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秸秆生物质资源的户用沼气区域风险研究

【目的】运用风险评价手段,对我国农村基于秸秆生物质资源的户用沼气进行区域风险评价,为户用沼气的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在综合分析产业发展风险因子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从原料供应、温度保障、社会经济、制度技术4个风险层面,共选取了秸秆资源总量、秸秆产量平均增长率、平均气温、农户人均年收入、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和制度技术进步水平等6个指标,建立了基于秸秆生物质资源的中国户用沼气区域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结果】我国各省区在各个风险层面差异较大,综合风险较高的是青海、甘肃、西藏、宁夏、新疆等农业生产水平落后的省份及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综合风险较小的是河南、山东、四川、河北、湖南、广西、湖北、吉林、江苏、辽宁等传统农业省份;其他省份发展农村户用沼气的风险水平一般。【结论】按照一定的分级区划标准制备的全国户用沼气风险图,可以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较为科学和直观的理论指导。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研究——以山东省16个地级市为例

基于2011—2020年山东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山东省各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显著上升，济宁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数增长最快，由2011年的0.2112上升到2020年的0.4359，且鲁东地区整体强于其他地区。(2)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主要表现为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转换，2020年的威海、潍坊地区的协调度较好，分别为0.6366、0.6175；菏泽的耦合协调度最弱，为0.5539，整体表现为鲁东及鲁中地区的协调度高于鲁西南地区。鉴于此，针对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从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及目标，完善普惠金融设施体系建设，提升农户金融素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都市型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运用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构建了包含9个指标的我国都市型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此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14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4个具有代表性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城市的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的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分别为0.47、0.18、-1.08、0.43。各城市应当充分借鉴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的经验,结合自身的资源及地区优势,找到合适自身发展的方向,进一步提高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     

我国31个省区农村居民经济状况排序和聚类

为对我国31个省区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进行排序和聚类,借助MATLAB软件,对反映各省区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的一些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综合评价得分较高的依次为：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山东、辽宁;综合评价得分较低的依次为：甘肃、贵州、西藏、新疆、云南。这31个省区农村居民经济状况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大致同步但不完全一致。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的提升,有赖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应当统筹把握和全面协调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整个国家社会福利最大化。     

西南三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从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乡村居民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使用程度以及金融产品的使用效用性等3个维度,利用面板数据及相关计量方法,测度了2007—2016年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表明,四川省和云南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高于贵州省,但贵州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四川省和云南省。最后,从加强西南地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加强政策支持以及学习并推广东部农村金融发展的先进模式等方面提出了提高西南三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建议。     

我国31个省区农村发展水平比较

摘要采用2010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统计数据,从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挑选了12个指标来构建农村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区农村发展水平的现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2个指标可归为4个因子：收入与支出因子、农业规模与科技因子、生活质量因子和农业产出因子;根据农村的发展水平差异把当前我国31个省区分为4类：上海、北京和浙江为第1类,农村发展水平最高;江苏、山东和天津为第2类,排名4～6位;广东、吉林、辽宁、河北、福建、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为第3类,排名7～18位;四川、海南、宁夏、山西、广西、山西、新疆、重庆、西藏、云南、甘肃、青海和贵州为第4类．排名19～31位。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研究

依据农村基础设施生产型、生活型、服务型、生态环境型4个类别的划分,选用34个具体指标,构建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计算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最后根据得分结果提出了中国西部各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基于新疆82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运用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对2006—2012年新疆82个县(市)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不同,南疆地区基础效应高于北疆地区,增长效应更加明显;部分农户收入高增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以及贫困地区均出现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呈负效应的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和金融体系结构与功能矛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农村金融排斥,优化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环境,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创新性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满足不同金融需求,提高监管有效性,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农村普惠金融领域等建议。     

基于百度指数的中国省域金融集聚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化分析

通过引入百度搜索指数,从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四个维度构建省域金融集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犹豫模糊语言TOPSIS灰色关联投影法测度2013-2017年中国31个省域的金融集聚水平并分析时空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除西藏外,我国其余30个省域的金融集聚水平都呈现出波动增长的态势,其中浙江、江苏、山东的增速位列前三位;北京、广东、浙江的金融集聚平均水平位列前三位,并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的总体特征;中国金融集聚存在一定的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我国省级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目的 】对中国省级农业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研究,进一步确定中国农业数字经济程度和各个指标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方法 】文章构建了包含3个一级指数、12个二级指数的农业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21年我国30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上海市）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数据,通过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对我国各地区份农业数字化进行综合评价。【结果 】各地区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所构建指标密切相关;综合评价得分前5位分别为浙江、北京、江苏、广东和山东,后5位分别为云南、贵州、吉林、西藏和黑龙江;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类第一大类包括2个地区,分别为江苏和浙江;第二大类包括2个地区,分别为北京和广东;第三大类包括山东、河北和河南等6个地区;第四大类包括重庆、黑龙江、新疆和内蒙古等12个地区;第五类包含贵州、甘肃、青海和西藏等8个地区。评价结果与我国农业数字经济实际发展状况基本相符。【结论 】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地理、经济、农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各地区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在农业数字经济方面普遍较为发达,而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水平由东部到西部...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受到高度关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大产物,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3—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对中国31个省份（未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普遍偏低,且各省份间存在显著差异;分区域来看,共同富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从空间上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基于此,建议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间横向带动来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我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有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服务、金融科技公司的农村产业链金融和互联网+农村供应链金融服务三种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具有低成本、跨空间、速度快等特点,农村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金融服务全覆盖,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不高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还存使用程度不足、缺乏有效的征信体制和监管较难等问题。     

我国各地区农机合作社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为研究全国各地区农机合作社发展情况,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全国30个地区农机合作社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分析.将反映农机合作社发展水平的占地面积、机库面积、农机具总数、年经营收入等10个指标提取为基础设施、生产要素、经营效益等3个主因子,计算各主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综合得分方面,4个地区超过0.5分,12个地区低于0分,不同地区间农机合作社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各主因子得分方面,政策扶持力度大的地区,基础设施因子得分高;生产要素因子得分高的地区综合得分相对高;南方农机合作社的经营效益因子得分高于北方.根据各主因子得分,把全国30个地区划分为4类.为推动各地农机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提出强化人才培训、拓展服务领域和注重政策支持等建议.     

省域低碳农业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利用低碳化水平和社会投入水平等4个方面入手,运用熵值法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30个省（市、区）低碳农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排名前五的是海南、北京、上海、青海、天津,排名后五位的是湖北、甘肃、江西、山西、辽宁.在此基础上,依据低碳农业得分、能源利用低碳化水平,将各省按“高水平-低排放”“低水平-高排放”“高水平-高排放”“低水平-低排放”分类.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天津等12个省份属于“高水平-低排放”地区,河北、云南、湖南等9个省份属于“低水平-高排放”地区,贵州、四川、陕西、内蒙古、河南等5个省份属于“高水平-高排放”地区,福建、广东、安徽、辽宁等4个省份属于“低水平-低排放”地区.     

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研究

在我国高等教育从规模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过程中，科学、合理、准确地评价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从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五大维度构建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我国各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以及各维度指数，并对影响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较低；地区差异显著，整体呈现由东部到西部逐渐降低的趋势，北京、江苏和上海位居前三位；创新发展维度和专利出售当年实际收入因子是影响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提升的第一障碍维度和关键障碍因子。     

浅谈在互联网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支持,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已成为当下我国实现农业乡村振兴、深化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目标。互联网金融的独特方式给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此同时也可以此为窗口搭建更加完备和高效的农村普惠金融运行体制。充分考虑到当前我国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实际情况,讨论互联网金融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阻碍和困难,给出我国农村地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方法和对策。     

省域农村现代化水平评价与区域差异分析

评价省域农村现代化水平并分析其区域差异，对于促进省域农村现代化均衡、充分发展意义重大。本文运用综合评价、K-means均值聚类分析、差异指数和指标优劣势分析等方法，在测度2010—2020年省域农村现代化水平指数的基础上，剖析其发展规律并划分地区类型，从总体、子系统和地区类型3个维度量化分析其区域差异，并对各类型地区省域农村现代化水平指标的优劣势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2020年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和福建5个省份处于农村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后期，天津、广东、山东等11个省份处于农村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期，西藏、广西、甘肃等15个省份处于农村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前期。省域农村现代化水平呈现“由东向西递减”分布格局，空间分布特征表现出与经济区域、粮食功能区域分布特征的高度关联性；2010—2020年各省农村现代化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升；省域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不同类型区域间的差异，各类型区域内差异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不同类型地区间的优劣势指标具有异质性。因此，为推进省域农村现代化快速、均衡发展，应坚持“扬长补短、分类施策”原则，以低水平发展地区为发力点，以狭义农村现代化水平子系统为主要抓手，瞄准不同等级发展水平地区、不同经济区域、不同粮食功能区域的共性优劣势指标，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来为农户、涉农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农村群体提供共享、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本文在概括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意义基础上,根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优势,通过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的分析,针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农村居民数字普惠金融意识薄弱;网贷平台风险防控难;征信体系不完善;提出了化解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困境的对策: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普惠金融意识;加强农村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风险防范;完善农村金融征信体系。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扩大了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缓解了农业农村农民的融资难题,实现了运用大数据征信体系精准授信,比起传统普惠金融更具优势。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问题是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     

在互联网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支持,而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已成为当下我国实现农业乡村振兴、深化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目标。互联网金融的独特方式给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此同时也可以此为窗口搭建更加完备和高效的农村普惠金融运行体制。本文结合当前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实际情况,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阻碍和困难,并提出建议措施,以期推进我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