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防御权能与行政机关的消极义务

权利的防御权能，是指权利主体应享有的一种要求其他人承担不得侵害其权利的不作为义务的能力。在一个真正实行宪政和法治的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应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关的。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充分化的视角，可对国家行政机关应承担的相应消极义务，进行系统的条理化分析。     

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及其主要指向

权利的防御权能是指权利主体应享有的一种要求其他人承担不得侵害其权利的不作为义务的能力.它是权利的基础性权能之一.唯物史观的国家学说,更深刻昭示了公民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应主要指向国家公权力的立宪主义精神.我国传统宪法理论否定基本权利应主要防御国家公权力,是典型的理论误区.     

基本权利限制之限制

限制基本权利不仅必然也是必须,但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即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法律保留原则、限制条件明确化原则和比例原则等。法律保留原则旨在规制限制基本权利的行为主体,限制条件明确化原则是对宪法和法律限制基本权利内容方面的要求,比例原则是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实施具体的限制基本权利行为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三者构成有机统一的规则予以制约相应的国家行为。除此三原则外,限制基本权利还应包括宪法保留原则、利益衡量原则和救济原则等。但宪法保留原则在目前中国不切实际,利益衡量原则可以成为比例原则中的内容,救济原则在时下我国更多是部门法的课题。     

民生至上:紧急状态下的宪法视角

法治国家在面临突发的紧急的危险状态下,遮蔽民生,限制和克减基本人权应当遵从一定的法律和准则。从紧急状态下的宪法视角来看,国民基本人权保障与受限,限制国民基本权利和相关人权保护的理据,应遵循紧急状态下公益性条款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原则、紧急状态下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原则、紧急状态下基本权利受限的比例原则。     

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基本原则

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权利.公民基本权利进入行为领域,都应受到限制,但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应遵循下述原则:(1)不损害基本权利本身原则.不能只见限制,不见权利;(2)法律保留原则.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进行;(3)明确化原则.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条文的文意,应具体明确;(4)司法审查原则.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具体行为,公民相对人可提起司法审查.     

儿童权利保护中国家介入的前提与原则

对于儿童权利的保护,国家从早期经利害关系人申请而被动介入家庭领域,发展为积极介入。国家的监护责任对传统理念上的家庭自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国家介入私权领域应当具有界限,其介入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儿童权利正遭受侵害或者有受侵害的威胁,并遵循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伤害原则和比例原则。     

论“断水、断电”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正当性

＂断水、断电＂是督促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有效手段,能在当前水污染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对目前已有规范进行分析后发现,它对若干基本权利构成限制,与最小侵害原则不符。然最小侵害仅为比例原则组成部分,乃警察法时代控权理念的产物。时代背景变迁后,它已不再单独具有评判管制措施合法性的功能。＂断水、断电＂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方式,至少在我国当前的水污染治理领域中具有正当性。     

国外宪法基本权利的效力实现及对我国的启示

大部分国家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条款成为控制国家公权力对私权侵害的有力武器。宪法的传统公法性质限制了其适用对象,一些国家宪法在原则上不能直接适用或者有限地适用于公民之间的私人侵权行为。现代宪法理论逐渐关注基本权利在私人主体间的效力问题,以拓宽基本权利条款的实现路径。美国"国家行为人"理论新发展、德国间接第三人效力理论以及其他国家的宪法实践逐步区分出基本权利条款实现的不同模式。比较其他国家基本权利的实现路径,可以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效力模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战后国民党对国民大会的制度设计

针对蒋介石的独裁,战后国民党提出了增强国民大会的职权,限制总统的权限的制度设计,希望通过增加会期和常设机构的方式来加强国民大会对政府的控制。这种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孙中山五权宪法中的两个基本原则———人民有权原则和权能分治原则,在制度层面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人权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护

从人权角度来看,罪犯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少数人的权利、一种弱势群体的权利和一种宪法性的基本权利。罪犯权利保护要遵循权利推定原则、义务法定原则、克减明示原则和特别保护原则。在宪政意义上,罪犯权利的保护程度不仅是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状况的衡量标尺,而且还是一个国家是否达至法治状态的重要标志。     

政府应急处理中的人权保障——以比例原则为视角

作为我国行政应急管理的基本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通过构建紧急状态下国家和公民活动规则的基本原则与框架,尊重和保持非常时期下的宪法民主制度和公民权利,从而维系宪法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有效处理突发事件要求政府在紧急状态中享有应急特权,而应急权的行使当然应以比例原则来加以规制。我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对比例原则进行了明确规定,通过其合理适用,比例原则将有力促进政府应急处置权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实现法治国家在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     

论“以人为本”原则在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体现

"以人为本"是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诠释,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其实质是以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政府权力行使的根本。在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既有助于国家在突发事件中积极行使权力,也有助于防止国家滥用权力。总体而言,"以人为本"原则在我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已经有了较好的体现。但未来仍需要完善现行突发事件应对法律制度,以使"以人为本"原则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金融应急管理程序法治论

重大突发事件的爆发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带来的重创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通过金融应急管理权来实施紧急状态的金融治理是各国监管当局的共识。金融应急管理权具有应急性、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和权力扩张的天然性，这决定了必须通过程序法治对其实施规范治理。金融应急管理程序法治的构建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协同应急原则、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原则和保持透明度原则，围绕金融应急管理的启动、运行和退出程序展开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     

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民主机制中的作用

司法审查制度是美国民主机制中至关重要的制度因素,它在实现美国宪法分权制衡原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司法审查制度是美国权力监督机制有效运转的关键所在;司法审查制度又是"依宪治国"和联邦统一的根本保证;这一制度也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国家税权与纳税人权利的冲突和协调

对国家而言,职能行使的基础是物质财富,而物质财富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家税收;对纳税人而言,合法的物质财富是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国家征税,公民纳税,这是一对永远都消除不了的社会矛盾。随着法制的发展和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纳税人对自身权利愈益珍视,税权和纳税人权利的冲突也愈益加剧,这必然影响到社会资源配置模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也必然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因此,如何协调好税权与纳税人权利的关系,是决策者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特殊权力关系下的宪法权利

特殊权力关系下宪法权利的适用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全面否定宪法权利在特殊权力关系中的适用阶段;承认基本权利在特殊权力关系中的适用,但却不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的阶段;承认基本权利在特殊权力关系中的适用,对它的限制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的阶段。特殊权力关系下限制宪法权利的理论根据主要是对自身体系功能维持的需要,在哲理上可以从多数与少数之辩证关系的角度加以说明。特殊权力关系下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不能突破一定的界限。     

政府信息公开请求权对象范围的确定

各国对政府信息公开请求权的对象范围确定普遍遵循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只要确定了不公开信息的范围,就可以明确可以申请公开的信息的范围。在确定不公开信息时可以采用利益平衡原则——公共利益、行政特权、私权利与信息公开请求权的平衡。     

论比例原则对行政强制权的规制

被誉为行政法"皇冠原则"的比例原则,在行政强制领域的适用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是宪政哲学、控权思想和法治理念在公权力运行中的具体表现。我国《行政强制法》对比例原则的引入和适用体现了立法机关对公私权益平衡的考虑和对个体权利免受非法侵害保护的关注。由于引入时间较短以及具体国情的特殊复杂性,加之原则固有的抽象性、辅助性特点,比例原则在我国法域内的适用程度不够彻底充分,在规制行政强制权行使范围和行使方式方面尚存在一定局限性。现阶段应将比例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在立法上做出明确表述并加以细化规定,强化该原则在紧急强制执行和救济途径选择上的适用,将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作为司法审查的考量因素,通过案例指导规范比例原则的准确适用,充分发挥其规制行政强制权滥用、保障相对人权益的功能作用。     

论行政法治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实施 ,行政法治也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行政权的日益发展 ,行政权力的腐蚀性特征 ,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等 ,要求行政法治。而行政法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既要有紧迫感 ,又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本文认为主要要作好以下工作 :改进行政立法 ,制定良好的行政法律 ;把握法治形式价值 ,切实依法行政 ;完善监督机制 ,对行政权施行有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