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建国初期乡村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为考察对象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宏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生产关系,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重新整合,农民协会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民国时期贵州的保甲制度与乡村社会秩序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对抗共产党在贵州的影响,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从1935年至1949年在贵州乡村强力推行保甲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格局,对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但由于地方精英的不配合,保甲长素质的低劣,加上制度本身的缺陷,最终没有达到其政治目的,也没有实现对贵州乡村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政治结构及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使国家权力自上而下逐步深入乡村社会 ,在制度结构、权力结构和人事结构等方面引起了社会的变迁。从乡村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制度变革只是一个过渡。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来看 ,在这个过渡时期形成了乡村政治的一对基本矛盾 :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不吻合的矛盾。这种结构上的矛盾导致了功能上的异化和士绅规避主流政治、新旧力量扌干格、农民对政治参与表现消极甚至敌视等一系列问题 ,使国家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处于恶性发展之中。可以说 ,南京国民政府的村制变革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新变化 ,但没有带来新出路     

人民公社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其影响

人民公社时期,乡村权力结构呈现出高度集中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权力机构的层控性、党组织领导的一元化、权力阶层的单一性和依附性、权力结构的排他性和稳定性等方面。高度集中型的乡村权力结构破坏了农业生产,阻碍了乡村社会的正常分化,扭曲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激化了乡村社会矛盾,成为社会现代化的障碍。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新时期乡村小说与"权力主题"

关注乡村权力状况是新时期乡村小说一个贯穿性主题,包括四个方面:权力与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与经济,官场权力游戏.它们有所关联,但存在明显的递进演变,显示了文学与时代的联系以及乡村权力的时代特征.同时表现了创作主体意识走向自觉的趋势.乡村小说的权力主题针对着乡村重要现实问题,体现了强烈社会责任感.     

制宪权性质之法理剖析

对于制宪权性质的认识错误,是造成我们在"权大还是法大"等问题上陷入逻辑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制宪权不属于国家权力,而是政治社会的最高权力,它具体体现为特定政治社会中的一个阶级或者几个阶级的联盟按照自身意志缔造国家的政治控制力,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价值系统.制宪权的行使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交接与委托,也意味着公共权力规范化与法治化的开端.     

深度嵌合:乡域政治中的精英互动——以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

该文以发生在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探索在乡域政治运作过程中,以乡镇干部为代表的国家精英、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双重精英和以地方能人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文本的叙事性描述和“过程—事件”分析,研究发现在国家权力的实践过程中,乡域政治中各精英主体深度嵌入乡村熟人社会结构,通过体制、权力、文化和关系等共同运作...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     

早期国民党乡村渗透的制度逻辑:从权力结构均衡分析

早期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且通过保甲制来控制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其获得了对乡村的支配优势,基于此,国民党组织力图向乡村渗透.为避免"党政合一"造成乡村治理的官僚化,国民党在基层推行"党政分开"并倡导"党义治国",但在当时中央权威不足的背景下,"党国体制"的调整导致了国民党基层治理权力的空洞化和劣化,这意味着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分散的社会权力更无力制约政治权力载体的资源汲取,也就不能阻止破产的、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权力载体被反体制精英重新组织化为反体制力量.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权力重组与关系演变

乡村权力结构问题是我国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乡村社会的重要视角。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地区权力结构经历了多次的重大变革,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前,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央政策的支持,城镇化在我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乡村权力结构在城镇化浪潮的影响下,处在一个"二元权力"为主、权力多元化趋势的形势中。然而,乡村社会只有在一个优化的权力格局和关系中,才能真正的对乡村各个权力主体共同利益的实现起到积极的作用,更能切实的改善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促进我国乡村社会的长久健康发展。     

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的互动与互济

乡村问题始终是我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一直是政府的追求。在当前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了国家权力干预过多与对乡村社会权利的救济能力不足、自治不足与过度自治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力量的良好互动与协同发展。     

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

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权的行为逻辑出现了新变化,当前乡村基层政权运转正遵循着"不出事逻辑",其核心表现就是消极和不作为.这种逻辑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和体制根源.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乡村基层治理进一步陷入困境,农村社会更加失序.为扭转这种局面,必须重建地方政治及重建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利益连带关系,坚持讲政治、讲正气、讲原则,使得乡村治理回到正轨上来.     

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

桂东南是一个移民地区,人们有很强的宗族观念,并制定了种种措施维护宗族。由于国家权力对桂东南管理的相对弱化和近代社会的数次大动荡,宗族成为近代桂东南社会中最现实、最直接、最突出的乡村力量。宗族在近代桂东南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组织乡村政治权力、对经济渗入、控制乡村教育等方面。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研究

学术界对中国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展开的,集中对乡村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城市街区"权力结构"变迁以及"实践"(动态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诸多讨论,得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国家(政府)是铁板一块的或"同质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仍旧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状态.     

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士绅

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既拥有一定的科举功名,又有一定的财富,并且还是宗族中有影响的人,他们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精英.士绅们在乡村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资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科举制的废除中断了士绅阶层的产生机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界限内,士绅们凭借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而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仍然居于领导地位,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仍然是乡村社会的精英.     

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建构——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的个案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社会改革运动中,中共通过动员民众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财产,对组织内的群众开展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摧毁了传统乡村的权力体系,瓦解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以贫雇农积极分子为主体的新社会组织在乡村逐步建立起来.农民协会、青年团、妇代会、民兵等这些新的社会组织通过请示汇报、会议制度和自身整顿,树立了在乡村社会中的威信,并进而塑造了党的权威形象.组织的楚构,空前地扩大了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开启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组织化、政治化的进程,党和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