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政府补贴和社会责任的绿色供应链决策

针对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绿色供应链,主要关注零售商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运用斯塔克尔伯格博弈,探究不同政府补贴形式对绿色制造商研发投入和零售商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政府的最优补贴策略和最优补贴率。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绿色制造研发投入和零售商履行社会责任存在影响,且政府补贴有利于激励制造商加大绿色产品的研发,有利于激励零售商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政府补贴的情况下,社会福利随补贴率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存在极大值,且在一定阈值内,政府对制造商绿色研发给予补贴时的社会福利最大;政府的最优补贴策略是对制造商绿色产品研发投入给予补贴,且最优补贴率存在;政府补贴能够缩小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差,有利于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     

基于序贯博弈的装备制造业复杂产品研发补贴和关税决策

增大国内装备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和引入国外产品带来的研发溢出可提升国内装备制造业科技水平,但同时带来了企业的研发成本负担和国外产品抢占国内市场的问题,因此政府在其中的研发补贴和关税政策调控显得尤为迫切.探究政府研发补贴和关税政策对存在研发溢出的国外装备制造商和国内装备制造商进行序贯博弈时的市场份额、利润和研发水平的影响问题.进一步分析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为目标时,政府的最优决策并对关键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最后通过数值扩展验证结论的稳健性.研究发现:研发补贴系数或关税增大都会提高(降低)国内制造商(国外制造商)的产量、利润和研发水平;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进行决策时,随着两种产品竞争强度的增大,总的研发补贴会减小,而单位研发补贴先减后增,关税先增后减.研发成本系数越高,关税和单位研发补贴会越高,但总的研发补贴会减少.     

考虑绿色网络效应的再制造产品最优生产决策及产品之间的竞争

提出由两个再制造商组成的环保质量和价格竞争的双寡头博弈模型.在一个再制造市场中,同时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以及包括污染税和回收补贴在内的政府财政政策的情况下,探讨绿色网络效应对生产决策的影响,以期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数值实验表明:高质量(低质量)产品的绿色网络效应系数越高(低),可能会反常地减少(增加)两种产品的环保质量和价格,但会促进(削弱)高质量(低质量)产品的销售和利润,而产品产异性不受影响;此外,相比较没有外部网络性的情况,在绿色网络效应的影响下,回收补贴的增加使得高质量(低质量)产品的需求和利润都得到了一定改善(削弱).结果表明,在最优化条件下,监管者总是可以使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构成的"经济盈余"最大化,并使排放总量最小化.     

考虑消费者质疑的电商供应链销售模式及区块链应用决策

区块链技术能够有效缓解线上销售导致的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质疑,而不同销售模式会影响制造商的区块链应用决策.基于此,分别在转销和代销模式下,构建制造商未应用/应用区块链的4种电商供应链决策模型,分析消费者质疑下的制造商销售模式选择及区块链应用策略,以及区块链应用对环境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电商平台拓展市场能力及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均有利于减弱因消费者质疑以及区块链应用成本增加导致的消极影响.制造商与电商平台仅在佣金率适中时同时倾向代销模式,且消费者质疑与区块链应用成本的增加均会使得双方共同偏好代销模式的可能性变小.只有当区块链应用成本较小或消费者质疑程度较高时,制造商与电商平台才能从区块链应用中获益,并且转销模式下双方获益的阈值区间始终更大.即使制造商应用区块链能够提高产品绿色设计水平及其利润,也不一定能起到减弱产品环境总影响以及增加社会福利的作用.     

不同政府目标决策下具有奖惩机制的绿色供应链模型

考虑由一个制造商主导和一个零售商跟随的绿色供应链,产品销售量受价格及节能水平影响.运用Stackelberg博弈理论分别构建无奖惩机制和3种有奖惩机制的博弈模型,得到4种情形下的零售价、批发价、产品需求量、节能水平、政府节能奖惩力度及制造商和零售商利润的均衡解.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政府的节能奖惩机制不仅能提高产品节能水平,还可以提升全社会福利水平;政府综合考虑企业收益、消费者福利和环保效益的奖惩机制效果最优;奖惩力度与产品市场规模、环境效益系数和节能水平敏感系数正相关,与制造商节能成本投入系数、政府奖惩机制的成本投入系数、制造商单位生产成本和零售商单位销售成本负相关.最后运用数值分析验证模型的有效性.     

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的WEEE 双渠道回收模型

在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基础上,建立基于不同消费者群体行为的WEEE双渠道回收模型,采用博弈论比较两条渠道在竞争情形与合作情形下的决策.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以及环保消费者的比例对两条渠道的合作策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当两条渠道相互合作时,供应链的利润随着普通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加而增大,随环保消费者比例的增大而减小.在一般情况下,两条渠道合作时的回收价格和回收量小于竞争情形时的回收量和回收价格,但网络回收平台的单位期望收益远大于流动商贩的单位期望收益的情形除外.当消费者的环保意识、环保消费者的比例以及两条渠道的回收产品的单位利润满足一定条件时,双方合作才会对整个回收产业起到积极作用.最后,对模型中的各参数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并用算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基于微分博弈的供应链合作减排和政府补贴策略

低碳背景下,将产品的减排量作为状态变量,借助微分博弈研究由供应商和制造商组成的两级供应 链长期动态合作减排和政府补贴策略问题.分别构建集中式和无成本分担的分散式微分博弈模型,并通过引入成本分担契约实现供应链系统利润的Pareto改善,得出并比较了3种决策情形下供应商和制造商各自相应的最优反馈均衡策略,以及产品减排量随时间变化的最优轨迹;然后,讨论政府补贴行为与企业选择合作减排行为之间的互动博弈,发现政府减排补贴的引入改变了3种决策情形下供应链成员的最优减排努力水平和利润的大小;最后,通过算例对相关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验证了结论的有效性,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长期开展合作减排以及政府制定补贴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考虑政府补贴及环境设计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生产决策

在外包及授权再制造模式下,研究考虑政府补贴及制造商环境设计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生产决策问题.构建4种闭环供应链决策模型,分析政府补贴及环境设计水平对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竞合关系、闭环供应链绩效以及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商可以通过调节单位再制造外包费或专利许可费实现与再制造商共享政府补贴,因此政府不同补贴策略不会对闭环供应链最优生产决策及绩效产生影响.政府补贴与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认知程度,并不总是有利于提高制造商环境设计水平,但均有助于促进再制造产品销售.制造商总是有动机进行环境设计,而再制造商只有在环境设计能为再制造产品带来更多成本节约时,才有动力接受制造商的环境设计方案.相比于授权再制造,制造商及再制造商均在外包再制造下获得更多的利润.另外,政府补贴与环境设计并不一定总能起到减少产品环境总影响程度的作用.     

政府补贴下考虑持股合作战略的供应链减排动态协调方法

在政府补贴政策下,将持股合作战略引入供应链减排决策中,运用微分博弈理论研究供应链的最优决策和动态协调问题.构建集中式决策模型和持股合作前后的分散式决策模型,并分析持股比例和消费者低碳偏好对供应链最优决策、利润和政府补贴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持股合作战略会替代一部分政府补贴政策的作用,且供应链成员合作越密切,政府补贴效果越好.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供应链总利润呈现“U”型变化,只有当持股比例满足一定条件时,供应链成员才愿意选择持股合作,且持股合作战略的实施能够实现供应链协调.消费者低碳偏好的提高会对企业减排产生激励作用,而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不受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影响.     

回收数量不确定的双重竞争闭环供应链定价研究

为解决双重竞争闭环供应链中回收产品数量不确定对财政干预政策及定价决策影响的问题,运用博弈论和Matlab数值仿真的方法,构建回收产品数量不确定的双重竞争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模型,从4个维度剖析并验证回收产品数量不确定对闭环供应链竞争强度、销售及回收价格、供应链节点企业利润及社会福利、回收率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当回收产品数量波动较大,回收商和再制造商的回收价格及回购价格呈现增加的趋势;闭环供链中回收商利润、销售商利润以及社会福利呈现增加的趋势,但是制造商利润下降,即回收数量不确定直接影响闭环供链中起主导作用的制造商执行再制造的积极性。     

基于回收质量不确定与政府双参与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定价策略研究

基于回收质量不确定的现实考虑,运用Stackelberg博弈论方法研究政府补贴和碳税双参与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的定价问题,采用数值仿真的方法量化分析补贴额度和碳税率对再制造闭环供应链定价策略、供应链各成员利润、供应链碳排放量的影响,以及回收质量对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和碳税的双参与改善了由政府征收碳税而引起的市场不活跃现象,促进了闭环供应链的回收再制造,比单纯补贴或碳税更有效地引导了再制造闭环供应链;无论哪种手段参与,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质量都有助于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量、制造商的利润、第三方回收商的利润以及供应链的总利润,也有助于降低供应链的碳排放。     

公平偏好下绿色供应链收益分享与绿色创新投入

将公平偏好理论应用到绿色供应链绿色创新投入问题的研究中,建立以F-S模型为基础的绿色制造商与供应商的收益模型,并分析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平偏好对供应商绿色创新、收益分享比例、固定补贴以及制造商最优效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平偏好对供应商的最优绿色创新投入无影响,公平偏好不会影响绿色制造商提供的最优收益分享比例,而绿色制造商提供给供应商的补贴会受公平偏好影响,绿色制造商给供应商的固定补贴额是随着供应商公平偏好心理强度的增大而减小,而绿色制造商的最优效用会受到供应商公平偏好强度和自身公平偏好强度的共同影响.     

考虑仿冒商威胁的正品制造商销售模式选择策略

针对仿冒商进入市场引起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证,正品市场份额被抢占,正常的市场秩序受到破坏等问题,在考虑同时受欺骗型和非欺骗型仿冒商威胁的情形下,正品制造商通过零售商进行转售或自有渠道直销的两种销售模式,建立Stackelberg博弈对比研究正品制造商的两种销售模式的均衡结果,分析正品制造商的销售模式选择策略,探讨其销售模式选择策略对两类仿冒商的打击效果以及对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正品制造商可能不会为了维护消费者利益而选择直销模式;正品制造商选择直销模式的意愿随消费者在转售模式下对正品和欺骗型仿冒品的感知质量及欺骗型仿冒品质量的提高而减小,随非欺骗型仿冒品质量的提高而增大;正品制造商选择直销模式总能有效打击非欺骗型仿冒商,然而,对欺骗型仿冒商而言,在一定条件下,正品制造商会选择转售模式并容忍欺骗型仿冒商的存在;正品制造商选择直销模式能够提高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     

Modeling,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a carbon tax policy based on the emission factor

This paper studies a tax policy based on the emission factor, which is used as an intensity measure. Specifically, the paper models a situation where policy makers set a limit on the production emission factor of a regulated industry and require firms to pay tax if they exceed that target. The efficiency of the policy is evaluated against other existing environmental policies using a social welfare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model. A case study is buil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ement industry and is used to carry out th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nsity-based carbon tax achieves the highest consumers’ surplus and production quantities and the lowest prices. The policy is found to be effective in reducing CO₂ emissions with little impact on social welfare.     

Environmental cost of soil erosion in Sri Lanka: tax/subsidy policy options

The on-site and off-site impacts of land degrad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form of soil erosion, pose a serious problem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ri Lanka, the implementation of wide-ranging policy reform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designed to move the country toward an outward oriented market economy, have strengthened concerns abou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ountry's natural resource bas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many of the policy reforms and economic changes are determined by complex economy-wide, inter-sectoral interactions.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ncorporating soil erosion is developed to analyse the impacts of various policy reforms in Sri Lanka. Our analysis establishes three important results. First, economic losses from soil erosion in Sri Lanka are substantial. Second, trade liberalisation reforms increase national income and marginally reduce soil erosion. Third, while trade liberalis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soil erosion, complementary policies which directly target soil erosion, such as tax/subsidy incentives, are needed to minimise social losses from soil ero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