、能力要素协同下的外部协调、信息不对称下的自我规制以及价值创新视角下的动态学习.基本的自执行契约能够解决利益整合与自我规制,而对契约的调整则能够实现动态学习.自执行契约及其动态修正模型显示: 契约履行的帕累托最优点是主导模块获取全部交易剩余,而成员模块获取零剩余.契约的最终履行效果有赖于一方面从内部强化契约管理,另一方面从外部引入行业协调.     

中国法律文化视野中的婚姻契约

从身份到契约,是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在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结论,而中国学者往往毫不怀疑地拿来引用。文章在界定婚姻本质的基础上界定了婚姻契约的二重性,认为“婚姻契约”在中文语境中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现实的婚姻契约,即作为一种法律文本的婚姻契约,是当事人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达成的合意,从而达致的婚姻契约化;观念上的婚姻契约,即作为一种类比意义上的用法,仅仅作为学理分析之用,而现实中的婚姻当事人并不缔结什么契约。在当下中国,观念层面的婚姻契约正在传播之中,而在现实层面上中国人的婚姻关系远非契约关系,因此在中国语境中,婚姻契约并无西方进化论方面的意义。文章的主旨在于揭示婚姻契约观念在当下中国的可欲性。     

法治政府的契约理论逻辑

法治是现代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它主要通过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法律关系框架而展开。契约作为一种理念,在横向层面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自由、平等、互惠的价值诉求,在纵向层面也蕴含着政府履行职能、提供公共服务所应有的诚信与责任、秩序和效率的政府人格和施政理念。作为一种方法论,为横向和纵向契约理念结合的法治政府提供了应然性的法治逻辑与和谐社会的实践归宿。     

传统中国契约权利形态三论

政约、乡约、行规、家法等是传统中国社会群体利益的集中保护形态,而私法契约则是承载个体权利的工具和手段。两千余年的文明史证明,中国民众在追求个体权利的历程中毫不懈怠,毫不妥协,人性的欲望和激情(求富求荣)仍然主宰着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探究传统中国契约权利的存在形态及其实现形态旨在阐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契约权利及其存在方式以及其实现途径,契约权利的演进形态则主要探讨契约内在的利益律动。基于中国宗法立国,教化治国之传统,中国契约所体现的权利形态经历了互助互惠的嬗变过程,最终以互惠作为契约利益的中心原则,契约最终从人伦道德中脱身而出,成为规范民事主体权利义务的独立法律凭证和手段。     

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反思与重构:生态利益损害的侵权法救济机制

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构成了环境权的两个层面.生态利益损害是独立的环境损害.侵权法作为典型的私法救济机制,其补偿功能和预防功能可有效填补公力救济机制的瑕疵.在生态利益损害救济中,中国侵权法救济机制存在法律价值理念滞后、请求救济主体单一、事前救济不足、损害赔偿范围含糊等缺陷.文章建议抉择"可持续发展观"为内在价值理念、扩展请求侵权救济的主体、重视侵权法的预防机制、明确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充分发挥侵权法对生态利益损害的救济.     

契约法律文化与大学生诚信素养的培养

大学生违约严重凸显了高校诚信法律教育的紧迫性。借助于文化对心理、精神的浸润作用,以契约法律文化作为诚信法律教育的核心内容,着重解读契约内涵的社会、法律与自我实现的意义与价值,培植“契约必须遵守”的信念,并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践活动结合的形式,加强内部思想与外部行为的双向指导,减少大学生的违约现象,并真正培养起大学生“尊重他人、遵守诺言”的诚信素养。     

超越契约正义:霍布斯正义观聚焦

自然法理论的演变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该理论催生出近代正义理念。近代正义观的转型则孕育于近代理性自然法。《利维坦》对自然法和契约论的诠释,囊括了霍布斯正义理论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内容。霍布斯将正义的评判标准转换为契约这种具体的规则形式。国家既不是至善的载体,也没有处于宗教权威之下,而它只是保护和平与安全的强大权威,这种权威来源于多数人的同意。在契约正义的理论框架下,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主要包括利维坦的人性溯源、身份认同和法律向度三个方面。契约正义主导下的政治秩序建构沿循自上而下的建构路径,该路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失偏颇。针对这一问题,后世诸多政治哲学家试图超越霍布斯契约正义观的局限,进一步探究正义秩序的形成逻辑。     

从"人伦"到"契约":中西方信用文化的比较分析及法律调整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信用是建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是借助于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由人伦基础所构成的德性范畴,它强调的是行为人的操守和自律;而在西方国家,可以说契约文明构成其信用文化,信用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之上,它强调的是规范和监督,体现了平等自由、等价交换和正当权利的法律原则。当代中国社会相对传统社会而言在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心理和权利义务关系,均被由市场经济利益调整所形成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现代信用,完成了我国信用文化从"人伦"到"契约"的现代转换,进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真正建立。     

行政合同与行政法治互动关系探讨

行政合同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属性,是政府利用合同方式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合同的出现是政府职能的扩大对行政权机动性和行政手段多样性的内在要求,其在本质上并不违背行政法治,与"行政法治"是一种互补、互动的关系,推动着行政法治由形式意义向实质意义发展.同时,行政合同要受制于行政法治,而不是游离于法治之外.     

论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

对违约责任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国内外法学理论界与司法界尚有争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人格精神利益的保护,为因违约而造成守约人人格精神利益提供司法救济已成为一种客观趋势。文章在考察国外有关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后认为,违约责任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并就如何构建我国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出了建议。     

浅析《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

2008年1月1日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将劳动合同中违约金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服务期与竞业禁止两方面,从而在弱劳力强资本的客观情况下,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在实践中,关于职业培训的违约金条款,显现出不可操作性和抽象性等问题。在劳动争议大量增多的趋势下,有必要对该违约金条款进行理论探讨,以期加强劳动合同法的实用性,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合同基本范畴之法哲学检讨

传统合同法理论在合同基本范畴方面存在一些重要缺陷,进而导致悖论与一系列理论上的混淆。根据言语行为理论以及行为的法律判断模式,通过语言分析与文本分析,揭示了传统合同成立与生效理论缺陷的根源:由于对"合同"、"成立"、"有效"与"生效"等缺乏清晰的认识,不仅导致相互关系的混淆,也导致在法律要件认识上的错误;澄清了"合同"及其"成立"、"无效"、"有效"、"生效"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合同效力形态的内在逻辑关系。     

附随义务与合同对第三人的保护效力

通过附随义务理论的发展,实现合同责任主观范围或客观范围的扩张,乃是合同法实现现代社会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德国“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就是以附随义务为媒介,将第三人纳入合同责任的保护之下,是合同责任主观范围扩张的典型制度。其法理基础在于,诚信原则要求合同债务人对与债权人有密切关系的特定第三人应负必要的照顾、保护等附随义务。通过附随义务扩大合同责任,体现了在现代社会中信赖关系的增强以及法律对信赖利益的日益重视,是合同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     

澳大利亚合同法初探

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历史以及特殊的国体和法律体系,使其合同法亦有自身的特色。以我国合同法相关内容为背景,利用文献研究和比较法等方法,对澳大利亚合同法的来源、分类、要件、条款以及合同的解除、终止与废除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与分析。由于我国合同法中相应规定的缺失,对澳大利亚合同法中的合同对价、默示条款、合同终止的规定尤其做了详尽的介绍与评析,冀望对同行的研究、合同法的修订和司法实践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近代自然法观念对构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价值导引

近代自然法观念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价值取向引导.生态福利,指为满足居民生存与发展需要,由政府以公共服务形式向居民提供的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社会福利.衡平生态利益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需求,生态福利共享为其终极价值需求.生态福利法律制度与近代自然法观念在价值始点、价值中介和价值目标维度相契合.按照近代自然法“理性观”“自然权利观”“社会契约论”的导引,构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应依循理性,以权利共享为基础,以生态福利公平分享为依归,并由政府主导生态福利分配.     

生态破坏责任及其入法路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这一用语可以兼容“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为我国建立、完善环境责任制度铺就了民事基本法的基础。生态破坏责任兼具公法性质与私法性质。因其受害对象的特殊性、确定责任的复杂性、承担责任的迫切性与艰巨性,故以公法性质的责任为主要内容。其借助民事责任“外壳”的内容在民法典中有所规定,体现了环境时代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为接纳生态破坏责任所做的制度创新。其全面入法,还需要环境法针对生态破坏确立预防责任、监管责任、社会责任,实现环境法与民法的衔接与协调。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法律性质思辨及展开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借助私法领域常用之平等协商方式实现环境公共治理过程的行权方式创新,为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职能的履行提供了引入契约式公私合作的转型契机.主流学说对赔偿磋商属于纯粹的私法民事行为抑或涉及公法元素的特殊私法民事行为的性质误读源自于手段论者和主体论者对磋商目的与手段关系、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处分边界的认知偏差,准确把握行政民主化改革潮流下的合作治理范式转换背景并对赔偿磋商本身作三阶段划分有助于更为客观真实地反映赔偿磋商所蕴含的公权行政属性.依托行政契约理论对作为赔偿磋商成果形式的磋商协议作映射关系检验为辨析赔偿磋商的行政行为性质开辟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