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RD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RD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会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在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测算了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三种渠道下的RD资本溢出以更为全面地考察研发投资的作用,进而以2000—2009年中国制造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结果发现:在资源加工业和机械电子业中,RD投资和产业间RD溢出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国际贸易与FDI渠道下的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于轻纺制造业来说,RD投资并没有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的RD溢出却都有助于其生产率改善。     

资产专用性与公司纵向并购财富效应: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资产专用性与公司纵向并购财富效应的相关性.以1998-2008年间发生的、上市公司作为收购方的国内非关联股权标的纵向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以地点相近性、研发支出密度和契约密度衡量公司纵向并购双方的资产专用性.结果发现,并购交易双方资产专用性越高,收购方公司财富效应越大,且随着并购双方纵向关联程度的增加及它们所在地区产权保护程度的降低,资产专用性与公司纵向并购财富效应间的正相关性越强,支持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假说.这表明,在不完善的法律制度、较差的契约实施和低效的社会信任条件下,纵向一体化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机制,保护交易双方,特别是对私人控股型的收购公司来说,有价值的专用性资产投资能使其免受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     

市场化程度、地方保护主义与R&D的溢出效应——来自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在经济转型国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一国(地区)的R&D投入,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R&D溢出水平的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1年间中国内地全部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通过距离代替贸易衡量国内地区间溢出的相对重要性,将"R&D溢出具有距离衰减性"作为既定前提条件,估计了市场化程度和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国工业R&D溢出水平的影响。在控制了溢出接受地自身R&D投入水平、国际R&D溢出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后,本文发现:(1)市场化改革提高了R&D溢出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特别是在来源地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溢出接受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R&D溢出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2)地方保护主义对R&D溢出有显著的负效应,R&D溢出越大,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负效应也越大。当考虑了距离对溢出的不同影响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本文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提高R&D的溢出水平,除需保证必要R&D投入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进市场化转型与消除地方保护壁垒,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     

进口关税减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本文运用最为细化的微观数据从企业层面首次研究了进口关税减免对中国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进口关税减免带来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最终品关税减免的要大。     

生产效率与市场竞争度：纵向一体化影响因素的研究

采用一个简单的模型研究纵向一体化的决定因素,这个模型是GH模型的扩展.研究发现当下游产业(制造商)生产效率较高而上游产业(供应商)生产效率较低时,制造商和供应商更倾向于进行后向一体化.相反,当上游产业生产效率较高而下游产业生产效率较低时,它们更倾向与前向一体化.还发现两企业之间的高相互依赖度促进一体化,中间产品市场的高竞争度抑制一体化.这个结论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与不完全合约理论的观点完全一致.     

交易成本、产业特征与纵向一体化——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纵向一体化水平,不同产业的企业如何根据自身的产业特征选择适当的纵向一体化水平值得研究。本文结合交易成本经济学,选取了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2000年~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交易成本、产业特征与纵向一体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制造业的纵向一体化水平与产业规模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交易频率、劳动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出口强度成负相关关系,而与资产专用性无显著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我国不同类型的企业兼并重组等纵向一体化决策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和不同类别企业间金融资源配置的现实背景,构建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分析框架,测度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其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研究发现：（1）制造业行业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而行业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在行业内配置中,债务配置效率和融资规模配置效率相对较低。（2）在样本期内,制造业总体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年均为37.30%,其中,行业内和行业间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年均分别为31.54%和5.76%。在行业内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中,债务配置扭曲和融资规模配置扭曲是主要来源。金融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比“规模歧视”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大,且非国有和小规模企业内部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各类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显著减少。（3）重点产业前期金融支持政策形成的“好”扭曲不同于传统非重点产业的“坏”扭曲,随着重点产业的发展,“好”扭曲会缓解,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也会因此下降,“好”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一作用规律对当前金融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间有多大?——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估计

本文提出一个同时估计替代弹性(溢价)、要素产出弹性、企业异质性(包括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结构估计框架,尝试把资源配置文献朝"微观化"发展方向推进。运用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空间平均达到160%。结构估计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反事实分析,它显示未来10年里即使只释放出配置效率改善空间的一半也能保证每年3.85%的经济增长率,改革"红利"仍然十分丰厚。反事实分析还表明,与地区(省)内扭曲相关的资源误置约占60%,地区(省)际约占40%;消除省际扭曲、实现全国统一有效的大市场,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也能增加约70%的总产出。因此,应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缓解和消除行业内、地区间的各种扭曲,实现高质量增长。     

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出口: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

本文运用Ellison和Glaeser(1997)构建的EG指数或γ指数,量化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GMM模型讨论了制造业空间集聚、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γ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明显在加深,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行业不断向东部沿海有限的几个省份或区县集中,成为了高度集聚或非常集聚的行业。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显著推动了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现象在本文得到了验证,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出口强度反而更低;但本文并没有发现"融资约束悖论"在中国的存在,本文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越弱的企业,出口强度更高。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资本密集度、经营规模、劳动成本以及经营年限等都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低技能就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人工智能重塑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加剧了行业内低技能型劳动力被取代的危机。本文以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理论机制为分析框架,聚焦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对低技能就业比重的因果效应。基于2011-2017年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首先将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定义为"AI产业化"和"产业AI化",基于定义、逐家判断人工智能企业名单并定位人工智能的初始时间,再采用双重差分法围绕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就业比重的因果效应及效应的传导机制展开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制造业企业融合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低技能的就业比重,即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业内低技能潜在的就业机会被人工智能所挤出;(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就业比重的负向效应具有动态异质性,即企业融合人工智能的时间越长,低技能就业比重下降的越多;(3)人工智能虽然通过刺激当期资本积累和收入扩张补偿了部分低技能就业比重的减少,但同时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边际产出,促使企业最终减少低技能员工的就业比重。     

竞争视角下的剩余收益来源分析

利用剩余收益估价模型能提高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的准确性,因此剩余收益的来源显得至关重要.以2001年～2005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Panel Data和OLS回归方法,从竞争的视角对公司剩余收益的来源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剩余收益确实来源于企业的经活动,并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强而降低;公司不同性质的负债杠杆对剩余收益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经营负债杠杆产生正面影响,金融负债杠杆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影响随着竞争程度的减弱而增强;同时剩余收益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市场份额的拓展、产品差异化和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提高而提升.     

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与管理者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研究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的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披露策略。研究发现,相比于业绩较好公司,业绩较差公司年报文本信息的复杂性更高,且上述关系在盈余管理空间小、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两职合一和法律风险低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越高,管理者获得的超额薪酬越高;相比业绩较好公司,业绩较差公司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的短期、长期市场反应更积极。研究表明,出于自利动机,管理者会操纵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文本信息复杂性操纵对数字信息操纵有替代作用,且管理层持股及公司内、外部治理均会影响文本信息复杂性操纵;通过操纵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管理者能够获取更高超额薪酬,并提高公司市场估值。本文首次基于中文年报文本信息大样本分析,为已有文本信息复杂性披露策略研究提供了实证证据,验证了数字信息和文本信息操纵手段间的替代效应,拓展了机会主义披露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监管法规具有重要启示。     

营销标准化战略的影响因素模型及其实证研究——以中国制造型跨国企业为样本

标准化作为全球营销战略的标志性立论,强调以全球整体化的视角看待各个国家市场,强调发掘并充分利用各国市场的趋同性特征,由于其规模经济和低成本优势,营销标准化战略成为当今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迅速扩张的有力武器.在对以往文献梳理归纳的基础上,构建营销标准化战略的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利用81家中国制造型跨国企业的调研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实证分析表明,关于营销标准化的若干结论基本适用于中国跨国企业,标准化战略的影响因素可以聚合为外部标准化条件和组织管理特征两个变量,前者从外部产业和市场结构的角度解释了跨国企业实施标准化战略的潜力差异,后者揭示了组织文化、组织结构等管理特征对跨国企业标准化战略执行力度的影响,所获得的实证结论对中国制造型企业的跨国经营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民营企业选择金字塔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在投资者保护有限的环境下,从终极所有者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其在金字塔结构与水平结构间进行选择时的选择效应模型,并以2001年至2005年815个民营金字塔企业观测值和141个民营水平企业观测值为样本,运用Logistic分析方法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当该企业的投资规模较大、预期收益较低、投资者保护较差时终极所有者会选择金字塔结构,反之则会选择水平结构.我国金字塔企业的举债能力并没有显著低于水平企业,这可能是源于金字塔企业的投资规模效应或声誉动机.     

产品多元化、国际化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产品多元化与国际化战略是公司成长的两种重要模式.本文以2002-2004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路径分析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公司在实施产品多元化与国际化战略的程度上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体现了两种战略的互补效应,并且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这种关系更加显著.此外,利用2002-2004年三年的混合样本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两种战略对公司绩效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公司绩效的间接影响存在着互补效应.     

公共压力、社会声誉、内部治理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内在激励促使企业充分地披露环境信息是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生态危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和决定因素.我们发现,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比例和水平逐年提高,但披露内容具有选择性和应对性,对污染物的排放后果、法律诉讼以及可能面临的或有负债等负面信息披露不足;来自环保部门、政府的公共压力或政治成本,以及企业品牌声誉的内在激励,显著地影响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概率和水平;来自银行债权人的监督、企业的两权分离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是否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概率,但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Determinants of the Annual Duration of Sickness Presenteeis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uropean Data

Sickness presenteeism, i.e. going to work while sick, can cause substantial productivity losses. Focusing on work‐related characteristics, we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annual duration of sickness presenteeism using representative European cross‐sectional data. We find work autonomy, workload, tenure, and the work environment to be the quantitatively most relevant determinants of sickness presenteeism days. Work autonomy (control over one's work, being supervisor), workload (weekly working hours, time pressure), and tenure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sickness presenteeism days. In contrast, a good work environment (good work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support) comes along with fewer presenteeism days.