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价值：知识产出的中介效应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社会创新、知识产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结果 表明,企业社会创新能够促进知识产出和提升企业经济价值,知识产出在企业社会创新与企业经济价值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企业社会创新对企业社会价值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以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为调节变量

以资源型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在两者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任期、教育专业以及职业背景的异质性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高管团队任期、教育水平、教育专业以及职业背景的异质性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高管团队特征视角下的CEO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众多前期研究已经关注到CEO任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但已有研究结论远未达成一致。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以2008—2017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高管团队特征视角重新剖析CEO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逻辑关系。实证结果发现:CEO任期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团队特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具体的,高管团队年龄、女性高管比例削弱了CEO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高管团队教育水平、高管团队国际经验增强了CEO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而高管团队任期对CEO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无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缓解前期研究结论的矛盾,进而提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几点建议。     

高管经历跨界、管理者激励与企业创新

高管团队特征和企业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2016—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背景、专利、销售和公司治理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检验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薪酬激励对跨界高管的创新行为有明显的激励作用,而股权激励的效果欠佳。在理论上深化了高管团队与企业创新研究,并为高管团队构建和管理激励提出对策建议。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高管激励与企业R&D投入——来自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分析

以沪深两市105家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选取衡量高管团队背景特征的六项指标、高管激励的三项指标及企业R&D投入的两项指标,构建高管团队背景特征、高管激励与企业R&D投入的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教育程度和专业背景与企业R&D的人力资源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职能背景与企业R&D经费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而高管团队年龄与企业R&D的经费投入水平显著负相关。(2)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正向促进了企业的R&D投入水平。(3)高管股权激励在高管团队年龄和企业R&D经费投入的之间关系上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高管晋升激励在高管团队性别和企业R&D人力资源投入之间的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综合能力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2)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风险,抑制委托代理问题促进企业创新;(3)异质性分析发现,与实质性创新相比,企业社会责任对策略性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国有控股企业和社会责任非敏感行业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肯定了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对进一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技术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419家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数据为依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产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有效地转化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高新技术企业可以进一步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来提升其技术创新产出转化为企业竞争力的效率;高新技术企业的广告投入强度能够有效地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技术创新产出向企业竞争力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     

股权激励契约、技术创新与创新效率

本文以2010-2017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Tobit模型、PSM模型研究股权激励计划中契约要素对技术创新、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严格的行权条件减少了创新投入、增加了创新产出、提高了创新效率;较长的激励有效期增加了创新投入及产出、提高了创新效率,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激励作用越弱,到第3年激励作用消失;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增加了创新投入及产出,而高管股权激励减少了创新投入及产出。研究结论为企业设计恰当的股权激励契约要素提供实证证据。     

高管对员工的注意力、冗余资源与企业创新产出

基于企业注意力基础观与冗余资源相关理论,将冗余资源进一步细分为可即用冗余、可恢复冗余和潜在冗余资源,构建了高管对员工的注意力、各类冗余资源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模型。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对员工的注意力与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当企业拥有较多的潜在冗余资源时,高管对员工的注意力与企业创新产出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     

内部控制、高管激励与创新绩效——基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以2012~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薪酬激励的增加对于促进高管进行创新活动起到推动作用,在内部控制有效性充分的环境下,高管激励与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会显著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治理效应的有效发挥促进了创新产出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社会信任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式,如何驱动企业可持续性的社会责任行为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信任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企业市场活动的“润滑剂”,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与社会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传统的研究主要研究外部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忽视了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驱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产生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外部正式制度与企业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非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工具竞争逻辑主导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价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产权、披露环境以及行业追随等方面存在异质性;（2）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呈现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倍增效应;（3）企业内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在社会信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企业内激励制度与企业外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效应;（4）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信任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即Porter和Kramer（2006）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基于“内外结合”的视角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的研究,拓展了社会信任作用与企业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以及企业重新审视社会信任的价值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社会责任的竞争工具效应提供经验启示。     

高新技术上市企业高管激励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利用2013—2015年中国创业板357家高新技术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并检验了研发投入在高管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货币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和企业绩效均呈正相关关系;(2)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正相关,即高管货币薪酬越高,高管持有股份比重越高,则研发投入越高;(3)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即企业研发投入越多,企业绩效越好;(4)研发投入在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高管激励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还通过企业研发投入间接影响企业绩效。     

风险投资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吗？

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的研究结果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本文选取2009-2018年间在中国创业板上市的708家企业为样本,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视角,构建创新生产模型研究风险投资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背景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风险投资机构的数量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有显著影响;风险投资机构的持股比例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有负向作用;风险投资金额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企业创新产出则没有影响。进一步的检验揭示了研发投入对于风险投资机构数量和创新产出之间的中介效应,企业创新产出主要源于风险投资机构数量累积效应下的企业研发投入实现。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同时具有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     

高管激励机制、组合能力对创新双元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了如何利用高管激励机制引导创新双元性的问题,重点分析了经理人持股与任期对双元创新的平衡程度和互补程度的影响,以及组合能力在此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理人持股与任期对双元创新的平衡与互补两个纬度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高管激励机制的引导作用受到企业组合能力的制约或加强。本研究弥补了以往对如何引导企业开展双元性创新的问题缺乏研究的不足,也为中国企业如何通过改革推动创新的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高管“双元”资本 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引入高管“双元”资本作调节变量，以2014-2016年1022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泊松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对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以及高管“双元”资本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和创新投入均正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股权激励负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人力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起不同的调节作用；高管社会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均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对于上市公司权衡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经营决策以及对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创新成为企业获得持续竞争的重要来源,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增加创新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绩效提升,而高管作为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决策者起着关键作用。选取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和中介模型,就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和R&D投入力度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越好;高管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R&D投入,且可通过R&D投入的中介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IT行业的治理结构、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2009—2013年披露研发数据的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综合公司治理与创新理论,探究了公司治理结构、R&D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高管的监督与激励机制、财务结构等对R&D投入的影响作用存在着复杂关系,具体表现在股权集中度、高管激励、外部治理等因素对未来一期的R&D投入存在显著的作用,而R&D投入对未来一期的企业绩效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本文不仅为研究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且对治理结构的设计与优化具有重要价值.     

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投入探析

以201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研究会计稳健性对高管持股和企业创新投入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会计稳健性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企业会计稳健性显著削弱了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     

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投入探析

以201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研究会计稳健性对高管持股和企业创新投入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会计稳健性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企业会计稳健性显著削弱了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     

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创新投入探析

以201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持股、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研究会计稳健性对高管持股和企业创新投入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会计稳健性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企业会计稳健性显著削弱了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