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基于集聚效应的研究

文章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决定方程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联立方程组，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集聚效应如何影响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实证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集聚效应能够改善地区的劳动错配与资本错配，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会显著提升工业产能过剩较低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生产率高地区的劳动与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工业产能过剩较高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集聚效应对地区资源配置的影响存在门槛，对劳动以及资本的影响在跨过门槛后变得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冲击将深刻地影响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本文以2007—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合作创新，但是并没有显著地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和增加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来实现。分样本回归发现，在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解发现，底层技术层面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合作创新均具有促进效应，而区块链技术和实践层面的数字技术运用对合作创新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技术竞争、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技术竞争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内外数字技术差距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负相关,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此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技术进步与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正相关,产品替代能力较弱和技术进步较慢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发挥数字技术经济赋能效应的主要原因;拓展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贸易网络中心度显著正相关,说明数字化转型企业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要求更高。这些发现为中国企业参与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提供了理论支撑。     

新冠疫情冲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变革。为适应时代发展,我国企业积极尝试数字化转型,为了更好地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文章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以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提升有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而降低管理成本、融资成本是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产生正向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此外,新冠疫情冲击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的正向影响。     

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与经济利润

传统宏观经济增长的分解框架仅仅关注微观的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无法识别要素层面的这两种效应以及两种要素的经济利润。为此，文章借助一个新的基于要素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框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以及经济利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是其产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结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以及不同地区均适用。中国工业企业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2）企业自身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增进效应贡献最大，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抑制效应大小来看，其抑制作用抵消了企业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具体到资源配置效率程度大小来看，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年均恶化程度至少是劳动配置效率的两倍，而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微弱。（3）就要素获取的经济利润份额来看，资本占优，高达3.2%，资本利润是劳动利润的至少四倍，劳动利润的上升极为有限。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中东部地区企业获取了更大的资本利润，而外资获得了更多的劳动利润，体现了外资进入中国的战略取向。东部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说明其反哺中西部地区的必要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效应，在改善企业投资不足的同时会刺激企业过度投资；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投资不足方面无显著的所有制差异，但在过度投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更易导致民营企业过度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分组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缓解”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加剧”作用主要体现在小规模企业。研究结论为进一步约束企业投资行为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服务贸易网络、信息传递与OFDI

文章立足于服务经济的非实体化特征,利用2007～2020年的OECD双边服务贸易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决策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与网络效应;贸易网络中心度较高的服务企业可以有效地运用信息优势整合服务要素资源提高服务质量,并通过降低信息壁垒克服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外来者劣势”,因此,服务质量提升及信息壁垒降低是服务贸易网络作用于OFDI的有效途径;区分贸易方向和投资模式发现,由于服务外包主要通过进口实现,而不同投资模式的服务企业对当地市场信息的依赖度存在显著差别,因此,进口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影响显著大于出口网络,且服务贸易网络对绿地投资的影响显著大于跨国并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管理效率及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均有利于增强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边际作用效果。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异质性研究发现,现阶段产业数字化缩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强于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缩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四大区域中呈现“东北>西部>中部>东部”的态势。机制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提升效应、要素市场化优化配置效应是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为此,各省份应实施阶段性、差异化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战略;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提高城乡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质量,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市场价值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上市企业2007—2020年年报文本信息,以文本关键词形式识别数字化转型强度,并检验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推动企业价值提升,在同群效应的带动下,这种市场价值驱动效应更为明显。机制识别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优化信息流转和市场预期,改善企业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困境,提升企业创新动能,这些都为企业价值提升提供了充分动力。从企业异质性视角来看,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展现出了更为显著的价值驱动力。特别地,在区分了不同数字化转型导向后发现,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增升效应较为明显,区块链技术的影响相对有限。     

市场化改革、政府融资的挤出效应与资源错配——基于各省份城投债发行的经验证据

作为政府融资的重要形式,城投债发行不仅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深远,而且影响着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分析并检验我国2005—2017年地方政府融资与信贷资源配置的内在关联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由于政府担保机制的存在,以城投债为代表的政府融资行为对民营企业产生了显著的信贷挤出效应,且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更严重,主要表现为显著抑制民营企业信贷融资,挤出了其资本投资;第二,由于研发创新的累积性特征,政府融资的挤出效应致使微观企业通过调整商业信用结构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从而保持研发投资的稳定性;第三,政府融资的挤出效应会加剧地区资源的错配程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困境进而优化资金配置效率以提升发展质量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转型和消除信贷市场歧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微观体现,在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爬取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构造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来全面反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还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在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管理性交易成本机制并不显著。（3）异质性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西部地区企业,对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结论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融资成本的影响

近年来,大量企业基于数字化转型实现了弯道超车。选取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企业年报中数字关键词的词频来描述数字化转型程度,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检验延长时间窗口发现,在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后的一段时间内,数字化转型仍然降低了融资成本;根据异质性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产生的效果更好,且东部地区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降低成本的作用更显著。     

审计关系错配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基于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审计关系错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探究客户——审计师关系暗含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监督力量之间的博弈。研究结果显示：审计关系错配区分向上错配与向下错配两种,其中,向上错配关系与企业投资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向下错配关系与企业投资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而良好的治理环境有助于弱化错配关系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向上错配主要是通过监督治理渠道降低企业过度投资,从而实现投资效率的提升;而向下错配通过信号传递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效率降低。研究丰富了审计关系错配经济后果文献,有助于厘清外部监管与企业行为间的互动关系,对促进审计市场良性关系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分省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检验了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是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还是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条件;公共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作用最大,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国际贸易技术溢出贡献虽稳定但十分有限,FDI技术溢出的作用并不稳定;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基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形单一门槛效应,当研发投入超过门槛值时,本土研发投入并不能继续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再显著或降低。     

数字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人力资本和交易成本传导机制的视角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及与产业的渗透融合，企业数字化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大基本特征。聚焦于数字化带来的变革，本文基于我国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LDA主题模型构建企业创新指标，从多重维度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成为驱动企业创新的新动能，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交易成本来推动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科技企业和高市场地位企业(行业领导者)的数字化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创新改善效应；与此同时，可以通过降低环境不稳定性程度、促进市场竞争和发展数字经济的途径来进一步发挥数字化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依托数字化及数字技术赋能创新、以创新驱动引领经济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工业行业间的资源错配与效率损失研究

文章旨在"资源配置与总量生产率"框架下研究提升行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在启动内需动力和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文章以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研究样本，采用陈永伟、胡伟民（2011）建立的引入中间投入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框架，测度了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和产出缺口。研究发现：（1）考察期行业间的劳动、资本、中间投入三大要素对产出的扭曲变动效应均为负数，表现为"中间投入扭曲带来的影响>资本扭曲带来的影响>劳动扭曲带来的影响"，中间投入的影响最大且呈现扩大趋势。（2）资源错配造成的产出缺口平均为8%。其中资本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约为劳动错配造成效率损失的2倍，中间投入造成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约为劳动错配造成效率损失的4倍。（3）工业产出和TFP变动的分解表明，要素投入增长依旧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各行业TFP的提升主要动力源于各个行业总体TFP的增长，份额效应和扭曲改变效应微乎其微。（4）资源错配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行业集中度越高、国有企业比重越大的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本和中间投入过量问题。文章研究表明加强中间投入的资源优化配置对于启动内需和构建双循环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数字化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本文以我国A股2010—2021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COM-B行为决策理论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公司税收遵从水平,该结果在经过内生性、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影响渠道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传递效率（信息渠道）、增强内部控制有效性（治理渠道）、提升现金流水平和融资能力（资源渠道）促进公司税收遵从。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外部审计质量低、高管权力大和银行竞争度低的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收遵从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拓展性研究发现,良好的数字金融环境和强有力的税收征管是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司税收遵从的重要外部条件。研究结论对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国家税收资源配置、改善收入分配、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启示意义。     

自贸区设立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自贸区政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自贸区设立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自贸区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地，调节效应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在贸易便利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本文利用2012-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从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区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对衰退期企业影响较小。进一步细分样本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成长期和成熟期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显著促进了成长期和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和渐进性技术创新。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升成长期制造业企业冗余资源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并且激励了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从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政府如何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创新扶持和激励政策提供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